沦陷时期南京工商业的“复兴”——以南京日本商工会议所调研报告为考察对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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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沦陷区的秩序与治理

沦陷时期南京工商业的“复兴”——以南京日本商工会议所调研报告为考察对象（上）

王萌申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12年至1937年间日本驻华使领商务报告整理与研究”（20&ZD23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萌、申晴，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邮编）。本文来自《历史教学问题》2022年第1期。注释从略，可参见原文。

摘要：南京日本商工会议所是近代日本海外商工会议所集团中的特殊一员，其成立于沦陷时期的南京，被日本军政当局赋予“经济部队”的重要角色。该会议所不仅是代表南京日商整体利益的总商会，也是日本军政当局统治南京工商业、谋求建立殖民经济体系的重要组织。在1940—1943年期间，该会议所通过对南京工商业进行系统全面的调查，为当地日商提供较为准确的经济情报，服务于日本军政当局对中日商人的经济统制政策。从会议所的调研报告中不难发现南京工商业自1938年2月起逐步走向“复兴”，遭受劫掠后南京社会出现的新气象，喻示着民族工商业顽强不息的底力与抗争精神。另一方面，南京工商业的“复兴”也寄托了日商寻求扩张的期待。日本商人在调研报告中的殖民思维，充分反映日本对沦陷区殖民统治“政军商一体”的本质。

关键词：抗日战争；沦陷区；南京日本商工会议所；工商业；调查研究

南京作为民国时期重要的政治城市、消费城市，全面抗战前已形成较为发达的工商业。在沦陷初期南京工商业遭受的兵燹与劫掠，喻示这座城市的悲惨命运。以往中外学界关于沦陷时期南京的研究，较多集中于初期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战争暴行，近年来，后大屠杀时代南京社会的动向引起学界关注，日本军政当局推行的“宣抚”工作与对民心的谋求，揭示了沦陷初期南京工商业的一些侧相。一些学者利用中方公私文献，批判日伪当局对南京工商业的摧残、垄断与控制，从他们的研究中不难发现南京工商业逐步走向“复兴”的迹象。南京日本工商会议所作为当地最具影响力的日商组织，在1940—1943年间曾对当地工商业进行过系统全面的调查，形成内容丰富的调研报告，我们希望利用这一重要史料，从中捕捉南京工商业从废墟走向“复兴”的历程，而日本商人对其发展状况的研判，反映日本对沦陷区实施殖民统治的一些特点。

一、作为“经济部队”的南京日本商工会议所

1878年，日本在东京、大阪、神户设立“商法会议所”，是为商工会议所的前身。日俄战争之后，伴随日本侨民大量涌入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商人在奉天（今沈阳——笔者注）等城市开办“商业会议所”。在日本军政当局的庇护下，商业会议所成为以维护日本工商业者利益为宗旨的经济组织，以奉天商业会议所为开端，日商逐步在中国关内外各主要城市设立商业（工）会议所，日本由此构建起强大的在华工商业网络。

南京日本商工会议所是日本海外商工会议所集团中较晚成立的一员。长期以来，南京并不为日商所关注，“南京原非商业城市，故而可见日人发展极为迟缓”。至1937年3月时，日本在南京的侨民仅154人，日商在当地主要经营杂货业，商业活动并不成气候。1937年12月，南京沦陷于日军之手，在历经近六周的大屠杀后，日本军政当局以“宣抚”工作为策略，逐步在当地建立以日军为主导、傀儡组织协从的殖民统治秩序。在日本军政当局的鼓动下，大量日本侨民涌入南京。1938年3月南京居留民会成立，时日侨人数为720人；至1938年末时日侨人数达3950人，一年后增至8425人。伴随侨民人数的不断膨胀，1940年6月，南京居留民会升格为南京居留民团。

日商，是日本侨民中的主力军。南京“维新政府”成立后，面对大量日商涌入，日本军政当局不得不对其经营活动有所限制，“目前不受管制的一般性经营业务，获得批准的件数已过多。需适当考虑避免当地侨民间的竞争，再采取对其批准的方针”。1939年末，在南京的日商企业达927家，主要由贸易商、餐饮服务商及土木建筑商构成。在日商看来，“南京作为交通上的要地，不可否认其在经济发展上具有很多未来性”，且为了“以当地华商为对象而进行漂亮的商业战”，同年10月日商成立南京日本商工会议所。至1940年2月，南京日本商工会议所的成员达到202家，会议所“几乎将在南京的所有日商网罗其下”，成为受到日本军政当局瞩目的“经济部队”。在南京商工会议所的推动下，进入南京的日商数量急剧增加，据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调查，至1941年5月末在南京的日商企业达1672家。

日本军政当局对南京日本商工会议所大力扶持，鉴于“当地商工会议所成立时日尤浅，且并无如其他地方般的有力工商业者”，日本驻南京总领事花轮义敬向外务省呼吁，请求对南京日本商工会议所投入恒常性的经费支持，同时要求会议所进一步扩大规模，“为求会议所的强化与财政基础的稳定，依据馆令将会议所改组，要求增加会员与增收会费”。南京商工会议所成立后不久，即成为日本在南京工商业中推行统制经济的中枢机构。自1938年12月以来，在日本军政当局的指令下，南京日商成立包括鸡蛋、饮食店、汽车业、下关餐饮、点心、旅馆业、百货业、铁工业等39家同业行会；1940—1941年期间，另成立南京汽水工业行会，华中棉纱布销售协议会、华中肥皂销售协议会、华中砂糖销售协议会、华中食用油销售协议会、华中钢铁产品销售协议会等5家商品销售行会，以及南京日本米谷业行会、南京日本人木材联合销售行会、南京香烟批发行会、南京食料食品商业行会等4家商业行会。这些林林总总的行会以日本南京商工会议所为中心，彼此互相关联，将南京日商从事的各行各业纳入日本的统制经济体系之中；此外，这些行会团结于商工会议所的另一重要目的，在于共同抑制华商经济的“复兴”，即“为了应对伴随民族资本复归当地华商开始出现的抬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中国沦陷区推行“以战养战”“现地自活”政策。南京日本商工会议所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分担东亚共荣圈重要一翼的华中，在整体经济层面应迅速整备，当地要顺应临战体制，积极促进日中经济提携，以求确立同甘共苦的现代经济，为达战争目的而迈进。故于此间，国都商工会所的任务可谓极重大，其地位可谓极高”。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策划下，日本南京商工会议所要“摆脱以往俱乐部式的会员组织”，锐意进行内部改革，提高事务处理效率，展开准确迅速的调查，充实资料并明确其出处等，“不仅为首都南京之工商经济发展，进而要为华中经济之复兴倾注微力，为中日提携融合、经济合作作出贡献”。作为改组的重要内容，加强对当地工商业的调查研究，成为商工会议所的重要课题。会议所内设调查课为之扩充：

本所于南京设立伊始，即为收集南京日商发展的基础资料而从事经济调查。调查课伴随时运进展，业务日益繁琐复杂，通过增加员工与加强策划，不断取得实绩，另增刊读物，各方面皆达至便之地步。经济状况稍步入常态后，为谋划日人经济发展之恒久性，需正确调查中方经济动态，将之尽快向经济相关者通报，为其提供参考资料。进而不仅努力增加中国人调查职员，且积极购入事变前相关经济类中国书籍并对之编译刊行。以过小阵容能够完成大半使命，得到江湖之援助，此深堪感谢者。

从1942年度南京日本商工会议所《事业报告书》中，可见该所已开展的调查领域极为广泛，包括南京各行业业务与营业状况调查、日商交易物资年间确保量调查，对于会员的营业税调查、南京生产工业调查、近郊经济动向调查、洪泽湖向南京的运输路线及运费调查、华人劳动供给量调查、中方公设当铺业务情况调查、华人劳工工资调查、鉴定资料调查、南京市内棉纱布黑市行情调查、单位杂粮的重量调查等。

如前所述，战时日本军政当局将南京日本商工会议所视为“经济部队”，将之作为控制南京工商业的利器，赋予其诸多经济任务。对沦陷时期南京工商业的实态展开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乃日本军政当局交付该会议所的重要任务之一。另一方面，伴随日本统制经济的加强与华商经济的“复苏”，南京日商“置于各种统制强化与中国商人回归抬头的夹板之中，处于相当困难的局面”。通过调查南京中日工商业的现状并作出研判，使南京日商摆脱“困境”，也是南京日本商工会议所对工商业实施调查研究的另一动机。

二、对南京工商业的全面调查

民国成立以来，鉴于南京重要的地位，日本军政当局对当地工商业的调查研究从未止步，长期以来这一工作主要由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来实施。早在北洋时期，日本驻南京领事馆的官员即调查过当地制帽业的规模及主要经营者的情况，发现主要因辛亥革命后民众急于去除辫发，促使该行业的兴起；馆员还对南京的小作坊式织布业、酱油制造业、缯织业等行业进行过调查，判断其对南京社会民生的影响。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领事馆在调查中还会收集国民政府已出版的各类经济读物，分析其中的经济数据。总体来看，全面抗战前日本对南京工商业的调查逐渐成为一项常态化的情报工作。

南京日本商工会议所成立后，日商对南京工商业的调查陆续展开。不同于北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日本外务部门主导的调查，会议所的调查主要由南京日商自身来实施，体现日商的主体性与客观性。我们从刊载于会议所所报，以南京日商为阅读对象的这些调研报告中，不难发现当时南京工商业的诸多面相。

在南京日本商工会议所看来，“作为对南京经济状况实情的调查，首先要从生产经济方面着手”，南京面粉工业与当地民生关联密切，成为首个调查对象。会议所调查者发现，至1941年时南京面粉业仅有日商经营的有恒面粉厂与华商经营产量很小的普丰面粉厂2家企业。有恒面粉厂与永利化学公司、龙潭水泥厂等沦陷时期南京仅存的数家大型工厂，皆处于日军委托日商管理之下，被日本军政当局视为南京工商业“复兴”的典范。有恒面粉厂原为1914年成立的扬子面粉厂，由日军委托南京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佐藤贯一经营，1938年7月恢复投产，有中日员工近500人。该厂最盛时，日产面粉达1万袋。销路主要为南京地区，少量流向华北方面。有恒面粉厂在南京面粉工业中占有绝对地位，被日伪誉为“南京工业界的重镇”。

汽水制造业是沦陷时期南京屈指可数的工商业成果之一，为会议所调查者高度关注。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南京就有从事该行业的“光明汽水制造厂”，为当地最早的汽水生产企业。南京沦陷后，日商染指该行业。1940年11月，日商在南京成立的南京汽水工业行会，由国荣洋行、富士苏打、宝酿造工厂、大三洋行、协成洋行等五家日商企业构成，其资本实力在南京日商行会中“首屈一指”。该行会的一大特征，即在于会员“共同采购原料”，汽水生产所需的碳酸氢钠、硫酸、砂糖等原料，在得到兴亚院华中联络部许可后，即可从华中日本进口行会处获得配给。日商汽水厂的销路广阔，除南京本地外，延申至九江、苏州、安庆、芜湖、蚌埠、镇江、常州等地。另一方面，华商至1941年6月才成立1家工厂（即中华路“中南汽水厂”），资本仅5万元，因原料运输不便，仅能从当地药店中采购，处于勉强维持生存状态。

全面抗战之前，南京酱油酿造业颇为发达，制造厂商达84家之多，战时更增至85家。令会议所调查者感兴趣的是，这一行业的“复苏”在南京诸行业中具有代表性，“在诸物价与事变前相比皆已高涨的今日，酱油作为中国人仅次于大米所必须的物资，其价格并无动摇，在一般民众生活如此困难之时节，真乃庆幸之事，由此也引起考察研究之欲望”。调查者发现，南京酱油酿造业因处于小规模分散经营状态，业内并未形成强劲对手。食用油与酱油同为民生不可或缺的调料，其生产状况亦为调查者所关心。他们发现，因南京地区不易获得榨油原料，故并未形成大规模的炼油工厂。为满足市民实际需要，1941年6月华商沈振泰开办油厂，月产额100余担，1941年9月酱园油业理事长陈建华开办穗丰油厂，平均每月生产400担，这两家油厂的产品几乎皆为南京市内所消化，仅小部分流向近乡。

在酿酒业方面，南京华商共开办酿酒厂7家，生产规模极有限。日商开办的2家酒厂，即5万元资本的南京酿酒厂与4万元资本的鹿毛商会，年产清酒300石，主要满足当地日侨需要。在调查者看来，南京酒类酿造业“创立为日尚浅”，该行业的兴盛最符合日本军政当局所提倡的“自给自足”政策。然而日商对于该行业的投资，因水质与技术等问题，“投资资本几乎耗尽，终成悲惨之事”。虽然当地日侨与驻屯日军对酱油、味噌、醋等有大量需要，但中国民众对此方面的需求并不旺盛，故而产量有限，尚“不脱研究领域”。

酱菜业最重要的原料为食盐。能否获得充足的食盐，与该行业的兴衰有着密切关系。沦陷时期南京酱菜业所需食盐，来自日商通盐公司配给，事实上间接受日伪统制。调查者认为，南京产品与扬州的相比品质稍差，制作方法亦极为简单，且不以罐头形式制造，产品主要供南京市内消费，几乎没有埠外销路。1940年以来，该行业逐渐“复兴”，形成营业商户88家，总资本额200余万元，年销售量10余万担，销售额600余万元的规模。会议所调查者在报告中提示道，南京酱菜的另一价值，在于“只要稍微加工，就能成为面向日人的奈良腌菜的代用品，事实上日侨由此亦可得以充分品尝”。

关于蛋加工业方面，南京和记蛋加工厂自全面抗战前即为日人所知，该厂1939年复工后，蛋制品一日最低产量约60吨，若全部运转，产量可达120吨。该厂是南京蛋加工业的代表，其产品除少量供应南京市内外，大部运往上海后出口外国。

会议所调查者对于南京制茶业评价不高，认为其地位岌岌可危，主要原因在于华商墨守旧法，不欲改良生产方式。被南京市内消化的茶叶，主要为安徽省、浙江省、江西省培种之物，其中安徽省培植者最多。汪伪政权成立时南京共有茶行27家，资本合计约17万元。调查者发现，茶行茶号作为单独资本营业者很少，合股者居多；该行业流动资本很多，固定资本很少，茶行茶号专门从外部采购茶叶，在南京当地销售。因运输困难，成本高昂，沦陷时期茶行茶号的营业并不活跃，“已见衰微之倾向”。

（未完待续）

注：

本文来自《历史教学问题》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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