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记得1988年是我大学毕业50周年，却忘记了今年是秀州中学60周年，我是1931年从平湖进秀州高一的。那时我才14足岁，身材瘦小，爸爸陪我到项家漾，门房老头问也不问，就让我去“华封三祝”初一宿舍，后来才知道弄错了。我学习成绩不好，又贪玩，使我最不习惯的是星期天不准上街，只有到健身房去看陈润卿、王锡庆、黄炳然、蔡承德等喜欢运动的同学们打篮球。到高三我才成为排球和长跑安动员。

回忆母校 老师们热心教育小爱护同学、廉洁奉公，勤险节约等美德，潜移默化，言教不如身教，对我的影响非常深远。还有勤工俭学，也办得很好。例如祝麒担任洗澡点名和收发换洗衣服，开始时还有点难为情，后来就“铁面无私”了。朱有圻管的晚上熄灯，我和他同住:北斋楼下第一间。冬天怕冷，晚饭后就钻进被窝看书，熄灯时懒得起来，他用一根带钩的竹竿钩住电灯开关，放好角度，到时轻轻一捺，灯就灭了。

1934年毕业后与钱克仁、候希忠、翁同文同时考入浙江大学， 后来翁转清华、陈润卿和黄炳然先后考入浙江医专。于慕旦进浙江大学农经系时抗战已开始了。

在浙大，我曾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捕，成了“双料” 运动员。解效后又“参加历次运动”，成了“老运动员”。

大学毕业后“流亡”到香港，跨进了茶叶界，姚广钧老师在香港真光女中教书，没有结婚，星期天和我到处游逛。吴剑华在中国银行，中午到他那里去休息，有空调。还和张钟杰到海滨游泳，坐上山电车，都是五十年前的事了。回忆起来，至今犹历历在目。而我与工作单位的同事都格格不入，除了大老板外，一个名字也记不起了。但母校的老师，每位我都记得很清楚。英语老师骆之骏、戴小姐、窦师母；汉语老师曹之竞、数学老师姚广均、化学老师黄亦石、生物老师童金耀、物理老师庄礼深、历史老师何章饮、地理老师俞沧泉、体育老师姚一鹏、校长顾惠人，师母张才茂，医师乐多加......

抗战期向在重庆多年，1944年去印度任远征军翻译。考察印度茶业。胜利后赴美留学，解故初，怀着热爱相国的满腔热情，冲破封锁，第一批从美国归来。1952年，浙江大学农学院创办茶叶系，我才结束了东西奔波的生活，决心为我国茶叶生产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贡献，经历了担任助教的“助教”考验，终于盼来了“科学的春天”。花甲之年，快马加鞭，在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的同时，先后研制茶叶揉捻机，茶叶水分仪，并从事鲜茶汁饮料食品研究，鲜茶叶等级评定研究。主编《中国制茶工艺》，《中国茶叶等典》，1988年浙江农业大学刊印《张堂恒选集》。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古稀之年还能成为我国茶叶博士生的第一个导师，被誉为“茶叶加工专家”，“茶叶经济贸易专家”，“评茶大师》。1985年，1989年两次以农业科学家被收入英国出版的《世界名人传》。今年退休,但还得参加评全国优名茶，参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审博士导师与别的鉴定会，仍忙得不亦乐乎。所幸多年来，学会了在旅途休息，开会听报告休息，甚至被批斗低头认罪时闭目养神,如上中学时是长跑健将，常年喝隔夜的新泡茶，晚年精力比较充沛。值此，母校九秩大庆之际，我可以说，“母校， 我没有享负你的教导与期望。”

当然，我的一点成就也是与老伴朱良瀛的充分支持分不开的。我在家中不是一个好丈夫，她里外忙碌，我既没时间陪她假日逛西湖，也没钱让她去加拿大探望读博士研究生的女儿。她以英语高级教师离休，但离得了校务，却离不了家务。谁叫我们是四十年的患难夫妻。

11990年6月于浙江农业大学宿合小二楼20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