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落荒寺》，格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专栏

冷眼

作者：娄燕京作者单位：浙江理工大学中文系

【导读】《月落荒寺》是格非反映当下现实处境的长篇新作，作家既试图以拟真的方式描摹日常生活的物质性，又通过引入经典话语赋予现实以意义。但生活与写作由此陷入商品化的流通网络，导致现实与文学互为镜像，共同呈现了现实的总体性危机。

【关键词】《月落荒寺》  镜像  危机

关于新作《月落荒寺》，在一次采访中，格非一方面将其放在既往作品序列的延长线上，凸显个人思考和艺术探索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强调新作“也有一些区别”，“因为生活在变化”，作家“要有能力分析当今的现实”，同时通过“特殊的修辞”将这一现实呈现出来。[1]格非的这番创作自述，无疑为理解、评论《月落荒寺》提供了一个坐标系，即在“现实”与“修辞”的相互生成中，才能定位新作之“新”。因此，探讨《月落荒寺》以何种“修辞”呈现了怎样的“现实”，成为进入格非新作的方便途径。

然而，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小说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或许并非如作家本人说得那般自然、透明。具体在《月落荒寺》中，现实与修辞、内容与形式既相互配套，但也相互掣肘，并互为镜像，反映着彼此的危机与出路，在勾连广阔的历史语境的同时，体现出文学与现实的种种症候。

01

生活的符号化

 从所反映的“当今的现实”来看，《月落荒寺》以北京某大学教授林宜生及其家庭和朋友圈的日常生活为主要内容。在小说中，这些人物是高级知识分子、上层官员、艺术策展人、商界精英，经济地位、物质生活十分优越，但又不断陷入婚姻、事业、欲望和精神的危机之中。小说移步换景般地展示着这群上流人士无聊而匮乏的生活：出轨、离婚、孩子教育、官场失意、家庭聚会、音乐雅集等，看似一地鸡毛，却又左右逢源，种种危机在日常现实的流动中转移、化解、重现，周而复始，却依然无动于衷。一言以蔽之，《月落荒寺》呈现出一幅上层社会的众生相。如果说，通过上述概括，可以将《月落荒寺》定位为“现实主义”小说的话，那么为了配合反映这一现实，格非在写作中采取了拟真的艺术手段。在小说叙述的“物质性”层面上，《月落荒寺》的一个突出之点是，格非给小说中的每一位人物都安装了定位系统，无论小说人物身处何地、去往何方，都在共享实时位置。以近乎强迫症的方式，格非巨细靡遗地描画了上流社会的日常生活轨迹图。小说中，这些地点包括但不限于北京的街道（中关村北大街、五道口、肖家河）、社区（褐石小区、望京的“圣馨大地”公寓楼）、景点（怀柔的雁栖湖、南锣鼓巷、正觉寺）、茶社（曼珠沙华）、咖啡馆（雕刻时光咖啡厅、盒子咖啡馆）、书店（单向街书店）、酒楼（桃屋日本料理店、嘉和一品、张生记、欣叶酒家、顺峰酒楼）、医院（积水潭的精神康复中心、美联众合动物医院）等。具有症候性的是，即使是在细枝末节、无关紧要的地方，小说也不忘“报地名”，如第55节，林宜生与回国的儿子去小区门口吃烧烤，格非也刻意点出烧烤店的名字——“渝淮人家”。与真实的地点、位置的植入相对应，格非在小说中对“物品”同样进行了偏执的展览式描写，典型如第55节，作家以静物素描的方式细数伯远从美国带回来的礼物：一柄海泡石烟斗，两袋荷兰产的烟丝，一把Philips的电动剃须刀，一只Zippo打火机，一套雅诗兰黛的化妆品。更典型的段落，则是借人物周德坤之口，对茶道的展示： 要说今天这壶茶，还真不简单。单说这茶叶，得是武夷山一百零三岁的周桐和老茶师亲手烘焙的牛栏坑肉桂。光有好茶还不成，还得有好水。农夫山泉够可以的了吧，人家偏偏说不能喝，非得是内蒙古阿尔山特供的五藏泉！就差到芭蕉叶上去扫雪了。好水有了，却不兴搁在电水壶里煮，还得备上潮州枫溪的红泥炉和砂铫。炭呢，得是意大利进口的地中海橄榄炭。你说这费劲的！[2]28 可以说，位置与物品的密集呈现，是《月落荒寺》的“特殊的修辞”，两者构成了一张现实生活的物质大网，将作家所要思考的现实与人物牢牢地固定在日常的肌理上，以真实而令人眼花缭乱的方式，描摹着中产生活的声色犬马。不可否认，对地点和物品的强调，结构出《月落荒寺》的“物质外壳”，并与小说的“精神叙事”产生内在勾连，既体现着作家的艺术功力，更折射出人物性格和时代的精神状况。[3]正如小说以暗示的方式提及的卢卡奇的评论，林宜生们无疑搬进了“深渊大饭店”：“一个富丽堂皇、设备齐全、处在深渊、处在虚无和无意义边缘的饭店。在精美的膳食之间或风雅的娱乐之间，每日注视着深渊，只能强化精妙的舒适享受所带来的快感。”[4]而问题在于，如果说，林宜生们的生活处于“深渊大饭店”中，那么，“注视着”这一“深渊”的文学及其背后的作家主体，如何不被“深渊”所吞噬，其自外于“深渊大饭店”的合法性何在？换言之，当《月落荒寺》以拟真的、超级现实的方式，以商品展览的方式呈现“处在虚无和无意义边缘”的他人生活时，如何保证文学自身是有意义的，也即如何在镜像式反映“精美的膳食”和“风雅的娱乐”时，保证自身不是在“强化精妙的舒适享受所带来的”叙事快感？在现实中，林宜生们的生活极度虚无，只能以对商品（位置和物品）的依恋，锚定生活的意义。但正是在这种“物”的替代性变动中，当林宜生们马不停蹄地奔赴下一个地点、下一件物品，真实的地点和实体的物品就不断地转化为漂浮的能指，形成一个平面化的象征网络，尽管可以用以表征身份，并转移无意义的焦虑感，但“深渊”依然无法摆脱。而关键在于，这不仅是生活与现实的危机，也是文学与写作的危机，林宜生们的生活遵循着符号流通的逻辑，在《月落荒寺》对地点和物品的展览式描写中，商品规律同样渗透其间。因此，可以说，现实生活、小说内容的无意义，直接反射到叙事、形式层面，《月落荒寺》的叙事动力似乎就根源于商品与“物”的不断流动，作家既试图以对精致却虚无的生活的镜像式呈现，来掩饰“故事”的匮乏和“写作”本身的无意义感，却同时在小说“物质性”的极度膨胀中，导致内容与形式上的流水账。正如前引关于茶道的描述，一方面体现出揶揄、讽刺，另一方面又隐约流露出叙述者精通茶道的炫耀之感，而在细致的铺排中，小说叙述流于“物”的展览，造成意义与批判性思考的缺席。在这一意义上，《月落荒寺》与其所思考的现实，互为镜像，映照出彼此共同的危机。借助于人物之口，小说叙述者曾探讨过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按照小说人物的理解，文学中之所以有那么多关于绝望和虚无的体认，是因为文学面对的是“真正的生活”。如果说，文学的“意义”在于呈现并直面无意义的生活，那么《月落荒寺》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但即便如此，“无意义”的焦虑仍然笼罩着作品的整体构思，寻找真正的意义，追求可能的生活，依然内在于小说的结构脉络和作家的精神探索中。 

02

话语作为中介

小说叙事中出现或内嵌典故、引语、互文等知识性范畴，是格非作品的鲜明标记，《月落荒寺》自然也不例外于这一个人传统。在《月落荒寺》中，互文等的使用，与格非既往作品相比，又显得过于密集，如同小说对“物”的展览一样，构成了另一重物质性的叙事外壳。之所以如此，一个可能的写作动机是，林宜生们的生活漂浮于符号化的能指网络，呈现出一片虚无的精神危机，因此，为了体现深度、赋予意义，在现实和叙事的流动中，插入经典性话语，以揭示为人们所忽视的生活的真正奥义，就成为一种可行的办法。在此前提下，当人与人、人与事之间试图有所真正触着，就必须经过知识、引语的中介。如第50节，具有神秘色彩的黑社会人物辉哥与大学教授林宜生见面，就先背了一段《共产党宣言》，由此构成一段反讽性的理论思辨。在第58节，辉哥只有通过讲述一段鸠摩罗什的故事，才会点明催债的意图。某种程度上，如果说，黑社会人物出口成章，有些不合常情的话，那么，身为哲学教授的林宜生行事时，刻意交代的引语，也显得过于突兀。在第18节，当林宜生试图向楚云打听她讳莫如深的身世，小说却先插入了一段卢卡奇关于“时间”的理论表述，以此表明楚云的经历与形而上的“时间”概念的勾连。而显得尤为刻意的是，第7节，林宜生向楚云讲述自己因为要去学校找一本名为“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书，才无意中撞破了妻子的出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书名，在行文中一闪而过，却又饱含暗示，因为这是一本由无政府主义者写的关于极端个人主义的书。或许在格非看来，只有在这一理论层面，林宜生妻子的出轨才会显示出意义。而问题在于，这样的中介、互文是否必要且达成了赋予深度的意图？在故事中插入典故、引文，固然可以揭示、深化作品的意义，但《月落荒寺》里的互文等知识性范畴，并非完整地镶嵌在故事与生活内部，而毋宁说是现实本身被人为插入的话语强行暗示具有某种意义。因此，格非在小说中不断加入参考文献的意义赋予方式，更多体现为一种症候，揭示出现实与生活本身的无意义。而过多且过于刻意的知识、互文又会造成叙事的阻滞，以至于拆解叙事本身的完整性。由此产生的一个后果是，在《月落荒寺》中，大量的互文与引语形成了一重相对于故事本身的另一世界。故事本身与小说写作的意义被这一“平行世界”抽取、征用，丧失了自身的合法性。与此同时，意义、话语、知识不停地出现、转移，造成话语本身的漂浮，导致意义不断生成，又不断消解。因此，小说在叙事层面对知识的依恋与更替，实则分享了小说人物深陷于其中的“物”的流通逻辑，在现实的价值规律内，知识（词）与商品（物）同一化，“词”也就变成了“物”，并变得碎片化、平面化。在此意义上，《月落荒寺》中的人物，无论是教授哲学、抄写佛经，还是谈论诗词音乐，尽管显得专业，头头是道，却没有体现出精神上的内在深度，反而流于表面，最终仍是为了攫取利益（如林宜生赴各地授课）、表征身份（如西方古典音乐发烧友）。同样，《月落荒寺》的写作方式或许也应遭受上述质疑。在更大的主题范围内，“词与物”又呈现出另一重关系，这体现在小说人物楚云及其所代表的生活上。按照格非自述，楚云相对于林宜生们代表着“可能的生活”，但对于这种生活的描述，更多是话语虚构的产物，楚云也由此像是一位传说里的人物。在小说中，林宜生与楚云第一次见面，被安排在“盒子”咖啡馆，因为这家咖啡馆有放映先锋电影的传统，所以，楚云一出场就被《犹在镜中》《镜子》等电影的话语氛围所笼罩。而林宜生对楚云的种种认识、猜测，则来源于两人之间讨论日本俳句、唐诗宋词以及楚云关于西方古典音乐的认识。楚云失踪以后，林宜生重新认识楚云的线索，只有保存在楚云电脑桌面上的文件（包括一部电影、一本小说、一段音乐视频）。更为重要的是，对林宜生来说，关于楚云的种种事情，如楚云的身世和失踪过程，皆来自他人转述。可以说，如果祛除种种笼罩在楚云身上的话语，楚云这个人及其关联的生活几乎不存在。因此，在现实的、林宜生们的生活中，楚云更像是由诸多话语建构的幽灵，而所谓“可能的生活”，也就此凸显为由讲述、话语、知识制造的幻觉。“可能的生活”自然高于“现实的生活”，传说中的楚云同样高于生活里的林宜生，话语也就高于现实。回到前引的格非自述，当格非说作家“要有能力分析当今的现实”，表现在《月落荒寺》中，似乎演变为作家不断为日常生活强行插入引语，并以话语建构的幻觉制造生活另外的可能性。简言之，分析现实就变成一个以“词”替“物”的过程。而这与其说是作家“特殊的修辞”，毋宁说是现实本身的手段，即一种符号流通的强大逻辑。在《月落荒寺》这部作品中，小说人物沉浮于由“物”（商品）所织成的网，而作家从写作的角度为小说赋予意义的过程中，又通过互文、引语织就了一张由“词”（话语）组成的网，词与物互相征用，文学与现实互为镜像，形成一张弥天大网，将小说的内与外笼罩其间，无法逃脱。而如何突破这张网，何谓真正的生活，仍需得到回答。 

03

“月落荒寺”的催眠时刻

为了凸显楚云所象征的“可能的生活”，格非特意增添了悬疑笔法。在《月落荒寺》中，有几处疑点，比如，楚云的孪生妹妹究竟存不存在，那张“僧肇”的名片究竟指向何人，楚云与伯远买花时看到的“吞钢针”戏法是如何完成的，辉哥在被执行枪决的情形下是怎样逃脱的，绑架楚云的又是何人，等等，并没有得到彻底解答，而这无疑烘托出故事与生活的神秘性，映照出林宜生们所居其中的现实生活的苍白。楚云与辉哥的身世经历固然在乏味的主流生活中显示出异质性，隐含了在别处的生活，但如果将生活的可能性等同于险象环生、惊心动魄的黑社会故事，也表征出某种想象力与思考力的匮乏。因为，这种生活对林宜生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又与之构成何种关系，并非简单的“可能的生活”与“现实的生活”的二元对立。在小说中，楚云与辉哥的经历均由他们自己讲述，林宜生只是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而所谓“可能的生活”，对林宜生来说，也就只是一个“故事”。小说第20节，林宜生听完楚云的讲述后，只是心生感慨，在当今的现实“还会发生如此骇人听闻的事”。因此，当“可能的生活”变成“故事”，“可能性”也就成为现实生活本身的一部分，成为一段可有可无、随时被替换的插曲，也即成为生活的调味品。在这一意义上，“可能的生活”是由“现实的生活”建构出来的，是现实生活逻辑的延伸，而并不构成冲突性的对照。作为“故事”的“可能的生活”，其功能在于，让深陷尘世之网的林宜生们，有一个倾听他人的时刻、一个出神的时刻，并在短暂的缝隙中，对现实的生活有所反思。而在小说中，此功能最有代表性的承担者，就是“月落荒寺”这一核心场景。格非自述，《月落荒寺》的构思缘起于一场在圆明园正觉寺举办的中秋音乐会，受此启发，创作了这部小说。不过，尽管音乐雅集是写作的起点，但在最终的结构安排上，成为小说的叙事终点。虽然《月落荒寺》描写滚滚红尘中的各路男女，细致刻画他们的物质欲望与精神危机，但如果从更为后设的角度看，这些铺排更像是一场音乐会的前奏、一段稍显冗长的开场白，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烘托出一个神圣的时刻、一个月落荒寺的时刻。当德彪西的《月光》奏响： 不论是坐在前排的官员、商界精英和社会名流，还是散席上的那些普普通通的爱乐者，此刻都沉浸在同一个旋律中，恍如梦寐。不论这些人是有着精深音乐素养的专业人士，还是附庸风雅之辈，不论他们平日里是踌躇满志、左右逢源，还是挣扎在耻辱、失败和无望的泥潭中艰辛度日，所有的人都凝望着同一片月色溶溶的夜空，静默不语，若有所思。 这样一个奇妙的时刻，在林宜生看来，是一个“被音乐提纯的瞬间，所呈现的正是存在的奥秘：一种无差别的自由、安宁和欢愉”[2]200。在这里，个体的身心得以安顿，阶层的差异被抹平，所有人在音乐的笼罩中被赋予内在深度，结成一个平等的人类共同体。可以说，月落荒寺的时刻，是一个在高雅的音乐中实现精神超脱的时刻。简言之，在摆脱所有的浮沉挣扎后，一个没有“词”与“物”的时刻。然而，这样的时刻也是一个被催眠的时刻、一个人为制造的幻觉。尽管“月落荒寺”美妙天成，看上去恰到好处，但为了这一片刻的升华，音乐会的组织者必须对时令、节候、曲目安排和建筑高度等进行仔细的演算。更不必说，举办这样一场音乐会，背后必然有资本的助力。而进一步从后设的，也就是创作的角度看，作家为了最终呈现这样一种文本效果，或许也必须如音乐会组织者一样，在结构安排上进行精心构思。因此，“月落荒寺”的时刻，与其说是一个被音乐提纯的瞬间，不如说是一个被催眠的时刻、一个意外走神的时刻。而催眠结束，众人回过神来，生活依然如故，危机也并没解除。在最后，当乐曲弹奏完毕，借来的斯坦威钢琴被工人搬走，林宜生也要再次面对纷繁的现实。小说中，“月落荒寺”不仅仅指向这场出神入化的音乐雅集，在林宜生的潜意识里，也与“黄山那件事”（第45节，指林宜生与赵蓉蓉暧昧的情欲纠葛，由他自己看来，这导致了他的忧郁症）有关。这就是说，“月落荒寺”的场景与意境具有双重性，既指向精神的超越，更内含着身体欲望，其本身并不具有完满性，随时可能瓦解。“月落荒寺”的功能，正如小说引用过的精神分析理论所说，心理疏导的目标不是为了治愈，而是为了转移，从而能够坦然面对自我与世界的不堪和混乱。因此，在最终的意义上，“月落荒寺”在某种审美的无功利性中，隐藏着极度功利的目的，并以极度物质性的方式转移种种束缚人的“词”与“物”，却无法消除它。换言之，“月落荒寺”的时刻，需要经常被唤起，因为其自身随时在瓦解，既不断催眠，又不断醒来，正如现实中“词”与“物”的流通逻辑。得益于现实的启发，格非倾心设计了一个“月落荒寺”的时刻，以摆脱尘世的无边大网，为精神危机寻找出路。但真诚的思考，可能恰恰为网所捕获，精神超越的瞬间也成为网格的自然延伸。小说采用了第三人称限知视角，既深入人物的内心，又保持一定的距离，既反讽、批判，又充满温情、将心比心，以跳来跳去的方式，试图突破尘世之网。正如“笼中鸟”的比喻，尽管以轻逸之姿，显得腾挪跳荡，却仍然站在了铺天盖地的网中。在《月落荒寺》中，格非反映并思考了“当今的现实”，指出了种种精神与意义的危机，并以“特殊的修辞”试图对现实有所纠正。然而，解决危机的方式是危机本身的一部分，分析现实的文学被现实所反噬，现实的危机成为文学的危机，二者一体两面，互为镜像，形成“铁的牢笼”，紧紧箍住生活与写作的主体。但正如生活和文学所暗示的，破网的冲动仍然内在于历史与现实的脉络中，而如何不被束缚，重新获具主体性，可能首先需要直面那一由词与物所织就的无边困境，在不断反思与挣脱中，试着有所行动。注释：[1]格非.格非自述：新作《月落荒寺》，让小说重回神秘[N].新京报，2019-09-30.[2]格非.月落荒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3]陈培浩.“现实主义当代化”中的“格非经验”——从《月落荒寺》说起[J].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2）.[4]卢卡奇.小说理论·序言，转引自林培源.重返小说的神秘性——论格非长篇小说《月落荒寺》的叙事[J].当代作家评论，2020（1）.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1年05期。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推荐阅读杨小露 | 论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以知识分子叙事为考察中心王禾阳 | 格非“江南三部曲”先锋性的失守刘昕亭 | 文学生态转型时期的现实主义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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