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

温州，因其繁华与富庶，自古以来常有“小杭州”之称。早在北宋时期，温州知州杨蟠就写下“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的诗句。到了近代开埠之后，温州的大门被打开，社会经济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时人誉为“昔时称为小杭州，近日名曰百有国”。

华盖山上遥望东门永川路浦边码头，可见舟楫纵横的场景。

到了抗战初期，温州又迎来一次短暂又特殊的发展机遇，出现万商云集、市场兴旺、工业崛起的繁荣局面，被誉为“小上海”，工商业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战前。

为何温州会在战时成为“小上海”？抗战时期，温州在大后方经济生活中起到了哪些特殊作用？

短暂的安定

温州港是一个千年良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温州就出现了原始港口的雏形。唐代，温州港已能通达国内港口城市，还有航线与日本、新罗相连。宋元时期，温州相继设立市舶务、市舶司，是全国重要的港口城市。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增辟温州为通商口岸后，大量洋商涌入，形成了“瓯为海国，市半洋商”的局面，温州逐渐向现代化港口城市转型。

民国时期，1919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指出，“温州在浙江省之南，瓯江之口。此港比之宁波，其腹地较广，其周围之地区皆为生产甚富者，如使铁路发展，必管有相当之地方贸易无疑”。可见当时温州港已经备受瞩目。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沿海港口城市更是首当其冲。如上海、大连、旅顺、广州、天津以及一些内河港口城市南京、芜湖、武汉等都相继沦陷。

从邵度先生拍摄的瓯江晨曦中，可以看出当年温州港的繁忙景象

温州由于位置相对偏僻，又尚未修建铁路，内陆交通不发达，一开始没有引起日本侵略者的重视，是屈指可数尚未沦陷的沿海港口城市之一。因此，在全面抗战爆发的一段时间里，日军对温州港封锁不严，温州在抗战初期保持着安定的局面。

正如瓯海关贸易报告中描述，1938年“本年国内商埠，贸易蹇滞或完全停顿者不一而足，温州地方秩序较为宁靖，商业乃见繁荣”，到了1939年更是“温州地方秩序较为宁靖，商业突见繁荣”。

冒险与商机

短暂的安定带来了机遇，温州人凭借独有的精明与冒险，抓住了难得的发展时机。抗战初期，温州工商业在全国一片萧条的情况下，迈上了自己独特的道路。

1937年8月25日，日本海军宣布封锁我国沿海(开始封锁上海至汕头线，以后扩大到全线)，禁止我国船舶行驶。这时的温州港也只有美国美孚火油公司和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的船舶继续航行。

在华船停航、海运几乎停顿之后，温州市场的物资极为匮乏。温州商人骨子里的精明与冒险精神此时开始显现，他们敏锐地发现日军的封锁主要针对华籍船舶，不敢公然侵犯其他国家船舶的航行权。为了增加货源供应，温州商人开始联系英国籍的轮船公司，让他们派船载运货物来温州。

1903年，外国船舶在瓯江航行

1937年10月间，英国陶格拉斯轮船公司的“海阳”轮和乔治公司的“神华”轮，分别自香港和上海载运白糖至温州。这一尝试揭开温州港繁荣的序幕，此后大批外国轮船公司纷纷派轮前来，至1939年往来温州港的外轮已多达70艘，分属英美德意等9个国家的30家轮船公司，往返于上海、宁波、福州、厦门、汕头等通商口岸。

温商的精明还不仅于此。除了外国货轮运输物资之外，温州航商和轮船公司还与外国的船只或者是洋行挂钩，由外国洋行或公司出面经营，船上悬挂外国旗帜并雇佣外国人担任船长，改头换面的轮船便可继续在中国沿海各港口畅通无阻。如温州惠商汽轮局的“三利”改名“鲁德（Rota）”，戴源大船行的“捷盛”改名“民和（Minho）”，华盛汽轮局的“华茂”改名“大茂（Dama）”，由葡萄牙航商出面经营；华泰船务行的“通利”改名“爱大（Ai Da）”，由匈牙利航商出面等等。

由于船舶数量有限，温州航商还向上海、宁波等地租赁船舶，以同样改换名称、国籍等办法加入运输。此外，一些小汽船、木帆船也买通门路，挂起外国旗帜，往来于温州附近港口，进行短距离运输。

在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这些方法都是比较安全的。

瓯江上航行的船舶

1940年7月以后，由于日军加紧对温州港封锁，国民党政府为开展对敌经济斗争颁布一系列禁令，对进出口物资实行管理。这使得轮汽船的运输日趋衰落，但木帆船的运输仍然十分活跃。船商们利用其小巧灵活等特点，化整为零进行走私，把内地各省农副物资先运至沈家门或温岭江厦等小港渔村，再由那里转至敌占区；又将敌占区的工业品通过这些渔港一批批地贩回，使温州港的繁荣又持续了一个时期。

温州商人不仅敢于进行沿海冒险运输，还在敌占区内开展商业活动。当时内地大批客商来温办货，温州各业商号批发业务激剧上升。为了满足紧缺物资的需求和批发业务迅速增长的需要，不少温州商人前往敌占区采购，开拓货源。如中药业的葆大、元昌参号，派专人长驻上海，搜购敌占区出产之药材，业务迅速扩大。颜料业的益华丰，也因在敌占区做生意，获利甚巨。此外，商人们还通过陆路，采用单帮肩挑，以富阳、宁海等所谓阴阳界（边缘区）作为交流点，与杭州、宁波等敌占区进行贸易。

空前的繁荣

伴随大量船舶的涌入，温州港对外贸易出现了空前繁荣（详见下表）。1938年，温州港的进出口货物值共达元，不仅是抗战期间最繁荣的一年，也是1949年以前发展水平最高的一年，比1937年增加3.56倍；港口吞吐量约70万吨，比抗战前历史上最高的1930年30万吨增加1倍多。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景象。

再加上浙北沦陷，省政府南迁至金华、丽水等地，大大增强了温州港经济腹地的政治向心力和人口的聚集，突显温州港在特殊历史时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正如1938年上海《孤岛》周刊发表的《国防前线的温州》一文中提到的：“温州，这是一个幽静的古城，在浙省瓯江的南岸，东临大海，西有重山，气候的温和，山水的优美，物产的丰富，古色古香，真不愧为东方的瑞士。自全面抗战发动后，它站在国防最前线，地处水陆要冲，肩负了非常重大的使命。”

日军侵占温州城

抗战爆发以来，由于战火蔓延、交通阻塞，内地各省正常的商品流通渠道被切断。温州打破敌人的海上封锁后，轮汽船可较为安全地往返上海等口岸，于是闽、赣、湘、鄂、川、滇、黔等省大批物资便纷纷通过浙赣铁路和金(华)一丽(水)一青(田)公路、瓯江水路，集中到温州出口。而所需大批工业品等物资则从温州进口。温州迅即成为大后方沟通沦陷区的重要口岸，成为内地各省物资的集散和转运中心，因此有了“小上海”之称。

除了工业品和农产品等民用物资外，大量军需物资也通过温州港运输：

1937年，温州港进口洋货中，大宗商品以煤油、柴油、白糖、石蜡为主；1938年，温州港“进口洋货，除少数外，余均激增，尤以糖平为最，计由15701公担增为20439公担。石蜡次之，由9512公担升为12248公担。烤皮亦自500公担进至11127公担。余如硫酸铵、火麻、氯酸钾、金属制品、人造靛、燕窝、巴拿马草等，上年毫无输入，本年则均为主要舶来品也”。这里的柴油、煤油、硫酸铵、氯化钾以及金属制品都是在军事方面有大量需求的。

1938年7月，新四军驻温州采购办事处在县前头成立。采购处经过温州转运上海等地釆购来的大量军需物资，以及南洋爱国华侨资助、捐赠的医药用品、军械等，送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和华中根据地。同时，中共江苏省委难民委员会以上海红十字总会的名义，在温州釆购办事处内附设办事机构。他们与中共浙江省委领导的温州、平阳、丽水等地新四军办事机构互相配合，将首批抵温的700多名党员干部和进步青年，以“难民开荒”的名义送赴皖南参加新四军；当时，中共中央曾来电表扬：“能在日寇包围的情况下，从租界中送出大批‘难民’支援新四军，这是成功的壮举！”这中间有温州采购办事处的一份成绩。

到了1939年，温州港由于受到了日军军事行动的影响开始走下坡路，但是在军需物资的运送方面却逆增而上。“就进口洋货而言，铅块上年毫无输入，本年跃居首席……次为石蜡……余如运货汽车及其构件，上年统计中毫无所有，本年列入重要舶来品之林。润物油进口数量亦激增倍蓰”。这些也都是重要的军需物资。

进入1940年之后，温州港“主要进口货物，为橡皮制品、帽缏、马达货车及铅块等”。虽然此时的温州港已遭日军封锁，仍有一小部分商船在战火纷飞中携带军用物资来往于温州港。可见抗战爆发之后温州港的军事意义。

兴盛的市场

温州港在抗战初期成为沟通沿海各港口和抗战大后方的桥头堡后，出现了短暂的繁荣，这种繁荣对于温州以后的经济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些新兴行业应运而生：

“船务行”：

随着海上运输发展，专营海上运输业务的“船务行”蓬勃发展。船务行向上海租用或代理外轮行驶，最盛时多达五六十家，业务较大的有华盛、戴源大、吴聚顺、王兴仁等。

“转运行”：

随着疏运进口物资的需要，大批代客提货、运货、报关、纳税的“转运行”迅即出现。最盛时，仅东门和西廓码道边上就达百家以上。转运行负责报关，一般还包办温州至金华一段的汽车、民船、手推车等运输业务。还有一家专为上海茶商运输积存茶叶的机构“上海驻温洋装茶叶办事处”，有十余人驻温办事，负责转运茶商们积存在皖赣等产地的外销茶叶。

批发商和居间行兴起：

“批发商”

宝大商行 郑鹏摄

抗战时期，内地大批客商来温采购货物，批发业务急剧增加。各商号都纷纷把重点由零售转到批发。最盛时棉布业批发号多达30余家，有厚丰、翔丰、源康、宝大；百货业批发号有20余家，如国货公司、锦彰、同益、惠大等；此外，颜料、五金、煤油及中西药批发业务蓬勃兴起。

“居间行”

当时在温集散的各地山货繁多，于是出现了一批代买卖双方作成交的“居间行”。按货物产地不同，分“闽货行”和“山货行”两大类。山货行(经营木材、桐油、屏纸等)仅西门一带就达40余家。

清末温州南大街

银行、钱庄等金融市场兴旺：

大批客商涌来温州，存、放、汇款业务大大发展，银行、钱庄也随之增加。那时，温州有中国、交通、农民、中国实业、瓯海实业、温州商业等8家银行和中央合作金库，钱庄则有33家。

交通银行温州支行旧址

因温沪钱庄长期有挂钩，可运用本票、汇票、期票等方式便利客户，因此钱庄占了优势，业务占比大大超过银行。许多钱庄还兼做其他生意，如顺源钱庄除开设南货、油行、棉布、百货、铁行等商店外，还做金、纱、布、药、土特产等生意。

随着商旅云集，旅馆、餐馆、酒楼等服务行业也成为热门行业，市内旅馆多达百余家，餐馆、酒楼林立，影院、戏院等相继开办。

民族工业崛起：

随着商业发展，温州的工业也迅速崛起。

具有一定规模的温州近代工厂，大都在这段时何先后创办。如富华染织厂(1938年改鹿城布厂扩建而成)、浙江制革厂(1940年建)、西山瓷器厂(1941年建)、清明化工厂(1942年建)、大明错纸厂(1942年建)、康乐药厂(1942年建)及大路、大乐、统纬纺织厂(均1942年建)等。

温州富华染织厂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会摄影纪念

如西山瓷器厂就因抗战以来洋瓷供应困难，而大后方急需军用、民用陶瓷，爱国工商业者吴百亨便将所办“百亨药房”和“百好炼乳厂”中的利润一部分转作兴办瓷器厂。清明化工厂因国外进口的硬脂酸、煤油、柴油等物资来源断绝，由商人王文川出资兴办。康乐药厂也是由于外界急需药物，由“金龙大药房”老板徐定龙集资兴办。纺织工业因内地市场扩大、棉布畅销，大小棉织厂由战前9家迅速发展到33家。

一批老厂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如百好炼乳厂，产品原销于闽、浙、苏等省，此时则远销赣、鄂、湘、川、黔、滇等内地各省，年产炼乳增至26000余箱(每箱48大听)，奶油20万磅，1940年营业额达80余万元，纯利12万元。毓蒙铁机厂原来只能生产弹棉机、锯板机，此时已能生产碾米机和50匹马力发动机，并于1941年将部分机器迁往丽水大港头，发展起“丽水工具制造厂”和“铸造车间”，为战时服务。

新战略意义

温州港的繁荣还是引起了日军的注意。1939年4月20日，日军开始对温州进行频繁的空袭，轰炸目标集中在温州港进出的咽喉——东门码头区一带；6月27日，日本海军发出警告，声称将封锁瓯江，禁止船只进港。1941年4月19日至5月3日之间，温州第一次被日军占领。

日军轰炸后市民在灭火。邵度 摄

从1942年，日伪主办的《大东亚周刊》发表《浙江日军占领温州》所加的按语，可以看出温州地理环境特点，以及当时温州在军事上的战略意义：“温州为浙江东南都市，俗称永嘉，与海外交通开始极早，是为沿岸航路中心，出入船舶云集。事变(指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与宁波、海门、福州等皆为渝方(指西迁四川的国民党政府)之密输路据点。前年(指1940年)六月，其附近水域曾遭日海军封锁。”

日军侵占温州城

此后，温州于1942年7月11日至8月15日、1944年9月9日至1945年6月18日两次沦陷。特别是1944年9月日寇第三次侵占温州后，因为占领时间较长，使特定的环境起了变化，温州工商业经济趋向衰落。

1945年6月20日，英国伦敦《约克郡邮报》军事评论家对我军克复温州称：“温州乃华东沿海之军事战略要点，故华军现居于威胁香港及上海之优势地位。华军向上海及长江口推进，对盟国之全盘计划有其重要性。”可见当时温州在军事上的战略地位。

参考材料：

《温州近代史》胡珠生 著

《温州近代交通史研究》丁贤勇、常晓强 著

《抗战时期温州工商业发展的独特道路》 徐定水

《抗战初期温州港畸形繁荣局面探析》 方秀枫

《抗战时期的温州工商业》 吴杰

《温州在抗战期间为何三度沦陷？》原载温州网

编辑：汤琰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