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茶的故乡, 长江流域是茶的发源地。唐宋时期茶在长江流域的栽培和贩运已形成相当规模, 开始成为官府征榷的大宗商品。据陆羽《茶经》记载, 唐代峡川、襄州、荆州、蕲州、黄州, 即今湖北省沿江地区宜昌至黄冈, 以及鄂西北的襄樊一带, 均为产茶区。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称:“浮梁县, 永贞元和年间, 每岁出茶七百万驮, 税十五万贯。”然而, 晚唐人杨晔《膳夫经手录》却指出, 蕲州、鄂州、至德 (即今天的蕲春、黄梅地区, 江夏、赤壁、咸宁等鄂东南地区, 以及安徽省东至县一带) 三处所产之茶“其济生收榷又倍于浮梁矣”, 由此可以想见当时此三处产茶之盛。

武汉地处长江茶区的腹心, 水陆交通畅达, 号称九省通衢。明末清初, 汉口镇的兴起, 城市人口的增多, 商品流通量的扩大, 使茶叶店铺逐渐兴旺起来。

据说, 最早是徽州人在武昌及汉口开店经营绿茶, 接着, 山西及广东商人也相继来汉经销茶叶, 品种也由绿茶扩大到红茶。山西商人和广东商人在开店零售的同时, 把大量资金投入长途贩运。清朝乾隆年间, 山西商人来鄂南羊楼洞开设大玉川、巨盛川茶庄, 制造帽盒茶, 年产量达10万盒, 人称盒茶帮。他们每年农历谷雨前后来鄂, 秋后返晋, 所制之茶, 经汉水北上, 多数运销我国西北地区, 少部分则贩往中俄边境城市恰克图, 通过俄商之手转销俄国各地。

道光年间, 广东茶商带技术人员前往鄂西五峰县渔洋关一带传授红茶采制经验, 并设庄收购精制红茶, 由湘江或赣江运往广州。在此过程中, 武汉成为长江流域尤其是鄂、湘、赣、皖茶北上南下的过道。

近代以前, 武汉茶市主要是面对国内市场, 转销国外者数额有限。汉口成为国内外著名茶市, 则是在汉口开埠以后。

晚清汉口茶市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 是上升阶段。1861年汉口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后, 来汉的外国商人竞相购茶, 使茶的需求量猛增。开埠当年, 在短短8个月内, 仅红茶出口就达8万担。在以后两年中, 茶叶出口直线上升, 数量分别达到216, 351担及272, 922担。到1888年, 出口增加为861, 849担, 占当年全国茶出口量的39.76%, 汉口成为仅次于上海的茶转销口岸。第二阶段从20世纪初到1911年, 为兴旺阶段。此间, 汉口茶出口无论是数量还是在全国的比重, 都较前上升。1902年汉口茶出口768, 997担, 占当年全国茶出口的50.62%。1908年, 汉口茶出口增加到983, 687担, 占同年全国茶出口总量的62.41%。1911年10月, 武昌首义爆发, 武汉三镇沦为战场, 汉口更遭清军焚烧, 商业受到严重打击, 唯独茶市因其时已接近当年交易尾声, 影响不大, 出口量仍达到715, 235担。此间, 汉口成为鄂、湘、皖、赣、豫、陕、川各省茶叶总汇, “每逢茶节, 江舟衮衮, 行贾济济, 问其何事, 莫不曰载茶, 问其何往, 莫不曰到汉口”。平均每年茶出口量占全国出口量的50%以上。

值得指出的是, 此间汉口茶出口额的增大, 还与印度、锡兰 (今斯里兰卡) 红茶末的倒灌有关。红茶末是制造红茶中筛剩的碎末, 是用作加工红砖茶的原料。19世纪80年代以后, 由于中国茶外销积滞, 红茶末相应减少。与此同时, 汉口各砖茶厂生产量增加, 红茶末供不应求。在此情况下, 货源充足、价廉物美的印、锡红茶末乘虚而入。其进口量, 1903年约22, 427担, 1908年猛增到109, 280担。输入汉口的印、锡茶末, 除复出口到俄国外, 大部分用来供俄商在汉口创办的砖茶厂制造砖茶。

近代以前, 中国茶几乎独占国际市场。19世纪头30年中, 中国出口茶绝大部分输往英国伦敦, 再由伦敦转销欧美各国。1840年英国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 廉价购买中国土特产品, 茶是其首选目标。1861年汉口开埠后, 英国人首先深入汉口, 辟租界, 设领事, 并先后开设怡和、协和、天裕、天祥、太平、宝源、履泰、安利英等洋行, 经营茶叶生意。19世纪90年代以前, 英商是汉口茶市的最大买主, 当年的江汉关贸易报告在提到茶叶出口时, 一般都将英商排列在前头。19世纪90年代以后, 英国将购茶重心转向其殖民地印度、锡兰, 俄国商人乘机取代英商, 左右汉口茶市。

汉口地处长江茶区的中心, 具有得天独厚的水陆交通条件, 近代对外开放后, 逐渐形成鄂、湘、皖、赣、豫、陕、川等省茶叶集散地。巨额的茶叶贸易使汉口成为当时外国人心目中的“茶叶港”, 茶叶贸易对晚清时期武汉城市经济产生了多种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张笃勤《晚清汉口茶市与武汉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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