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盗窃，这才是美国不断探索进取的荣耀......

能够如此直抒胸臆、直言不讳，某位美国前高官虽然一向言行可鄙，但也称得上是位耿直的真小人。然而，这一作风其实并非美国情报机构专有，而是西方世代薪火相传的文化精髓。

在19世纪，英国人曾策划实施了近代史上最为成功的商业间谍案（也许没有“之一”），它彻底改变了东西方的贸易结构、直接击垮了一个封建帝国的经济基础；而这一行动的本质，也许可以用《芝加哥太阳时报》的评论来形容：

盗窃！抢夺！欺骗！无非是国际商业巨头间谍行动的主题而已！

这起商业间谍行动的发起者，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盗窃对象，则是中国茶叶。

茶叶——英国人被清朝“卡脖子”的产品和技术

古代中国对西方的众多产品输出中，若从综合影响力而言，也许没有任何一样能跟茶叶相提并论。

早在18世纪前，中国茶叶就通过贸易渠道流入了英国。不过由于数量稀少导致价格昂贵，当时这一产品仅限于伦敦的上流社会，它们甚至被当成奢侈品，成了英国富贵阶层体现自己身份、品味的重要标志。

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国际运输能力暴增，英国人对茶叶的进口量也与日俱增，虽然价格仍旧并不便宜，但由于特殊的现实需要，这一产品已经逐渐走进普通英国人的生活，取代啤酒、成了风靡英国的头号饮品。

我们知道，英伦三岛气候恶劣、阴雨绵绵，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中的水资源污染严重，由于饮用不干净的生水，经常导致为数众多的英国人丢命；同时，为了消毒、提神、驱寒，那些疲惫的产业工人经常饮用廉价的酒，但也带来了明显的副作用：其一，醉酒的人操作机器非常危险；其二，在酒精的刺激下，英国社会形成了粗俗、野蛮的风气。

而茶叶经开水冲泡，既能杀菌又可提神，喝茶这种文雅的生活方式逐渐取代了饮酒，帮助英国人逐渐摆脱酒鬼的习性，气质变得更加斯文。

除了生活、文化的影响外，茶叶在英国的经济体系中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相对于瓷器等东方货物，茶叶重量轻、不易损坏、容易运输，加上售价高昂，就决定了它是一种利润极高的完美商品。据英国人统计，在鸦片战争前，英国政府的每10磅税收中，就有1磅来自茶叶；也就是说，茶叶几乎占据了英国国民经济总量的1/10。同时，茶叶为大量英国人提供了就业机会，批发商、运输商、品茶师、评论家......无数英国人的生活、工作与这一来自中国的产品息息相关。

对于这种具有战略意义的商品，中国自然不会将相关的商业秘密泄露给外国人。在鸦片战争爆发前的两个世纪里，虽然东西方茶叶贸易如火如荼，但得益于特殊的种植条件、严格的闭关锁国，茶种、制作工艺等核心技术一直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手中。英国人（乃至所有西方人）无法接触中国茶叶的种植及制作流程，以至于他们喝了200多年的中国茶，还是搞不清这些茶的名称有何讲究、怎么分类，弄不明白绿茶、红茶的区别是怎么形成的，他们甚至以为红茶在种植时就是红色的。

总而言之，那时的英国想要获得最好的茶叶，只有一个渠道：找中国买，而且价格、数量自己完全做不了主。用我们今天的概念来讲，这就是“卡脖子”。

为了获得稳定的中国茶叶供应，英国人决定盗窃

在那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了茶叶进口生意。随着英国人对茶叶需求的蓬勃提升，越来越多的英国财富流向中国。为了扭转这一贸易不平衡局面，英国人开始向清朝输送鸦片。

到了18世纪中期，随着东印度公司全面掌控南亚次大陆，他们开始在印度种植鸦片、就近送往中国，用得来的白银购买茶叶再送回英国，这一空手套白狼似的贸易循环，让英国赚得盆满钵满。

也就是说，两种植物制成品占据了东西方贸易的主体，但它们带来的效果却完全相反：中国的茶叶给英国人带来了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提升，英国人却“回馈”了鸦片这一恶魔，给中国人造成了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摧残。

到了19世纪上半期，毒品带来的巨大危害已经让清政府不可能继续对此视若无睹；而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自然不愿放弃获利丰厚的鸦片/茶叶贸易，面对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她悍然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因此，有的英国人把这次战争称为“茶叶战争”）

以巨大优势击败腐朽的清政府后，英国人终于保证了自己的“贸易”地位，并且还逼迫清廷开设了五处通商口岸。

但对于依靠武力建立起的不平等条约，英国人自己也是心虚的，他们担心万一清政府恼羞成怒、实现鸦片种植本土化，自己的印度鸦片将再无市场；相比之下，西方对中国茶叶如同无底洞般的需求却无法替代。为了让自己的“生意”永远稳赚不赔，精明的英国人想到了一个办法：自己种茶叶，彻底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其实在公元1815年，东印度公司已经在印度阿萨姆省发现了本地野生的茶叶，不过之前一直被本地人当成一种植物嚼着吃而已。有了这一发现，英国人立即欣喜若狂地斥重金对这些植物进行培育，甚至还制作出了一些可以饮用的茶叶成品，即最初的阿萨姆茶。但这些产品只是虚有其表而已，它们不仅产量极低，而且气味刺鼻、口感极差，无论怎么改良，也远远无法与中国茶相提并论。

屋漏又逢连阴雨，到了公元1833年，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特权被取消。面对不断涌入的英国同行，该公司高层的危机感越发强烈，他们决定寻求更加直接有效的解决方案——偷中国的茶种和技术，自行生产中国茶。

茶叶种植地相对好解决，英国人在喜马拉雅山脉南边寻找到了一个地区，在纬度、地形、气候、土壤条件等方面都与中国最好的产茶地接近，理论上具备了种植中国茶的基础。至于中国茶种，由于在当时无法进入清朝内地，英国人就在南方的最大通商口岸——广州走私了一些茶种。为了保证茶叶纯正，他们甚至还招来了一些中国茶叶工人。

经过一番努力后，到了公元1847年，东印度公司终于收获了第一批喜马拉雅山茶，其后充满期待地请伦敦的茶叶经纪人、品茶师等专业人士品尝鉴定。

但英国人的舌头已经被惯坏了，他们给出的结论如下：与之前的阿萨姆茶叶相比，这些中国广州茶自然是极其出色的，然而还是无法企及那些顶级茶的水准，尤其缺少了那份浓郁扑鼻的茶香。至于原因，一部分人认为是茶种太差，毕竟广州算不上什么核心产茶地；另一部分人认为是工艺问题。（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实是因为这两个原因）

痛定思痛，英国人决定铤而走险——派人去中国腹地的产茶区，偷窃最好的茶种、忽悠来最好的茶工。他们很快找到了看起来最合适的经办人——英国人罗伯特·福钧。

罗伯特·福钧——改变了东西方贸易格局的“中国通”

罗伯特·福钧出生于1812年，是位家世卑微的苏格兰人。在阶级固化的英国社会，他这样的人原本是没什么出人头地的机会的。成年后，他抓住大英帝国全球扩张所带来的机遇，成了一名“植物猎人”——也就是前往世界各地收集新奇的植物。

鸦片战争后，英国皇家园林协会获得了向中国内地派遣考察队的机会，但对这一前景未卜的艰巨工作，当时没人愿意接手，只有身份低微、不名一文的罗伯特·福钧愿意冒险，而他的目的很简单——获得丰厚的津贴、寻找改变人生的机会。

此次考察，罗伯特·福钧在中国内地待了三年多，期间他弄到了不少西方人闻所未闻的特色植物（当然，其中并没有对外国人严防死守的茶叶），初步接触了神秘的大清帝国内地的风土人情，当然还学到了一些简单的汉语。1847年回到英国后，他整理出版了《华北各省三年漫游记》，从此声名鹊起，成了英国人眼里的“中国通”，也由此引起了东印度公司的注意。

1848年，东印度公司的农业顾问罗伊尔博士找到了已升任切尔西药用植物园园长的罗伯特·福钧，提出了一个工作机会：回到中国，替东印度公司搜集顶级的中国茶种；至于报酬，则几乎令人无法抗拒：五倍于现有年薪的报酬，报销一切差旅费，在中国搜集的其它植物都归福钧个人所有。

急于改变命运的罗伯特·福钧在一番装模作样后迫不及待地接下了这一工作，并且在仅仅3个月后就赶到了上海。他给自己的工作安排了严格的行动表：第一步，弄到浙江、安徽的绿茶；第二步，福建武夷山的红茶。

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当时的清朝内地并不太平；福钧身为外国人，想要接近茶叶产地可谓难于登天。因此，他对自己进行了细致的包装：聘请了两个中国人为助手，一个姓王、担任翻译兼向导，之所以聘用他，是因为此人出身于中国顶级绿茶产地——安徽松萝山，家里世代采茶为生；另一位则是干重活的苦力。

在两位助手的帮助下，福钧化妆、装上了假辫子，把自己伪装成一个中国人，甚至还搞到了一套官服。毕竟大清帝国地大物博，高鼻深目的长相并不稀罕。

在做好一切准备后，他们三人坐船沿着长江溯流而上、直奔安徽产茶区。在沿途这片从未有外国人涉足的土地上，福钧贪婪地搜集着他从未见过的植物、装进专用的沃德箱（据后来统计，他在中国一共网罗了超过1.5万种植物样本），即使没有弄到茶叶，这些收获也足以让他从此富得流油。

1948年10月，在王的帮助下，福钧以“偏远省份官员”的身份混进了沿途的一家绿茶工厂，由此成了第一个完整窥探到绿茶制作过程的西方人。

而到了11月，福钧一行终于抵达了王的家乡——著名茶叶产地松萝山。在这里，他以重金为诱惑，发动贫穷不堪的王家亲戚们四处替自己搜集茶树。据悉，他一共在这里偷到了1.3万棵茶叶幼苗、1万颗茶树种子，并迫不及待地返回上海、并在下一年1月通过海运发向东印度公司的喜马拉雅山种植园。

经过几个月的折腾后，由于经验及配合问题，这批茶苗中仅有1000棵活着抵达了目的地，不过也已经长满了霉菌，那些种子也没有一颗得以存活发芽，福钧的第一次努力以失败告终。

但英国人的欲望并不会就此打消。1849年5月，罗伯特·福钧重振旗鼓，从另一个通商口岸宁波出发，迈向了他的下一个目的地：中国红茶圣地福建武夷山。同时，他还以丰厚报酬为诱饵，让上次行程中的王向导继续在安徽松萝山替自己搜集绿茶树苗。

为了提高这次冒险的成功率，福钧通过英国人在上海开办的洋行，雇佣到了一个如假包换的福建武夷山人，名为胡兴。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仆人据说曾经为满清皇室服务过，随身还携带着一面黄色的三角旗，这面旗子，保证了福钧此行将畅通无阻。

1849年7月，福钧顺利抵达了武夷山。在胡兴的帮助下，他系统、全面地记下了红茶的制作过程，西方人终于明白，原来红茶与绿茶的区别，仅仅在于多了一遍发酵过程而已。

随后，胡兴给福钧杜撰了一个天马行空的身份：一个来自蒙古的官员，身上带有成吉思汗的血统。有了这么一个尊贵的身份，再加上那面三角旗的威力，福钧在武夷山几乎畅通无阻。在一座拥有茶园的寺庙里，他得到了住持和尚的热情招待，甚至见到了传说中的大红袍茶树。

武夷山之行，让罗伯特·福钧收获满满，他得到了这里几乎所有的珍贵茶种。更为讽刺的是，在他离开时，那位已经把他当成了朝廷官员的住持亲自磕头送行，这让一年多来习惯于坑蒙拐骗的福钧首次受到了良心的谴责，在回忆录中，他刻意提到了这一幕的心理活动：“我差点因重心不稳摔倒在地”。

但震惊世界的“成果”，很快冲淡了福钧心中仅存的良知。

有了上一次的教训，福钧对这次的茶苗运输进行了精心改进。1851年2月，他在武夷山偷窃的12838棵树苗、上万颗茶种被装船发往印度；一起同行的，还有他通过买办聘请的十个资深中国制茶师。

3个月后，这些郁郁葱葱的茶苗在喜马拉雅山南边落地生长；接下来，通过中国制茶师的精心加工，与纯正中国进口红茶一模一样的印度红茶面世了。

这批红茶运抵英国后，迅速在西方世界引发了地震式的轰动：过去几百年来被中国控制的茶叶生产与制造工艺，从此落入了英国人之手；顶级中国茶的价格断崖式下跌，几乎所有英国人都能享用，以至于整个英国社会都因此得到了改变。

而对于大清帝国而言，这一事件是毁灭性的。罗伯特·福钧回国后添油加醋，声称他亲眼目睹中国人在制作茶叶时添加含毒的染料，这让中国原产的茶叶从此口碑崩溃、几乎失去了任何竞争力，英国人的印度茶从此占据了西方市场；

更为严重的是，无数的中国茶叶从业人员遭到了伤筋动骨的打击，大清帝国朝廷也失去了稳定而丰厚的利润来源，财政收入情况遭受重挫。为了应对挥霍所需、对外赔款，统治者加重了对民间的盘剥，让原本就贫苦不堪的底层百姓越发艰辛，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一步步走向了末路。

至于罗伯特·福钧，他不仅成了大富豪，而且被西方人奉为了英雄。

看完西方人处心积虑盗窃中国茶叶的过程，再看看如今他们动不动挥舞知识产权旗帜时的嘴脸，不禁让人深感讽刺：依靠着撒谎、欺骗、盗窃发家的强盗，怎么有资格对曾经的受害者进行肆无忌惮的栽赃抹黑？说到底，他们奉行的只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罢了。我们的应对办法，唯有团结、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