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读书 | 《茶叶与帝国》——茶叶里的世界史

文章转载自文汇报

《茶叶与帝国：口味如何塑造现代世界》

[美]埃丽卡·拉帕波特 (Erika Rappaport) 著

宋世锋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英国人喝茶加糖和牛奶的习惯从哪来的？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大西洋两岸的消费者为何开始厌倦绿茶而青睐红茶？为何茶叶成为南非人心目中的历史版图的一部分？为何美国人最喜欢的茶饮料是冰茶？

茶叶一直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商品之一。几个世纪以来，种植、销售茶叶所带来的收益为战争提供了资金，推动了殖民活动，而茶叶的栽种也在土地使用、劳动力制度、市场运作和社会等级制度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至今尚存。本书以历史的眼光深入审视了男男女女是如何通过在欧洲、亚洲、北美洲和非洲的茶产业来改变全球的口味和习惯的。

从伦敦的咖啡馆写到阿萨姆闷热的种植园，再写到麦迪逊大街的广告公司……本书可谓研究得透彻，叙述得迷人。

>>精彩试读

萨里郡的军人茶会

1941年11月底的一个寒冷的周五夜晚，一位不知名的摄影师捕捉到一个安静时刻，当时一群印度士兵来到萨里郡的沃金（Woking），正在休息、祈祷和喝茶。在英格兰南部的这个不起眼的小镇上，这些男人和当地居民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抵抗着纳粹德国及其盟友。德国已经把伦敦的各个街区炸成了废墟，并征服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还入侵了苏联，而日本也即将袭击珍珠港。虽然战况在此时看起来非常无望，但英国并非在孤军奋战。1941年，英国并不是一个岛国，而是一个跨国性的帝国，有能力整编和支持一架庞大的军事机器。无数男男女女从印度次大陆、非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帝国的其他地区集结过来，参与这场战争。美国已经开始提供资金、弹药和补给，用于打击轴心国。1941年，在战争中支撑着这个国家的是千百万民众和大量的茶叶。20世纪的大不列颠与包括德国、日本和苏联在内的其他很多民族国家一样，也是一个全球性的创造物。它与多重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历史无法从中割裂开来，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都是如此。《茶叶与帝国》（A Thirst for Empire）通过追踪从加拿大西部延伸到印度东部的茶叶帝国的兴衰，向读者揭示了把现代“全球”世界编织到一起，继而又撕裂开来的信仰体系、身份、利益、政治和多种多样的活动。

如果我们花时间仔细研究这张军人茶会的照片，我们会发现一个多层次的、在种族和社交方面都呈献出多元化特征的社会，这一点在当代政治和公开辩论中经常被轻易忽略。虽然这张照片看起来可能拍摄于伊斯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但其实这个茶会发生在沃金的沙贾汗（Shah Jahan）清真寺前。沃金是一个中等规模的英国城镇，位于伦敦西南约30英里。沙贾汗清真寺于1889年开放，是一座印度撒拉逊（Indo-Saracenic）风格的建筑，也是大不列颠乃至欧洲北部最古老的专门建造的清真寺。尽管面积较小，这座清真寺却迅速成为一个重要场所，发挥着宗教崇拜地点和社交中心的作用。它的历史告诉我们，19世纪80年代的移民和文化交流与现在一样普遍。英国建筑师W. L. 钱伯斯（W. L. Chambers）设计了这座建筑，海得拉巴（Hyderabad）土邦的尼扎姆（Nizam）出资买下建寺用地。博帕尔（Bhopal）土邦女王沙贾汗和一些穆斯林捐款者为建造工程提供资金。1840年出生在布达佩斯犹太家庭的杰出语言学家戈特利布·威廉·莱特纳（Gottlieb Wilhelm Leitner）博士启动了这个项目，并监督了工程。莱特纳入了英国国籍，曾在殖民地政府工作，精通近50种语言，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当过翻译，去土耳其留过学，并在德国弗莱堡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23岁就成为伦敦国王学院的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法学教授。之后他移居英属印度，于1864年成为拉合尔新政府学院的院长，并在建造这座清真寺之前，为印度和英国的几个文学与教育项目做出了贡献。我们的世界在种族、宗教和社会方面充满紧张关系，知识分子也争论不休，我并不想把这一切浪漫化，不过我们需要承认这段历史。

承认这段历史的途径之一是重新审视一下这张军人茶会的照片。那座清真寺是英国过去称霸全球的实体见证，把流动食堂推到萨里的基督教青年会志愿者亦然，还有他们所服务的军人，以及在幕后生产并销售茶叶的企业、种植园主、政治家和工人乃至这种帝国产品的交易市场，他们都是这样的见证。这本书讲述的正是他们的故事。这些军人喝的茶主要种植于印度和锡兰，英属非洲殖民地也有。茶叶种植园主及其推广者首先鼓励基督教青年会和其他类似机构生产、储存和驾驶数以百计的茶车，为有需求的人提供服务。战争期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如此辛苦地在萨里工作，为印度军人供应茶水？简单地说，茶能够激励、安慰士兵和鼓舞士气，许多英国人都能轻易理解这一点。“茶应该是这个享有特权的性别特别喜爱的饮料。”海军上将芒蒂文斯勋爵回忆说，但随后他沉思片刻，说，“相信我，在我们这里服役的所有男人都变成了嗜茶者，特别是在民防系统。它给了我们勇气和那种亲热感，从而使我们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的同胞。”对我们之间喝含咖啡因饮料的人来说，他们似乎很自然地认为好茶会缓解疲劳、改善虚弱，几乎不可能想到有那么一段时间有人会对此提出反对意见。然而，这些回忆和萨里的军人茶会就是商业宣传的例子，它们表明殖民地茶产业几乎渗透到盟军训练、战斗或备战的方方面面。

1942年，在隆美尔“迎头痛击”了第八军并夺取了利比亚的托卜鲁克（Tobruk）之后，一名曾经照顾过伤员的护士回忆道，尽管那些男人几乎都说不出话来，但他们要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一杯茶。埃及国家广播电台的一档节目在对军医院的专题报道中承认，公共生活中茶无处不在这一现象实际上是商业宣传所致，但这并没有降低茶叶的魅力。在谈到照顾军人时，这位护士在节目中评论说，“他们很多人当然遭受着失血过多和惊吓的折磨”，但他们一定会康复的，因为“陆军医疗机构发现热甜茶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帮助他们振奋精神、恢复体力，非常有价值”。这位讲话者继续说：“这好像广告用语‘茶叶让你精神焕发’的战场改编版一样，但它就是这样神奇，我被告知茶必须要‘热的’，并且‘必须’是‘甜的’。”陆军医疗机构的指令听起来很像广告用语这一评论很恰当。由于英国和荷兰的茶叶种植园主已在世界各地的主要市场用这种方式宣传了几十年，“茶叶让你精神焕发”的口号已经成了流行用语。战争期间，这种现象也没有减少。举几个例子，战争期间，茶产业的公关机构拍摄了与茶叶和“国防”有关的电影，并在塞得港旋转俱乐部（Port Said Rotary Club）、开罗警察学校和无数其他场合教人们沏一壶好茶的“正确”方法。它发放成堆的海报，宣称“好茶给人带来健康”。一位行业领袖在1942年3月解释说，虽然日本占领荷属东印度群岛，切断了来自爪哇和苏门答腊的茶叶供应，但是茶叶正在反击。他所指的不是阿萨姆茶园工人的曲折经历，他们那时正被征召修建道路，以保卫印度，此举被寄望于从日本人手里重新夺回缅甸。他其实是在描述种植园主为了让人们意识到“茶叶在世界各地的战争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已经在公关方面斥巨资。为了给大英帝国的茶产业创造出世界市场，种植园主们做出了很多努力，《茶叶与帝国》追溯了这些努力的起源、意义、能够预见的和意想不到的后果，以及对此的反对意见。

要研究这段历史，我们须追溯到20世纪以前，因为这类宣传背后的观念几乎和茶叶本身一样古老。虽然这种植物的起源仍然不明确，但考古学家最近在中国西部发现了具有2100多年历史的茶叶，这证明早在任何有关它的存在的文字记载或先前的考古证据之前，人类已在以某种方式饮用茶叶了。学者无疑将深入研究埋在皇帝坟墓中的茶叶是如何被使用的，但我们知道，德国科学家弗里德利布·荣格（FriedliebRunge）于1819年在茶叶中发现了咖啡因，而中国人早在此前数百年就了解到茶叶具有振奋作用。有一种植物被西方科学家称为野茶树（Camellia sinensis），几乎所有用其树叶制作饮品的文化都承认它能消除睡意，很多人认为它可以治疗头痛、便秘和其他更严重的疾病。由于有这些好处，加之它所含的咖啡因有轻微的生理与心理致瘾性，茶叶牢牢抓住了它的饮用者，但还有其他很多摄取咖啡因的方法，而人们通常没有咖啡因也能愉快地生活。在酒、食物和资本主义的历史中，成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不能解释个体或社会差异、多样的烹制方式、变化无常的偏好或品牌忠诚度这些问题。经济学肯定发挥了作用，但尽管所有的东西都是平等的，消费者在购买、准备、摄取和考量食品和饮料时，仍会做出无数受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影响的选择，即使对于那些具有致瘾性的食品和饮料也是如此。社会和商业界将茶叶和类似商品引入无数人的日常生活和很多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化学、生物学和经济学根本无法对其造成决定性影响。

尽管总会有人不喜欢茶的味道，甚至把茶说成是毒药、浪费金钱和危险的舶来品，但实际上几乎每一种与茶叶接触的文化都将其描述为一种文明开化的象征，认为它能带来一种节制的愉悦感。1000多年前，这样的观点首先出现在中国；而在17、18世纪，欧洲的学者、商人和传教士解读并重构了中国人关于茶叶（及类似商品）的思想，并将其转化为欧洲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有一种早期现代社会思想认为，消费和对外贸易是创造文明和社会和谐的积极力量，茶叶的拥护者将其吸收进来，辩称茶叶平衡了经济，并培养出健康和有适度自制力的消费者。将茶叶视为文明力量，这种观念对茶叶消费的成败至关重要。大众营销者推动着我们多买、多吃、疯狂购物，我们经常认为节制是对这种营销的反抗。然而，这完全是一种对节制与消费之关系的非常当代的理解。节制并不排斥物质世界，它发展出一种消费的道德观，一边妖魔化某些商品和消费行为，一边又提倡另一些商品和消费行为。因此，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看到的，19世纪的跨国禁酒运动改变了食品和饮料产业，促进了现代饮食的产生，并将消费主义合法化为一种积极的社会力量。

甚至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当消费者开始更青睐咖啡时，一名美国商人公开表明：

没有其他农作物能像它这样刺激地球上最遥远的地区进行交流，也没有任何其他与它利润相当的饮品在口味上如此受到更文明的国家的欢迎，或是成为这样一种舒适的源泉，成为节制、健康和快乐的手段；而其他任何饮品是否具有同样使人恢复健康的能力和刺激人类心智官能的作用，这本身就是令人怀疑的。

这位商人描述茶叶时，把19世纪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认为商业是文明教化的媒介——应用到了特定的商品上。然而，这样的想法并不是西方特有的。例如，在日本出生的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东方部部长冈仓天心于1906年出版了《茶之书》（The Book of Tea），这本英语史书篇幅不长，却广为流传，它赞扬了作者所谓的“人情之杯”（Cup of humanity）。冈仓天心相信，“茶叶的哲学”不仅仅是美学方面的：

它同时表达了我们对于人类与自然乃至道德与宗教的全部观点。它是卫生的，因为它对清洁有强制性的要求；它是经济的，因为它表现出简单的舒适，而非繁杂和昂贵；它是符合道德几何学的，因为它定义了我们对宇宙的主次观念。它使其全部拥护者都拥有贵族的品位，并由此代表了东方民主的真正精神。

见多识广的冈仓天心游历广泛，但最终在美国定居，并融入以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Isabella Stewart Gardner）夫人为中心的富人艺术圈。正是在芬威园（Fenway Court）的加德纳家中，冈仓天心首次公开宣读了他的茶叶史著作，并鼓励美国富裕阶层吸收日本文化。在无数的历史著作中，冈仓天心撰写的茶叶史就像外交官，为东方和西方、穷人和富人架起沟通的桥梁。

几乎就在冈仓天心撰写他那本史书的同一时期，印度茶叶种植园主提出，真正的民主、健康和文明的茶叶不是来自日本或中国，而是来自大英帝国。例如，1914年10月，致力于推广印度茶叶的宣传员之一A.E. 杜谢恩（A. E. Duchesne）在《箭囊》（The Quiver）杂志上发表《茶叶与禁酒》（“Tea and Temperance”）一文。该杂志由约翰·卡塞尔创立，此人是一位禁酒改革家，也是茶叶和咖啡商，并创立了一家重要的出版社。这些社交关系确保了茶叶与“大英帝国性”和英国的文明使命有了密切关联。这篇文章重申了茶叶作为“禁酒改革家最有价值的盟友”唤醒了英国国民这句格言。杜谢恩写道，茶叶已经使狄更斯时代的“醉醺醺的护士和贪杯的马车夫”不复存在，使商人不必再“端着酒杯谈生意”，并且打破了“醉酒是英国男子汉气概的考验和证据”这种看法。这种热饮唤起了“关于家庭的愉快联想……童年的天真、母亲的神圣、妻子的爱、优雅女性的魅力”，并借此以一种积极的方式赋予20世纪的英国一种女性化特质。这种简朴的商品没有“庸俗”“粗暴”和“淫秽”的属性，是“文明的一个因素”。此外，喝茶是一种民主的习惯，“时尚女士”“商人”“职员和打字员”“工厂工人、辛苦的女裁缝和洗衣妇、苦力和军人”等都能平等地享受它。经历了战争年代的蹂躏之后，这种居家的“大英帝国性”尤其受到人们的赞赏，不过茶叶的倡导者自17世纪以来就一直在推动这种故事元素了。

然而，茶叶在1914年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象征。它在一个关乎商业和基督教、民主、文明和帝国的故事中居于主角地位。表面上看来，杜谢恩和冈仓天心的文章十分相似，但事实上，冈仓天心认为茶叶是东方文明的一个范例，而杜谢恩则认为，正是“我们在印度的英国种植园主的活力和商业能力”把这种“富人的奢侈品”转变成“穷人的日常饮料”，而中国农民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杜谢恩指出，英国的帝国主义使大众消费和文明传播得以实现。事实上，是中国农民和国际商业社会培育出了在维多利亚时代极受欢迎的中国茶叶，而在19世纪末以前，大多数英国人还没喝过，甚至没听说过他们帝国的茶叶。按照杜谢恩的解释，茶叶使帝国主义合法化了。帝国的批判者也提出相同的观点，并指出茶叶并不是缓和人民与国家间关系的外交官，而是小偷或强盗，为了西方利益而盗取东方财富。

对于茶叶的历史作用，人文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有不同的解读，其分歧在于他们对茶叶在全球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的影响所持的态度不同，但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把茶叶当作阐释人性和全球关系的一种手段。人文主义者倾向于使用一种比较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很多不同的人作为消费者参与其中共同享乐。这种解读方法通常强调消费者的仪式和体验，而非劳动和不平衡的利润。例如，那些创造我们的全球经济并书写其历史的人，往往把消费主义赞颂为人类的普遍特质，却用商品来强化不平等和差异。相比之下，我们所说的帝国主义模式往往强调基于种植园的殖民地经济的不平等，以及它的环境和人力成本。虽然学术史更普遍地落入后者的范畴，但这两个模式都已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并被用来阐释全球性的关联和比较，揭示文化、经济和政治史的交汇。我也把茶叶当作书写全球化历史的手段，但我并不认定全球化过程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自然发生的，也不认为它带来了更多的平等或者同质化。

>>作者简介

作者埃丽卡·拉帕波特（Erika Rappaport），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历史学教授。译者宋世锋，70后，曾专业研究国际关系，目前就职于新闻机构，爱好世界史、军事史，擅长深度调查写作和翻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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