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取日月精华，储蓄江山气韵。

    委身释儒方家，修炼精行俭德。

    明察炎凉清浊，笑看谁主沉浮。

    这世间能如此风流倜傥惟有茶。

    唐朝之前，名不见经传。陆羽造书，它一举成名。往后至今，香溢四海。

（1）

    与尊贵的酒比起来，茶的来历有些不明，带有一种感天而孕的野气。后世好茶之人老想给它找个响亮的出处，不惜刨根《诗经》。

    《诗经》有酒近百字，似茶者不到十个，那就是“荼”。茶与荼，犹如王与工。王，天地间的人主，而工，乃巫臣“仆”职。一笔之差，有天壤之别。

    被征引最多的是《国风·邶风·谷风》里这一句：“谁谓荼苦，其甘如荠。”

    大王派到基层查访民风民情的都是盲人，他们不用眼观乱象，心中自有神灵。他们知道，“谁”不是哪一个，而是一群因收成欠佳而吃苦的人。于是，他们铭记在心，到神社前发出这样的咏叹调：“吃苦的人不会觉得野菜汤苦，就好象荠菜回味有点甜。”

    同样的吟咏在《豳风·七月》里，“采荼薪樗，食我农夫”：采来苦菜又砍柴，农民生活难温饱。

    荼，野菜也。非要把“荼”看作是茶的前世，那么“荼”极有可能是蒲公英，它的叶与根茎确实也可以被制成茶。蒲公英茶，是一种具有清热，消炎，补肝肾，益精血等诸多功效的药茶！

    有一说，《诗经》中郑卫之风多淫乱，“荼”躺着也挨了两枪。

    《郑风·出其东门》曰：”出其闉阇，有女如荼。虽则如荼，匪我思且。“意思是说，信步走出城门外，看见在此处游玩的女人们熙熙攘攘，犹如草原上遍地的茅花（野菜花）。虽然游女如茅花，可惜不见意中人。

    《诗经》崇尚一切可以取悦于祖宗神灵的美好事物，而荼作为野草，它的角色扎扎实实是个大反派。

    《周颂·良耜》曰：“其镈斯赵，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有道是，手持锄头来翻土，荼蓼野草清理掉。害草腐烂当作肥，有利庄稼茂盛长。

    《大雅·桑柔》又曰：“民之贪乱，宁为荼毒。”其中深意，请自斟酌。提示一点，在《诗经》里，“民”比“人”高等，“人”是从事劳作的农奴，“众人”即很多农奴。

（2）

    多加一点，恐怕有毒；去掉一笔，能解百毒。这暗合了中医辩证的精髓，也深得东方哲学的神韵。

    成书于东周列国时代的《周礼》说，掌荼，以供丧事。意思是说，主子走了，要给众人吃点苦。能从此话中悟出新境界的非“诗仙”李白莫属，他一语道出玄机：仙人掌茶。

    人主掌荼，仙人掌茶。青莲居士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茶、荼，殊途。茶是从天上下凡的灵芽，是与仙丹并驾的一味妙药，可以涤荡昏浊。

    汉武帝时，文采斐然的司马相如作《凡将篇》，一口气写出20种顶级神药：“乌啄桔梗芫华，款冬贝母木蘖蒌，芩草芍药桂漏芦，蜚廉雚菌荈诧，白敛白芷菖蒲，芒消莞椒茱萸。”其中，“荈诧”才是古人所说的茶。

    现代植物学研究证实，茶源自中国西南。生于成都的司马相如应是个懂茶之人。他的追随者、另一位大文豪杨雄著《方言》一书，补充道：“蜀西南人谓茶曰蔎。”

    汉代，是文化重建的大时代，中医迎来突飞猛进的大发展。只是，那时的医带着浓重的“巫”气，浩繁的医药学著作与道术方家密不可分，理所当然的，茶道知识的传播者许多是方士。

    方，邦也，国也。方士，即国士。也可以通俗现代的理解，为治国开处方之士。茶被列入首批重点处方药，如此荣耀，茶可知道。

    然而，茶一直被汉代的方士们加了封条，神秘兮兮地揣在怀里。是荈，是蔎，是雾，是露，众人不明真相。

（3）

    两汉四百年以分崩离析作为大结局，群雄并争，三国鼎足。传说中的禅让在汉魏交割的时间点上演，这场曹刘之间的闹剧，不是以儒家推崇的圣人之名举行，而是以方家独创的真人秘方起头。

   “真人秀”过后，西晋一朝呼之欲出，求真之风刮遍九州。周旋左右的茶可谓是这场历史重头戏的最佳配角。

    既然天子的志向是成为“真人”，臣子的茶杯当然只求“真茶”。

    西晋刘琨是个掌管当时各项建设事业的大臣。有一天，刘司空给正在南衮州（即今江苏镇江）担任“市长”的侄儿刘演修书一封《与兄子南衮州刺史演书》。

    刘司空在信中说道：“前得安州（今湖北安陆）干姜一斤，桂一斤，黄芩一斤，皆所需也。吾体中溃闷，常仰真茶，汝可置之。”司空大人措辞优雅，嘱咐侄儿刘演在镇江一带替他办置些“真茶”寄过来。

    何谓“真茶”？其实是赶了个时髦的叫法。大白话是，我很需要上好的茶叶。自古以来，好茶产于长江上下游。

（唐人宫乐品饮图）

    从信中还可瞥见古人的饮茶习惯，从茶饼上撬一小块下来，然后跟干姜、肉桂、黄芩等材料一起煮着喝，解苦闷烦思，能祛病强身。

    真茶，一定是真好！只可惜，世人惯于求真，也易流于清谈，真到了务实的关头，就到了现原形的时候。

    西晋是大分大合的伟大时代。唐太宗最看重晋史，所以命宰相房玄龄亲自编修《晋书》。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会不会是唐太宗在煮茶读史的悟道。

（4）

    《晋书·艺术列传》中有一段记录也印证了上古茶道，说“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所饮茶苏而已。”文中的“小石子”估计是什麽好东西吧。

    单道开是晋代僧人，他坐禅修行，饮用一种将茶、姜、桂、桔、枣等合煮的茶品，收到冬能自暖，夏能自凉，昼夜不卧，日行七百里的功效。单道开后来归隐广东罗浮山，传说百余岁而卒。

    文中透露了一个秘密，佛与茶早就结缘。有一说，佛家僧人是最早把茶文化推向世界的。

    印度的佛教出现在中国的首个可靠证据是，公元65年，汉明帝之兄楚王刘英在今天的江苏北部彭城成立了一个佛教小圈子，这在当时是绝密的事件。130多年后，有士绅在彭城建了寺庙。寺庙是少数贵族文人们的高档会所。

    魏晋以来，华夏世界表现出广泛的宗教热情，佛家与中国的巫医、文人进一步通融。

    狼烟北朝，鹿死谁手佛心冷；风雨江南，晨钟暮鼓寺无人。有学者认为，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精神崩溃的时代，山头大放异彩，旗帜变换无常，但也是最见文人风骨的时代。

    《后魏录》有一段著名的茶事掌故，江南大贵族琅琊王氏王肃南朝为官时，酷爱饮茶以及莼菜羹。后来，王肃归降北朝，喜欢上了北方的羊肉，还有用羊奶做的乳酪。有人问王肃：“茶和奶酪比，你喜欢哪一个？”王肃脱口而出：“茶怎么能与奶酪相提并论呢，茶顶多只配给奶酪当个奴仆。”

    王肃在南方喝茶，回北方吃肉，那是入乡随俗没的挑。而“酪奴”一词从此闻世。

    同时代，文人志士以“酪奴”为耻，他们宁愿避仕山林，择僧为友，煮茗参禅。“其为人也多暇，其出入亦不远矣”，荀子的警言只会叫人耳朵起茧，偶像是陶隐居那样的人，“不为无益之事，何以悦有涯之生？”壶里乾坤，足慰平生。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避世之人身怀经世之才，帝王将相慕名而来屈尊求教。于是乎，有治国之道出自山中一说。山中车马来往，茶不会不知道。

    山头，就是山头。茶可以各有山头风味，但偌大的国家无法在一个山头林立的时代还能如茶一般，被捣碎后压成一块坚实的大饼。终归，南朝文人的风骨翻滚得只剩下几条老茶骨。

    对于茶来说，多亏了有老茶骨。它才得以与禅道自然而然地携手。此后，万事俱备，只待一人降世。

（5）

    此人乃陆鸿渐（陆羽），唐朝人，28岁那年，他在苕溪(今浙江湖州)隐居，开始闭门著书。于是诞生了足以配得上盛唐茶文化的一本正经——《茶经》。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茶经》处变不惊的开篇，一洗茶盏中的陈年草药味，继而赋予茶“精行俭德”的光环，加冕为万千饮品中的王者。

    陆羽传奇的一生，最大闪光点莫过于他曾是佛门弟子。他3岁遭遗弃而被禅师收养，13岁因不接受剃度而逃出寺院。传说他长得丑，在戏班子扮过丑角；患有口吃，做了擅编笑话的段子手；没读过书，居然写出一本旷世奇书。

    唐朝官员封演所著的风情札记《封氏闻见记》说，《茶经》问世后，刷屏江南民间，混时尚圈者无不争相抢阅。对书中的茶具，“好事者家藏一副”。

    更神奇的是，智积禅师有一次和唐代宗闲谈，而禅师始终不喝代宗的茶。代宗好奇地问是何故。禅师说，他只饮陆羽煮的茶。恰好此时，下人听说陆羽正在京城附近，悄悄前去请了陆羽进宫。择日，代宗又招智积禅师一起茶话，这次，禅师一看到端上来的茶汤就大喜道，陆羽也在呀。

    尽管陆羽所在的时代，该问世一本集茶文化之大成的经典。然而，天降此任给了陆羽，这样成功的人生是不可复制的。

    《茶经》之后的世道，已然显露晚唐气象。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这样的好诗是56岁的刘禹锡回赠给同龄好友白居易的。从诗名可知，他们二位在扬州久别重逢，畅饮了一顿老酒。

    我一直好奇，他们当时怎么不把东吴“以茶代酒”的传统发扬一下呢。难道是茶性俭，不适合用来灌洗愁肠吗。

（6）

    《茶经》开山之后，茶文化的新潮流如洋子江的东逝水，滚滚奔向蓬勃的春天。

    《茶谱》《茶述》《茶录》《茶赋》············后浪推前浪。大宋国主徽宗亲自写了一部《大观茶论》，令这片叶子荣耀登极，建州（今福建北部）北苑御茶园在此时向世人展露了武夷茶“岩骨花香”的灵韵。

    喝茶成为待客之道在宋朝被迅速地普及开来。文化普及，有其一利，难免一弊。

    “坐，请坐，请上座；茶，敬茶，敬香茶”。

    此等恶俗待客，出自一个滑头的老和尚。老和尚前倨后恭，三改其口，竟被苏东坡撞了个满怀。

    这幅对联还告诫后人，千万不要怠慢了文人，否则凭你是什麽老师傅，没你好果子吃。

    茶更香了，也更俗了。茶之俗，归根结底是茶佛一味落入了市井的媚俗套路。

    宋朝是佛教与中国的国民性渐趋合流的朝代，中国式佛教——儒教化的佛教勃兴，出现了对天子称臣的高僧。要知道，唐朝的僧人还能恪守沙门，不拜君主。

    无奈需要与时俱进，即便是佛，不俗，不活！不活，不佛！何况区区一团茶。

（7）

   “天下之茶建为最，建之北苑又为最”。为了充分体现这个“最”，宋仁宗居然抠门到把一个建州北苑团茶扳成几份赏给身边的人。然而，大宋一朝，对外不会这么抠，也许是无命抠吧。

    此话怎讲？从北宋建国五十年开始说吧。

    西北唐古特人此时向陕甘一带扩张，建立西夏国，扼住北宋与中亚的贸易要道，设集市于边境线，向宋朝出口马匹、牛羊等货物，进口丝绸、药物、陶瓷等日用品。此外，大量走私贸易从宋朝贩来的盐，西夏国因此富得流油。

    1044年，又挨一巴掌的宋朝被迫与西夏签订和约，比照向契丹的进贡，每年向西夏“赐”13.5万匹丝绸、7.2万两银子、3万斤茶叶。

    大宋贡茶的这一去处查阅正史可知，这一去便持续了百余年。真是人不找茬，茶不找人呐。

（宋，刘松年，《攆茶图》）

    类似的事唐朝也有。不过，那时的茶叶不是用作“维和”的，而是做生意，名曰“茶马互市”。

    《封氏闻见记》有这样的记载：“饮茶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

     7——8世纪的李唐王朝贵族酷爱马匹，上层人士骑马代步。那个时候，从伊朗传入中土的马球运动也盛行长安。但国家缺马，拿茶叶换马匹，不失为一桩好买卖。而让封氏感到奇怪的，可能是回鹘人傻吧。

    回鹘人傻，一定不是茶喝的。

    南宋诗人陆游在《南唐书》里记载道：“契丹虽通商南唐，徒持虚辞，利南方茶叶珠贝而已。确系实情。北蕃好食肉，必饮茶，因茶可清肉之浓味。今蒙古人好饮茶，可为例证，不饮茶，多困于病，无怪其常以名马与汉人易茶也。唐宋者名之团茶，蕃人尤嗜之，常以重价买之。”

    陆游说的清楚，人家精明着呢，喝茶健胃消食、祛病强身，再贵也是要买的。只是，钱不够，抢来凑，则另当别论。

    “茶马互市”在明、清两朝均被定为国策。

（8）

    宋元时期，海运业日渐发达，中国商人频频出现于东南亚、锡兰以及巴拉巴尔沿岸。茶是否也随波漂向更远的远方。

    1569年，葡萄牙语作品中首次提及中国的茶(Chá)，直到21世纪Chá这个写法在葡萄牙语中从未变过，作者是一位到过中国的葡萄牙耶稣会牧师加斯帕达·克鲁兹，该作品被译为《中国事物论》（Tratado das cousasda China）。

    众所周知，17世纪初，葡萄牙人、荷兰人开始从福建、浙江等地购买茶叶，最远销至北欧，中国茶开始风靡欧洲。

    早期英语中，茶的发音和写法近似于cha。161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日本贸易站的负责人Richard Cocks在日记中第一次使用了chaw这样的字眼来表达茶。

    还有一个靠谱的说法，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给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时，带去几箱武夷红茶作为嫁妆。

    “花神宠秋色，嫦娥矜月桂；月桂与秋色，难与花比美”。

    这是英国诗人沃尔特在凯瑟琳皇后结婚一周年纪念时写下的，诗中的“月桂与秋色”正是中国的武夷红茶。

    现代英语中的“Tea”是哪来的呢？据说，Tea的发音来自福建方言。闽南话中，茶的发音接近于“贴”字音，后来者居上的英国人跑到福建买茶，于是就把这个音保留了下来，最终演化为今天常见的Tea。

    20世纪，法国著名的汉学家谢和耐在他的《中国文明史》（英文版直译名）一书中谈及中国茶时，归纳了一个有趣现象：西欧茶叶的名称源于福建，而东欧等斯拉夫语部分地区对茶的称谓则近乎中国北方方言的发音。

    没想到啊，中国茶文化竟轻松地把近代欧洲东西之间难以言说的关系显了影。

    对茶称呼不一，不能怪西方人。《茶经》对茶的称谓也因地而异，五花八门。中国茶扬名海外后，东瀛人曰“cia”，西洋人也有称“tè”。 

    东欧的中国茶很大部分是经俄罗斯之手转销过去的，这样的经手才叫躺着赚钱。

    1727年之后，清政府与俄国的大部分贸易依据《恰克图条约》进行，大宗交易项目是毛皮换棉布与丝绸，茶叶贸易额也有大幅度增长，1760年为140万卢布，1800年则达到800多万卢布。

    在这一时期，晋商从武夷山等知名茶产地开辟了一条远销北方边境的“万里茶路”。

（9）

    在外贸的强力带动下，18世纪的中国整个长江流域都成了产茶区，蒸蒸日上的买卖更是让行会官商暴富。

    出口的茶叶一般由山户采摘，送至茶庄加工（茶庄雇工通常可达几百人），再交给财力雄厚的商行，由其在广州与东印度公司商谈成交。

    据有关统计，欧洲购买的中国茶叶1720年左右为12700吨，1830年左右达吨，此后还持续不断增长。

（欧洲人眼中的清末南方茶园）

    欧洲上流社会特好武夷小种红茶这一口，安妮女王甚至提倡“以茶代酒”，但英国长期受到大清官商压榨。当然，在大清方面，管理境内霸道且邪气的西洋人才是一等头痛的事。

   据谢和耐所引数据显示：1571——1821年间，欧洲自南美与墨西哥攫取的4亿银圆中，有一半被用作西欧诸国购买中国产品之用，中国茶叶无疑是一大宗。

    这是否表示，那250年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间接成为开发美洲新大陆的最大受益方。

    近代中西关系实在有太多事让人扼腕痛惜。那段历史耐人寻味，极为特别，开始是我们不肯给他们平等待遇，后来就反转成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中国茶叶在这坚硬的石缝中求生，是何滋味。

    1839年至1856年间，发生了两件对茶影响重大的事。一件，鸦片走私来华，洋人毒品换茶；另一件，中国的茶树和制茶工艺被盗往东印度公司设在喜马拉雅山麓的茶园，中国茶叶垄断世界市场的好日子被告结束。

    两件事共同导致，19世纪后半叶起，中国外贸入超的白银减少了，外流的白银与日俱增，中国经济衰落加速。

    中国白银外流主要用于购买鸦片。即便在1851年——1864年的太平天国战事期间，大宗贸易改在上海进行，广州口岸外贸量大降，从广州外流的白银仍高达3000万两。

（10）

    由于印度茶叶种植面积迅速扩大，产量急剧上升，作为中国茶叶的代表——武夷红茶也难逃出口市场快速萎缩的厄运。

    据统计，1866年，在英国人消费的茶叶中只有4%来自印度，而到了1899年，这一比值猛增至55%以上。

    有学者如此评论19世纪的这段独特历史：英国和中国为两种植物兵戎相见时，世界版图以两株植物的名称重新划分了。

    带走中国茶叶秘密的人叫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1812—1880），他是一位苏格兰的植物学家，曾先后四次来到中国及远东地区。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后，福琼受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派遣，来到中国从事植物采集，将大量中国植物资源运送至英国。

    1848年，福琼又接受东印度公司派遣，深入闽浙多地茶乡，然后带着中国茶种和制茶工艺师一起偷出境外。

（福琼绘制的武夷山水图局部）

    福琼晚年回顾在中国的往事时，他有这样说：“种茶可以恩泽四方，喝茶可以令人生气勃勃、头脑清明。”

    福琼因茶而深受中国人憎恶，甚至被斥为“茶叶大盗”。

    客观评价，这个人的行为也促使茶叶不再为欧洲贵族独享，而成为世界性的饮料。不可否认，在他前后的两百年间，红薯、花生、玉米等外来农作物也在中国广泛种植，有的被当作了中国人的主粮。

    美国政治家杰斐逊曾说：“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能够被接纳的最伟大的贡献就是给它的文化带来一种有用的植物。”

   我们也常说，来而不往，非礼也！

（11）

    言归于茶，就福琼对茶的认识，可谓是一语中的，有如16世纪末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鸦片的认识一样十分精准。

    但是，近代历史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让西方人头脑精明地开展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却让中国人继续昏沉于烟雾缭绕的自我陶醉中。

    屈辱已经远去，复兴正在路上，尊严也在重建，站起来、富起来的中国人可以再有闲工夫坐下来品一杯茶。

    现在，我们比任何时候对茶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引以为傲。

    “茶圣”陆羽在1300多年前书写《茶经》时有感而发，他说，国人擅长做的，常常是那些好看却浅显和容易做到的，比如房子要豪宅，衣服要云裳，饮食追求美酒佳肴，而在饮茶这件事上却显得不很擅长。

    一位朋友告诉我，懂茶道的人，必精通人世诸道。从“茶圣”口中说出来的话，想必是苦尽甘来的良言。

    再看一看1300年后的今天，我们所擅长的和热衷追求的，是否还是那些东西！

    正月伊始，万象更新。当我们自信悠然地端起茶杯，能不能用一杯茶的时间细细思量一番，明日造何新气象。

    干了这杯茶，我们再出发。

（12）

    后记：

    2021年春节前夕，武夷山知名茶人祖耕荣先生专程寄红茶一份，请我品饮。

    此茶名曰金针梅，“姿色似金针，香韵胜兰梅”。果不负大名，一泡即隽永。

    这不是我第一次品饮金针梅，而是时隔十年后与它再相逢。

    金针梅的来头不凡。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府在筹备2008年奥运会申办的过程中，严格挑选能代表国家新时期形象的茶品。原农业部派出一组专家悄悄前往武夷山，从当地的优良茶种中优中选优，精心培育种植成园，而后反复尝试和创新红茶制作工艺，向新茶注入新的灵魂，终于迎来“申奥第一茶”金针梅的诞生。

    远离略显浮躁和喧嚣的世界，还能与“旧友”不期而遇令我百感交集。

    开汤啜饮，诱我品了再品，竟成牛饮。

    我心已醉，茶不知道。对坐寒窗，打字一万，悉数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