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中国东部的海岸线航行，南下至福建三都澳港口，沿霍童溪逆流西行，在遇众山阻隔之前，中等江船能到达的最深的地方，便是霍童镇（如图1）。霍童镇隶属于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下辖镇，处于东经11915′10〃—119°28′30〃、北纬26°46′25〃－26°53′15〃之间，总面积167平方公里。东邻九都、赤溪，西靠洪口，南与虎贝、洋中接壤，北与周宁县交界，距宁德市市区47.7公里。

图 1宁德市行政区划图。霍童镇位于宁德市中心城区西北方向（图片来源于网络：）

霍童素称“三十六小洞天”之首，历史上有不少真人方士至此问道修行，他们找寻此地的路途，也正与文章开头所描述的路线大同小异。而霍童之所以能够吸引如此多的修道之人，既与其钟灵毓秀、草木繁茂的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有关，也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入山隐修之人不可能完全与世隔绝，他们仍然需要社会生产所提供的生活补给。隐士真人们在山中营建修炼，同样必须倚赖于俗民社会所提供的各项产品——早期炼丹者需消耗大量谷糠，便是典型例子。因此，所谓“洞天福地”，其实并不仅仅是与世隔绝、“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还需要与外界交流频繁、商贸无阻的社会环境——前者是与“自然”共生，后者是与“人”共生，只有兼具两者的和谐状态，方为名副其实的“洞天福地”（如图2）。霍童镇背山临海，霍童溪贯穿全境，水运便利，是周边区县的贸易集中、转运中心，更是海上商品进入内陆、内陆商品销往海外的必经之地，这为霍童成为人与自然共生的“洞天福地”提供了基础性的社会经济条件。

谈到商业贸易，中国乃至全世界都不乏经济繁荣、交通便利的商业市镇，那么作为洞天福地的霍童镇，其经济贸易又有什么样的独特之处呢？作为当地的代表性物产，霍童剪刀、茶叶与青草的贸易活动独具特色。探寻剪刀、茶叶、青草的生产、交换与消费，我们可以感受到在这些商品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冰冷物件，而是融合了人们主观情感的“礼物”。在剪刀制作的敲打中，在茶叶加工的揉搓中，在青草采集的抚嗅中，人们把自己对亲友的祝福、对邻里的关怀和对自然的依恋倾注其间，使这些物品有了血肉，有了经络，有了灵魂。物内嵌于人的生活世界，而非人拜物而行。正如《孟子·尽心上》所云：“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这正是本文标题的含义。

图 2商铺林立的霍童街道（2021年5月29日张巧坭摄于霍童镇）

一、历史与神话梗概

“整个宁德地区的（陪嫁）剪刀都要在我这里买。”霍童剪刀如今的传人，56岁的Z先生倚在昏暗的、狭窄的剪刀作坊中间那把老旧的躺椅上（如图3），平静地说，带着一点自信和骄傲。

图 3霍童“仁记”剪刀作坊内景（2021年5月30日张巧坭摄于霍童镇）

按照霍童乃至整个宁德地区的习俗，但凡女子出嫁，都要在婚礼中进入男方家门时怀抱一个大红袋子，袋中装满寓意多子多福的花生和糖果，还有就是同样必不可少的象征辟邪趋吉的木尺和剪刀——其中作为陪嫁品用于辟邪的剪刀，必须是原产于霍童、经特殊祖传技艺手工打制的霍童剪刀。

霍童剪刀百年来闻名遐迩。宁德霍童人林高名（1852-1923年），是霍童老牌“仁记”剪刀生产的继承和发展人。清嘉庆年间，其祖父林元封从师泉州名匠后，回霍童设炉生产，并取名“仁记”剪刀，其产品颇受欢迎。元封卒后，林必通继承其父生产工艺继续生产剪刀，而后再传至儿子林高名之手。林高名聪明好钻研，大胆改进祖传工艺，将烧红的铁胚煅打成剪刀再在胚件刀口安上精钢，烧红煅打熔铸。准确掌握淬火度，刚柔并济，剪刀锋利耐用，不曲不卷，硬到二片铜币相叠一剪即断，软到丝绸软料一剪到底。销路红极一时，人称林高名为“打铁红”。产品销往福州沿海等地，民间嫁女或馈赠戚友，都以购买“仁记”剪刀为时尚。后因仿制者多，林高名就在店中悬挂标志：“正铺，正仁字号，信房祖传，名记剪刀。”并在包装上附说明卡，以防鱼目混珠。从此，老铺仁记剪刀远近闻名于世，代代相传。[1]

民国15~24年（1926-1935），霍童剪刀迎来鼎盛时期。当时霍童一条街上有16家剪刀铺，从业工匠50多人，日产约150把，年产5~6万把。霞浦、连江、福清、莆田一带客商云集霍童镇设站专门收购，再转运销往台湾和东南亚各地。“仁记”剪刀（后改号为正仁、长仁、成仁3种）最受欢迎。其生产原材料来自建阳县的建山钢、周宁县的铁和当地的松木炭。原料供应都有专户组织长途运送到霍童。抗日战争爆发后，海外阻塞，销路锐减，从业者纷纷改行。至民国37年，剪刀生产者只剩下19人，年产不过3000把。解放初期，剪刀店9家，从业者仅14人，年产量下降至2000把上下。1956年，实行合作化后，年产量一度增至7000多把。“大跃进”期间，剪刀业被合办到社办农具厂，因忙于其他产品生产，剪刀年产量降至2350把。此后，因产品质量不过硬，名牌地位逐渐消失。[2]

Z先生和他82岁的老父亲，是如今还在坚守祖业的霍童“仁记”剪刀传人。Z先生的剪刀技艺是从爷爷那里传下来的。新中国建立以前，福州曾举办剪刀比赛，爷爷自己一个人徒步从霍童镇走到福州去参赛。1953年，县长亲自给Z先生家的“仁记”剪刀批示了营业许可证。20世纪60年代计划经济时期，Z先生随父母在政府安排下进入生产车间打制剪刀，成品由政府统一规划进入本地供销社，少量供给大宁德地区。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政策渐渐放宽，Z先生随父母回到自家的剪刀作坊，经营自己的剪刀生意（图4）。

图 4霍童剪刀。剪刀按照尺寸可分为大、中、小、超小、茶叶剪刀5种，当前的价格（2021年5月）分别是120，118，115，115，115元（剪刀价格随原料、劳动力成本变化）（2021年5月30日张巧坭摄于霍童镇）

根据Z先生的叙述，剪刀的购买者主要是霍童镇上的居民和大宁德地区将要嫁女的家庭。虽然常有外地游客慕名而来，但常常因其较为昂贵的价格而却步。Z先生平均每个月能卖出10余把剪刀——这在网购盛行、线上销售动辄上千笔订单的消费时代是难以置信的，但当我向Z先生建议尝试通过互联网扩大霍童剪刀知名度和销路时，他却带着了然的微笑，委婉地表示，他只想在陪伴了他20余年的小作坊里销售剪刀（如图5）。当我询问每年霍童镇热闹的二月二灯会是不是霍童剪刀的销售黄金期时，Z先生也平淡地摇摇头，说：“白天没什么游客（灯会在晚上进入高潮），晚上灯会开始的时候（剪刀）铺子也该关门了。”在霍童镇街道上人潮涌动的灯会之夜，Z先生做的，并不是到人群最为密集的地方摆上一个临时摊位，抓住机会推销他的剪刀，而是关上剪刀铺，加入人潮之中参与这场一年一度的盛大仪式。

图 5霍童“仁记”剪刀作坊外景（2021年5月30日张巧坭摄于霍童镇）

对于身处广告海报满天飞、宣传营销套路多的消费社会的我来说，Z先生的做法是有些难以理解的。但当我细细品味Z先生的那番话——“整个宁德地区的（陪嫁）剪刀都要在我这里买”，所有疑问就渐渐变得明晰起来。与无限度地追求扩张、追求利润的现代商品经济不同，霍童剪刀的生产与销售，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完成其在婚俗中的功能，而不仅仅是剪刀生产者自我谋利的手段。Z先生之所以需要在游客众多的灯会照常晚上关门，正是因为剪刀的本质不是可以用金钱衡量的商品，而是地方社会的仪式象征——尤其是婚礼的象征。霍童剪刀用于本地婚礼的持续稳定销量，只要女子出嫁时携带霍童剪刀的地方习俗不会改变，剪刀的生产和交换就不会中断。虽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市面上早已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各式廉价多功能剪刀，但它们所冲击的只是霍童剪刀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用品的市场地位，霍童剪刀作为仪式物品的核心功能却从未遭到过动摇。作为一种本地仪式与日常实用功能兼备的物品，霍童剪刀的使命或许从来就不是漂洋过海、闻名中外，亦或是做响品牌、拉动地区经济，它存在的根本意义是为霍童乃至整个宁德地区的婚礼制度和社会生活服务。因此，它只有在霍童、在宁德才能获得意义和价值，而霍童也须依靠仁记剪刀才能完成以婚姻为代表的重要的社会联结。

二、本地茶与商品茶

宁德地区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尤其中海拔地区，云雾多，湿度大，利于茶叶氨基酸、芬香油等内含物的形成，是发展茶叶的好场所。[3]茶叶自古就是宁德地区的工商税源和重要农业作物，乾隆年间，宁德百姓以种茶为业，“其地山陂，洎附近民居，旷地遍植茶树，高冈之上多培修竹。计茶所收，有春夏二季，年获息不让桑麻。”[4]宁德茶叶以绿茶为主，所产“天山绿茶”相传始于唐代，闻名于宋代，元、明时代常作礼品、祭品，清时名列闽东榜首。“天山绿茶”前身即是原产于霍童的“支提茶”， 明代以“支提茶”名列榜首。[5]据《闽产录异》记载，如今享誉天下的福宁白茶，在清代时以宁德支提茶为最佳。书中曰：“《闽小记》：‘太姥有（山茶名）绿雪芽。’今福宁各县溥种之，名“绿头春”，味苦。福宁白琳、福安松萝，以宁德支提为最。” [6]

得益于悠久的茶叶生产历史，茶叶加工仍然是如今霍童镇的重要经济产业。霍童镇地处群山环抱之中，周边地势起伏，雨雾缭绕，为优质茶叶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良好环境。霍童本地居民几乎家家都有自己的茶园，每当茶叶成熟季节，茶农都会到茶园里采茶，按照约定的时间送到邻近的茶厂由其收购，作为一笔重要的收入来源。收购的茶叶则在茶厂里经过烘干（如图6）、摇青、揉捻、发酵、再烘干、提香（如图7）等工序，然后出厂销往外地或者再进行下一步的精细包装。

图 6霍童镇周边村落一座小型茶叶加工厂里，正在进行初次烘干的新鲜茶叶（2021年5月29日张巧坭摄于霍童镇）

图 7霍童镇周边村落一座小型茶叶加工厂里，正在对发酵后的茶叶进行再次烘干、提香的机器（2021年5月29日张巧坭摄于霍童镇）

虽然每年有大量茶叶在霍童镇的大小茶厂里加工、出厂、外销，但是霍童本地居民的大部分茶叶消费并不来源于这些商品茶叶。每年清明节前是茶叶质量达到最高的时候，这时霍童居民纷纷上山采摘茶园里最鲜嫩、最醇香的“明前茶”（即清明节前的茶叶），然后交由家中经验丰富的老人采用传统工艺进行加工炒制，制成后存放在家中自己享用（如图8）。对于霍童人来说，自己采摘、加工的“本地茶”与由工厂收购加工的“商品茶”有重要的区别。霍童居民通常饮用自己或者朋友赠送的“本地茶”，而很少购买商店里销售的“商品茶”。虽然“本地茶”包装较为简单质朴，比起包装精美的“商品茶”有点“上不了台面”，但是“本地茶”给人一种更“安全”、更“放心”的感觉。当地居民自己制茶时，会将新鲜茶叶洗涤一遍再进行加工，等到泡茶时第一次泡制的茶水就可以直接饮用；而如果喝的是外面卖的商品茶，就必须在泡饮时先用水冲洗一遍（将第一遍泡的水冲掉），再重新加水泡茶，因为他们认为工厂制茶时不会清洗新鲜茶叶，是“不干净”的。

图 8当地人向我们展示的自己采摘、加工的茶叶（2021年5月28日张巧坭摄于霍童镇）

在霍童镇，茶叶不仅是一种提神醒脑、清热解腻的日常饮品，还是当地人社会交往的重要媒介。居民把饮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每当闲暇时候，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就会围坐在茶桌周围，一边泡茶、品茶、评茶，一边畅所欲言、谈笑风生。此时此地的茶叶，常常是主人家自己种植、采摘、加工的本地茶，既有温和滋润的红茶，也有生津止渴的绿茶，既有香高味浓的高山茶，也有简单质朴的平地茶。在外界沉醉于酒肉的喧嚣与迷狂时，霍童居民独独钟情于茶叶的清苦，在茶叶带来的清醒之中啜饮人生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

将本地茶与商品茶区别对待并不是当代霍童人的“创新”，当地这种对于茶叶的区分，自近代以来就已经开始成形。根据《闽产录异》的记载，“今荒山土阜，种以货夷，不得称“产”。道光甲辰冬，英国始由城外入居乌石山之积翠寺。以后各郡伐木为茶坪，且废磳田，种茶取利。闽中自此米薪倍贵；即木料、杂植亦因之而缺。自“北苑”等而下之，皆市于夷；独武夷价翔，夷人恐耗气侵精，不敢捆载；武夷片石以此独全。宁、福两郡所产，皆呼“土茶”，以别武夷、建安也。”[7]其实，无论是“货夷”与“土茶”、“土产”，还是“商品茶”与“本地茶”，霍童居民对于茶叶的区分都显示着他们在随波逐流的现代商品经济浪潮中对自我评价的坚守。在当地人的价值观念中，“本地茶”是自己、家人或者亲人好友亲手制作的，其来源和加工过程都是“可见的”、“熟悉的”；与此相反，“商品茶”是由陌生的茶农种植采摘、由不知名的茶厂“暗箱”加工，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不可见的”、“陌生的”。对霍童居民来说，“熟悉”意味着“放心”，“放心”就意味着“干净”。当地人的茶叶消费是以自己的洁净观念为依据的，“本地茶”的大量消费背后，是人们对于熟悉的人的信任；饮茶不再只是人与茶的交融，而是以茶叶为媒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联系。

三、中药与青草

除了质量上乘的茶叶，温暖湿润的霍童山林之中还生长着栀子、一见喜、黄精、灵芝草、金线草、石菖蒲等具有药用价值的奇花异草。霍童镇民间药物的使用历史悠久，在西医传入宁德之前，祖祖辈辈都以中医中药治病疗伤。[8]此外，当地人还有食用药膳的习惯，即将各种青草加入到日常饮食中与其他食物一起食用（如苦菜炖猪肚、金钱草炖鸭子等），有强身健体、滋阴补阳等各种功效。

霍童镇中心农贸市场的入口处有四家专门的青草店，Q女士经营着离市场入口最近的一家。店铺分为前后两个部分，铺前摆放着各式青草，由Q女士负责招揽顾客；店铺内部则有Q女士的丈夫经营着一家理发店。店铺是长期租用的，房东搬家到了宁德，Q女士一家每年需要支付5000元的租金。

青草店的青草除了少量从外地批发，绝大部分都从本地山民处收购。山民主要是居住在霍童镇周边山里的老年男性，闲暇时常常上山采集各种青草带回家晒干，下山赶集时顺手带到青草店卖出，也是一笔重要的生活补贴。这些山民或者是Q女士的亲戚邻里，或者是赶集时经常遇见的朋友熟人，都与Q女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到店铺里青草短缺或者某种特定青草成熟的时节，Q女士就会专门打电话或者赶集见面时告知山民需要采集的草药品种；山民们也都是青草经验丰富的老人，他们熟知各种青草的生长环境、成熟季节和药用价值，带到青草店时也会向Q女士介绍各式青草的特性和药效。

青草店的经营属于“小本生意”，青草的收购和销售量都很少（如图9）。购买青草的顾客多是本地居民，几乎没有外地商人到霍童来批发购入。每天早晨和晚饭前是农贸市场的赶集时间，居民们通常这时就会到青草店里买少许特定的青草与当天买的食材配合食用。顾客也常常是Q女士的街坊邻居或者熟人好友，他们不时光顾青草店购买当天食用的少许青草；本着“薄利多销”的原则，Q女士也会以稍微便宜的价格将青草卖给这些顾客。青草店里做生意的场景，常常是Q女士一边仔细称量青草的斤两，一边与顾客寒暄各自生活的近况。

图 9青草店里售卖的各式青草（2021年5月28日张巧坭摄于霍童镇）

除了作为日常药膳的主角，霍童镇的青草也是当地居民重要的治病疗伤的药材来源。对于霍童人来说，青草、中药和草药是三个不同的概念。草药是一个广泛的称谓，泛指所有有药用价值的植物；中药包含于草药之中，特指在中医系统之中、获得国家中医药机构认证的中医药材；而青草指当地可食用草木，其中有的可以是草药，但首先是食物，虽然由于“药食同源”，这些食物往往也有某种功效。在这种认知和分类体系之下，霍童镇的青草店不仅为人们的日常药膳提供了食材，也成为人们购买中药的补充渠道。本地居民在中医诊所或者正规医院接受诊断、开具药方之后，并不总是在医院或诊所里直接抓药，而是会拿着药单来到青草店，优先购买青草店里能够提供的药材。而青草店的青草之所以能获得如此的青睐，一是因为青草店的药材通常价格比医院里更为便宜，二是在青草店顾客能够现场挑选成色较好的药材避免杂质，三则是因为青草店的青草比医院提供的药材更干净—当地人认为医院里的中药材由饮片公司统一供给，药材的制作过程是不可见的、无法监控的，而青草店的青草则由本地人自己采集和晒制，因此更为安全放心。

霍童居民对于“中药”和“青草”的区分与“商品茶”和“本地茶”的区分可谓殊途同归。由饮片公司供给的中药背后是现代化的大机器、大工厂的生产方式：从中药的种植、培育、成熟、采集，到中药的加工、制作、运输和配给，每一道程序虽然在生产链上环环相扣，但每一个工作却由毫无交集的陌生人完成，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完全被切断了。虽然青草的采集受到地域和数量的限制，采用传统的方式进行粗糙的加工，但它们从生长到被消费都是由彼此息息相关的人群完成的：青草店从熟人那里购入青草，再将青草销售给另一些熟人，而这两个熟人群体又都是共同生活在霍童地区的共同体居民。医院里封锁在一个个药格里的中药拒人于千里之外，而陈列在青草店铺前、阳光之下的本地青草却洋溢着浓浓的人情味。

四、结语

莫斯的著作《礼物》将“商品”与“礼物”这两个“物”的概念对立起来。莫斯认为，自己研究的诸多古老社会中所存在的“交换—礼物的经济，根本不能纳入所谓的自然经济或功利主义经济的框架”。礼物交换制度作为一种古老道德，是一种“总体呈现体系”，是人与物的“混融”。[9]在现代商品经济的体系之下，人的欲望和偏好被创造、被引导，消费主义使我们的眼光止步于光鲜亮丽的商品表面，而忽视了每一件物品背后劳动者辛勤的汗水、精细的工艺，以及生产者、加工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之间温情的互动与联系。而同样作为商品，霍童剪刀、茶叶和青草更多地体现出“礼物”的特征。锋利古朴的霍童剪刀背后，是剪刀制作者代代相传、岁月洗涤的传统手艺，是一对对新人比翼连理的幸福与满足；醇香浓厚的本地茶叶背后，是茶农精心的培育和采择，是家中经验丰富的制茶长辈对后代含蓄隽永的关爱；药效各异的山中青草背后，是山民对山林土木的熟悉与依恋，是青草经营者与街坊邻居的真挚交往与互动。

不同于将人与物割裂的现代商品经济，以剪刀、茶叶和青草为代表的霍童贸易生动地呈现出人与物的“混融”状态。在一次次的物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人不再是被物品牵着鼻子走的被动消费者，而成为物品的主宰者，成为物品交换的中心。霍童经济正是“万物皆备于我”的真实写照，这个“我”，既表现为人们外在的社会关系网络，又表现为人们内在的自我评价标准——前者是指霍童镇的物品交换以交换者的社交网络为边界，人们的社会交往决定了物品流通的范围；后者是指霍童镇的消费选择以本地人的洁净观念为标准，人与人之间的熟悉程度决定了人们对于物品的信任程度。外在关系网络与内在自我评价的统一，即是霍童镇作为“洞天福地”的社会经济特点。在这里，商品倾注了人的情感，混融了人的灵魂；在这里，商品交换不是冰冷的货币流通，而是暖心的彼此关怀与集体归属；在这里，“我”爱“万物”，“万物”皆是“我”爱的寄托。

注释：

[1] 宁德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宁德市志》,宁德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1995年,983页

[2] 宁德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宁德市志》,宁德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1995年,310-311页

[3] 宁德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宁德市志》,宁德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1995年,202页

[4] (清)卢建其修.宁德县志[M].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122

[5] 宁德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宁德市志》,宁德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1995年,205页

[6] (清)郭柏苍.闽产录异[M].湖南:岳麓书社,1986:18

[7] (清)郭柏苍.闽产录异[M].湖南:岳麓书社,1986:18

[8] 宁德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宁德市志》,宁德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1995年,8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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