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和平组织发茶叶农药调查报告引业界震动
2022-04-05 00:05:29热度:7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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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激起了被“曝光”茶企以及一些业内人士的强烈反应,其“专业性”、“合法性”以及“居心”均遭到质疑。作为中国国饮的茶叶,其农残检测究竟该执行国内标准还是欧盟标准的争议再次被提起。部分茶企及专业人士的解释并未能平息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波。消费者的质疑在于:已被禁用于茶树的农药缘何会出现在他们杯中的茶叶上?
时代周报记者日前赶到中国茶都、铁观音原产地福建安溪,希望在这个具有中国茶市样本意义的产茶大县,还原农药在茶叶生产过程中被使用的印迹,并努力消解因此带来的可能的消费恐慌。
产业乱象
福建安溪,中国茶都。茶叶店家慵懒地靠在椅子上,乏善可陈的生意让人有些犯困。
再过十来天,自“五一”劳动节开始,连续半个月内,这里将呈现出另一派截然相反的火爆景象:来自五湖四海的宾客云集闽南小城,宾馆、酒店客房爆满,车辆将马路堵得水泄不通,成叠的人民币像纸一样流通……每年春秋两季新茶上市之际,这座中国最大的茶叶交易市场都将上演盛世狂欢。
届时,呈现在客商面前的,将是翠绿喜人的铁观音茶叶。它们来自安溪县各乡镇,福建省内的华安、漳平、永春、南安等县市,甚至江苏、浙江……虽然产区各异,但无一例外,商贩都会向来客隆重推荐:这是正宗的安溪铁观音;这是地道的安溪内山茶—真正懂茶的人都知道,中国正宗的铁观音出自安溪,安溪最好的铁观音则来自内部山区的感德、剑斗、祥华等乡镇。
如果你是一个外行,单从茶叶外观上,很难明白其中的玄机。
异地铁观音正在不断蚕食安溪本地茶的市场。这,几乎可以视作中国茶市的一个缩影—每当一种茶类开始风靡时,市场立即群起效尤。
“最厉害的时候,我一天赚了7万多块!”茶叶经销商陈健知向时代周报记者分享他的成功。彼时,本世纪初,正是华安等地大举进军铁观音市场之际。陈所经手的茶叶,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这些后起之秀,它们以诱人的价格和庞大的产量,赢得了普通消费者和大型茶企的青睐—除了自有茶园和协议茶场产品,几乎所有的茶企都要对外收购茶叶。而一旦被贴上了“安溪铁观音”的标签,那些原本质量平平的异地茶立即身价倍增。
更为严峻的事实是,为了抢夺市场和赢得先机,在一些管理不严的外地产区,各种农药,包括高毒农药甚至禁用农药,以及生长激素—催芽素—被不断用于茶树,几乎成了业内公开的秘密。“最夸张的时候,抓起一把茶叶,可以闻出农药味。”陈健知说,“打(农)药的情况很乱,根本没人管。”
大多数情况下,除了权威、科学的监测,普通人根本无法分辨出某种茶叶是否农残超标。
2011年安溪铁观音秋茶上市期间,曾有中国茶都商户前往华安县收购铁观音,返回途中在安溪县境内被有关部门截获。经过检测,该批茶叶被证明农残超标,货物全部被扣,商户血本无归,损失惨重。此事对陈健知触动很大,他发誓“再也不敢去华安收茶了,白送我都不要”。
但市场永远不乏逐利者。时代周报记者到访当日,陈健知正与一名茶贩商谈合作:后者刚从浙江运来一批“安溪铁观音”,希望能由他的茶叶店代销。陈被允诺“连茶叶都不用看,每斤直接加几块钱卖出去就行了。”陈的另一个朋友,此前则刚从贵州运回了一批“福建武夷岩茶”。
安溪县农业与茶果局(下称农茶局)局长蔡建明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中国茶叶市场上每年销售的8万吨“安溪铁观音”中,仅有一半真正产自安溪。尽管安溪县在本世纪初就陆续向国家申请了“安溪铁观音”的“证明商标”和“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但多年来,在打击仿冒方面,包括蔡建明在内的一众安溪官员都承认“不好弄”,尤其是在现有“国情”下,跨区域打假对于这个地方县更是难上加难。
“我们能做的,就是洁身自好,管好自己。”蔡建明说。
农药困局
绿色和平在《报告》中呼吁涉药茶企“确保切实减少农药的使用,停止使用高毒剧毒农药”。
时代周报记者在安溪采访时,正值2012年铁观音春茶的最后一次农药喷洒,茶园里几乎随处可见背着喷雾器灭虫的茶农。对于以茶叶为支柱产业的安溪来说,出于维护自主品牌和保证茶叶质量,所能做的只能是尽量使用农业部门规定的低毒农药,努力将茶叶中的农残降至国家标准范围内的最低值。
“如果完全不使用农药,一片茶叶也别想种出来!”安溪当地一家茶企负责人不客气地说。
在受访的安溪农业官员和茶农看来,当下茶树防虫灭虫形势正愈发严峻,尤其是在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生态悄然变化的大背景下。较之过去,病虫害的发生次数更加频繁,杀灭难度不断变大。“以前茶虫大,现在小;以前是一年一代虫,现在是一年多代虫,密度大,交替发生。”农茶局局长蔡建明介绍说。
以目前每季茶叶总计喷洒3次农药计算,平均10天左右就要进行一次灭虫。“过去,一个月不喷药都没事,”老茶农王家平说,“现在,超过半个月不喷,(茶)芽子就会被全部吃光。”
新型农药不断被推出,以应对虫害越来越强的药物抵抗力。在安溪当地的农技站等售卖点,名目繁多的农药令人眼花缭乱。不过茶农无需担忧选择的烦恼,农技人员会统一指导他们购买和使用。当然,所售农药全部在国家规定使用的目录之内,且均为低毒。
安溪是国内最早开始禁用高毒剧毒农药的茶产地之一,多年来,低农残和高茶质一直是这个农业大县成为国内茶产业基地领头羊,并引以为傲的资本。在这里,政府对农药实行专营,有一整套严格的招投标、准入和检测制度,茶农只有凭借农技站颁发的农户农资购买卡才能到售卖点购买农药;并且,在使用过程中,相关督查人员还会经常下乡巡查,茶农私自使用违禁农药将会受到严惩。这些,都是为了从源头上对农残进行控制。
而针对愈发严苛的出口茶叶农残检测,当地政府也在尝试尽量减少农药使用,使用诱虫板等特殊方式进行虫害防治。
但新兴铁观音产区显然缺乏对农药的严格管理和专业的生产模式。在某些地区,农药甚至国家违禁农药的使用往往处于无人监管的混乱状态。
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地区开始毁掉不再赚钱的果树等经济作物,转而种植铁观音茶树。原先被用于果树上的农药继续在茶树上使用,农残超标甚至违禁药残相应产生。“我们使用农药有严格的要求,并且是在不断变化的,”安溪当地一些曾受邀前往新兴茶产区指导铁观音种植的茶农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们缺乏专业指导,后期就开始乱来了。”
另外,按照要求,每季茶叶在喷洒完最后一次农药后,需经过一周方可采摘。安溪本地茶则在此基础上再延迟4—5天,以最大限度降低农残并保证茶叶质量。但部分新兴茶区为了抢占市场先机,往往无视农药稀释期限,结果就可能导致茶叶农残超标。
散户对农药的非正常使用,正成为导致茶叶农残超标甚至出现违禁农药的重大隐患之一。这一点,连受访的农业官员和茶叶企业都不得不承认。此次产品被检出含有违禁农药的日春茶叶高级客户经理韩峰维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公司正准备通过新增自有茶园建立更加完善的产品供应、追溯体系,逐步减少与散户的合作,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农残超标风险。
标准之争
绿色和平的《报告》无疑激起了国内茶企尤其是被“曝光”的茶企以及一些业内人士的强烈反应,其“专业性”、“合法性”以及“居心”均遭到质疑。而最大的争议在于检测结果依据的参考准则—中国标准还是欧盟标准?
针对《报告》,中国茶产业流通协会秘书长吴锡端和国家茶叶质量监督检测中心主任郑国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绿色和平混淆了“农药残留”和“农药超标”两个概念,以欧盟严苛的农残标准来要求中国茶叶,未免有失公允。毕竟,欧盟并非产茶国。
吴裕泰中国、御茶园等4家茶企,依据国家标准,给出“我们全部合格”的回应;日春茶业和天福茗茶则将超标产品下架。
日春茶叶高级客户经理韩峰维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公司在4月11日《报告》出炉当日即将超标产品从销售门店全部下架,采样送至国家茶叶检测中心进行检测。3天后,检测结果出来,各项指标完全符合国家标准。各门店随即将检测报告打印张贴,告知客户,并将下架产品重新上架销售。而为了防患于未然,公司还将其它20多份产品送检,结果亦全部合格。
上述茶企就自身产品农残超标依据国标作出的解释,显然未能让消费者信服,质疑再次出现:为何氰戊菊脂、硫丹及灭多威等三种已被国家禁用的农药会出现在被检茶叶中?—根据国家农业部2002年7月4日发布的199号公告,氰戊菊脂“不得用于茶树”;农业部、环保总局等国家五部委于2011年6月15日发布的1586号公告,则取消了灭多威和硫丹“在茶树上的登记”。并且,五部委要求“本公告发布前已经生产产品的标签可以不再更改,但不得继续在已撤销登记的作物上使用”。
对于上述质疑,福建省某大型茶企不愿具名的负责人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这是国家管理规定之间的衔接存在问题,而非企业责任。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硫丹在国内一度是被推广使用的农药。但2010年,欧盟突然提高了硫丹在茶叶中的检测标准,中国政府被迫禁止硫丹在茶树上的使用,这就是上述1586号公告出台的背景。
“按理说,限用或禁用某种农药需要有一个缓冲期,要提前一年以上告知,”该负责人说,“但这次太仓促,根本没有缓冲期。”而在以前,像氰戊菊脂、三氯杀螨醇等农药禁用,均给出了缓冲时间。而鉴于氰戊菊脂的残留期较长,个别茶叶中含有此禁药并不为奇。
包括日春茶叶等在内的几家此次被查出含有违禁农药成分的茶企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均表示,存在问题的产品恰是2011年11月左右的批次。
另一方面,目前中国茶企执行的是《国家茶叶卫生标准》,根据现行标准,硫丹、灭多威等违禁农药成分是被允许限量存在的。新规(1586号公告)虽然禁止使用硫丹、灭多威,但旧规(《国家茶叶卫生标准》)却没有配套修订,执行的还是禁用前的规定,这就给质量安全监管带来了漏洞:从检测结果看没有超标,但实际生产商却很可能使用,即行为可能不合法但结果合法。问题是企业在生产中是否使用了禁用农药很难查证。
多位受访的农业官员和茶企负责人表示,茶叶中查出含有违禁农药,并不能武断地认为是企业或个人故意为之,也可能是空气飘移、水流传播、根系吸收等原因所致。
时代周报记者从侧面了解到,此次《报告》对中国茶业触动很大,相关行业机构在与绿色和平接洽、沟通的同时,也在考虑呼吁茶农和茶企尽量减少农药的使用,并重新评估中国茶叶的农残标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使用化名)
[记者手记]频遭绿色壁垒国茶艰难突围
这已不是中国茶叶第一次因为农残问题遭遇有关国际组织非难,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不同的是,这次是被“偷袭”——受访茶企称,自始至终都未得到绿色和平的知会,亦不知承检机构的名称、资质以及检测方法。对于《报告》的合法性,他们表示怀疑。
在传媒发达的当下,在拥有8000万茶农、5000万涉茶人口的发展中农业大国,任何一次对茶产业的“不利”,中国都伤不起。
“这是我从业30年来遇到的最大困难,很震惊,很无奈,很无助!”福建某大型茶企一林姓负责人对时代周报记者说。他将日本、欧盟等进口国对包括中国茶叶在内的各种农产品严苛的农残要求称之为“绿色壁垒”。
以中国食品、农副产品第一大出口市场日本为例,2006年5月29日开始实施的“肯定列表制度”,对农残在相关产品中的设限数量之广、检测数目之多、限量标准之严格,前所未有,中国农产品出口遭遇严峻考验。但令人纠结的是,各国对农副产品中农残的限量标准并不一致,个别在中国已被禁用的农药,在产品进口国比如日本反而允许一定含量的存在。
在这位林姓负责人看来,绿色壁垒已经成为中国加入WTO以后面临的一道难以协调的难题。由于各国农药目录不一,标准亦不尽相同。欧盟是引用药典作为农副产品农残的评估标准,出于自我保护,对本国生产的农药往往放宽检测标准,对他国产品的农残标准则不断提高。这样的标准每年都在变化,范围不断扩大,数量值近乎苛刻。
虽然中国一直将最严的欧盟标准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但要求一个发展中农业大国的产品立即达到其严苛的要求,在一些受访人士看来有些“无理”。
“按照欧盟的标准,只有有机茶才能进入,”上述林姓负责人向时代周报记者宣泄自己的不满,“或者专门辟出一块茶园,按照其要求来做,才可能达标。”对于这种“打着‘绿色健康’旗号做文章”的做法,他直言“很讨厌”。
包括日春茶叶在内的几家受访茶企均对《报告》提出了异议:“欧盟自己并不产茶叶,其农残标准虚高,完全不正常。我们只能向国标看齐,而不是向欧标看齐。”
鉴于国标、欧标之争,以及对《报告》“合法性”的质疑,此次产品受检的部分茶企对绿色和平的态度是坚持己见。“如果是错误结论,我们干吗要把产品下架?”一家福建茶企负责人反问时代周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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