湄潭茶叶与抗日战争
——民国中央实验茶场落户湄潭记略
◎ 曹裕强
1937年7月7日，日寇在北平卢沟桥发动事变，中华民族全面抗战正式开始。日本侵略者在攻城占地、大肆屠杀的同时，也在疯狂地掠夺资源、破坏经济。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中国财产损失以1937年7月美元币值计算，约.60万美元（尚不包括1931年9月至1937年7月东北、华北地区因日本侵略所遭受的损失，亦不包括中国生命损失之估计及军费在内）。中国人民的这场全面抗日战争，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军民不仅从战略上牵制、抗击和削弱日军，有力地支援了苏、美等盟国，而且作为亚太地区的抗日基地，中国还为盟军提供了许多战略物资，比如茶叶、桐油等，并通过出口换来宝贵的外汇、军火等，以支撑艰苦卓绝的抗战所需。那时，地处西南战略大后方的湄潭，因为产茶历史悠久，自然条件优越，环境相对安宁，迎来了国民政府经济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在此落户，建立了湄潭实验茶场，从而使湄潭与这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抗日战争有了更为直接和密切的联系，并为之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成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一部分，载入史册。
随着战争进入胶着的相持阶段，加上沿海已被日军占领封锁，中国传统的出口产品——茶叶外销，也受到了重重的阻扰。为了保证持久抗战并创造条件反攻，国民政府意识到对西部地区进行开发，并建立可靠的政治、经济、军事战略基地，是必须而且迫切的当务之事。为了扩充茶叶种植面积，改进制作技术，增加生产销售，发展战时茶叶经济，以缓解经济压力，支援持久抗战，国民政府经济部任命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国茶叶公司负责此事，并制定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西4省为发展战时茶叶经济的主要茶区，试图通过西南重要国际通道——史迪威公路和驼峰航线进行出口，以换取所需的战略物资。1939年4月，经国民政府农业促进委员会主任穆藕初的推荐和要求，时任福建省福安茶业改良场场长、福安农校校长的张天福参加了由中央农业实验所和中国茶叶公司联合派遣的茶叶考察专家组，与王淘、李联标、朱源林等前往四川成都、自贡、宜宾，西康雅安，云南昆明、曲靖，贵州贵阳、安顺、遵义、平坝、惠水、瓮安、湄潭等老茶区进行实地考察，以选址筹建实验茶场。经过反复考察调研，张天福等最终看中了属古老茶区之一、自然地理环境较为优越的贵州湄潭。专家组返回重庆后，特向中央农业实验所汇报了考察结果，得到所长谢家声、副所长沈宗瀚支持。于是，由张天福执笔，撰写了一篇考察报告，名为《发展西南五省茶叶》。张天福在文中写到：“自神圣抗战以来，奄奄待毙之中国茶叶出口贸易，更受严重之打击……是有亟待于开发西南之富源。查西南各省气候土质环境，除西康仅有东南及云南西北部少数雪线地带外，无不适于茶树之生长，中以四川产量为最多，年约20万担，云南约8万担，西康约8万担，黔、桂较少各约1万担……将来之发展，未可限量。”1939年5月，国民政府为动员全国民众发展生产，搞活经济，在重庆沙坪坝嘉陵宾馆召开了全国生产会议。张天福作为全国茶界唯一代表参加，并宣读了《发展西南五省茶叶》考察报告。大会最后将此报告作为会议提案，受到国民政府高层的重视，遂决定在湄潭创建国民政府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湄潭实验茶场（简称“中央实验茶场”）。此提案，也被后来茶史学者誉为“中国茶叶第一提案”。1939年9月，经济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和中国茶叶公司联合派遣王淘、张天福等正式入住湄潭，筹建中央实验茶场。经商议，湄潭县政府决定将义泉万寿宫、水府祠提供给中央实验茶场，作为茶场场部办公室、职工宿舍和茶叶加工厂；将桐子坡、象山（打鼓坡）和校场坝一带土地作为茶场用地。1939年11月，中央实验茶场严迪耕、黄希陶还绘制了一幅《经济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湄潭实验茶场拟购场址地形图》，划定了中央实验茶场的范围，并在边界上刻立了若干块“中央茶场界碑”。同月，张天福又被邀请回到福建省建设厅创办示范茶厂，中央农业实验所另选刘淦芝到湄潭接替工作，并出任中央实验茶场首任场长（主任）。1940年4月，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级茶叶科研生产机构——民国中央实验茶场在湄潭正式挂牌成立。自此，在湄潭这个当时地域上较为边缘宁静的小城，凝聚了张天福、刘淦芝、李联标、徐国桢、林刚、朱源林、叶知永、金扬镐、李成章等49位茶叶、油桐、林木等方面科技精英和管理人才。湄潭县城南象山（当地人又称打鼓坡），早在明清时期就拥有老茶园存在。清康熙年间，知县杨玉柱邀请湄潭士绅出游时，在湄水桥一带欣赏象山美景，曾目睹过那一片茶园，并有同行士绅吟出的“两岸踏歌声，士女采茶工且艳”诗句传世。1940年6月，中央实验茶场在贵州省政府划拨的象山土地上，又开垦出555.586亩示范茶园，成为中国现代茶叶规模化示范种植的开端，此茶园也被称为中国现代第一片规范化种植茶园，象山更被誉为中国现代茶业第一山。中央实验茶场除了在湄潭开垦象山规模化种植示范茶园，还将桐子坡50余亩山坡土地辟为茶树品种园，由李联标主持，征集全国13个省235个县的茶树品种197份，在此育苗定植133份，这“是国内当时茶树品种资源最多的一个品种园……”（牟应书《我的茶叶人生》）。同时，在桐子坡及周边栽植桂花树800余株，紫薇树若干。这里也被后人们称为“全国茶树品种园”。从1940年起，中央实验茶场在抗战最艰苦的环境下，坚持茶叶科研生产，结出了累累硕果，相继完成《湄潭茶树害虫初步调查》等9篇研究著作，试制“湄红”“湄绿”“湄潭龙井”等8个名优茶品，收集制作务川大树茶、湄潭茶叶等标本，研制五眼名茶杀青灶、悬挂式多层萎凋簾等10多种茶叶初、精制加工设备。在中央实验茶场刚成立不久，就开始从湄潭老茶区如大庙场、随阳山等地大量收购茶青，进行研制和规模化生产加工。当时，除将义泉万寿宫、水府祠部分房屋因陋就简改为茶叶加工厂房外，还建立了专门的茶叶萎凋室、烘焙室等，修建了揉茶台、捡茶台、杀青灶等，揉捻从手工制作转为木制机具加工，砖茶从手筑转为木质机压等等，开贵州乃至中国茶叶生产工业化之先河。同时，还分别从云南顺宁、浙江杭州两地聘请了制茶师傅，试制成功外销工夫
红茶“湄红”和扁平类名优
绿茶“湄绿”。不仅创造了湄潭近代茶叶历史上两个重要茶叶品牌，同时还“由此，开创了贵州制作工夫红茶和炒青绿茶的历史，并提供一部分红绿茶给西南茶叶公司出口。”这“给茶场员工很大鼓舞，更加坚定做好出口茶的信心，贵州湄潭茶也从此打开了生产出口茶的大门。”直到“1946年时，年产内外销茶3万斤左右……”（牟应书《我的茶叶人生》）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和防御阶段的一次次失利，使作为日寇飞机重点轰炸对象之一的高校，也不得不被迫内迁，甚至解散。1940年，国立浙江大学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途经江南六省、行程2600公里、历时两年半的辗转之后，也西迁来到遵义县城、湄潭县城和永兴古镇。由此，开始浙大在此长达七年艰难辉煌的办学，创造了中国现代科教史上的奇迹，被誉为“东方剑桥”。在湄潭，中央实验茶场与浙江大学开展了广泛的合作，共同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为抗战也为中国现代茶业、科教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期间，浙大聘请中央实验茶场场长刘淦芝为农学院教授，其化学系帮助分析茶叶理化指标，农学院部分教授参与茶树害虫调查。中央实验茶场则成为浙大农学院学生实习和毕业分配单位，其中浙大生物系师生就常到实验茶场学习制茶和实习，并有部分浙大毕业学生到实验茶场工作。1942年12月，浙大农经系毕业生寿宇在刘淦芝和浙大农经系梁应椿教授的指导下，在历时3年（1940－1942年）时间后，完成了湄潭茶叶产业的全面调查，写成《湄潭茶产调查报告》。场长刘淦芝，工余闲暇，常邀约浙大著名教授到茶场品茗吟诗。1943年，浙大在教育家江向渔、苏步青教授倡导下，还成立“湄江吟社”，集聚钱宝琮、王季梁、祝廉先、胡哲敷、张鸿谟、郑晓仓、刘淦芝7名成员，称“九君子”。当年集会8次，创作258首诗词。这些诗词，凝聚了作者的一片爱国情怀。期间，他们还创作了60首茶诗，可谓字字珠玑，皆成名篇。这些诗词，不仅为湄潭的茶山茶海增添无比绚丽多彩的文化内涵，亦为我国自唐代以来的茶史茶诗增添了璀璨的华章。
除此以外，1943年秋，浙大和中央实验茶场还联合创办了西南最早的职业技术学校——贵州省立湄潭实用职业学校，以配合当时的贵州省农业建设，同时也为发展战时贵州经济、支持抗战，有计划地培养了从事农、桑、茶等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学校先后开设茶叶、蚕桑和农业专业，招收来自湄潭、凤冈、余庆、遵义、务川等县的高小或具有同等学历学生，先后为战时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贵州培养100多名茶叶专业人才。职业学校的开办，同时带动了黔北正规职业教育的发展，促进了贵州省茶业和蚕丝业的发展。民国中央实验茶场落户湄潭，汇聚了当时国内茶叶、油桐、昆虫、农业、森林、特作等方面的49位知名专家学者，在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的湄潭，潜心致力于茶叶等的科研、生产、加工，将茶叶这一长期受到国际社会青睐的中国传统出口产品，在沿海出口受阻的情况下，通过西南国际通道——滇缅史迪威公路或驼峰航线，销往国外，赚取外汇，支持抗战。因而，民国中央实验茶场也成为中国近现代第一个国家级茶叶科研生产出口基地。其落户湄潭，是中国茶叶科研生产机构和茶叶规模化示范种植的开端，同时开启中国现代茶业第一扇大门，奠定了湄潭在中国现代茶业和贵州当代茶业的历史性和基础性地位，为贵州乃至全国茶叶发展奠定坚实的科研基础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抗日战争时期的湄潭，虽然远离战火，却接纳了这样一批有着爱国之心，胸怀抗战情结的一代科教精英，用另一种方式——延续文脉、科教救国，坚持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作出了应有的努力和贡献。地处湄潭象山脚下的中央实验茶场，则以中小叶种湄潭苔茶良种创制了品质优良的“湄红”“湄绿”“湄潭龙井”，叩开了贵州茶叶出口的通道，有力地反击了日军对华沿海的出口封锁，谱写了在中国西南大后方生产、出口茶叶的新篇章，同样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作出巨大贡献。湄潭义泉万寿宫、水府祠、象山555亩老茶园、桐子坡50亩全国茶树品种园等这样的一个个民国中央实验茶场旧址，它们皆承载了那一段特殊的历史，它们都是中华民族抗战史和茶叶史上的一个重要符号，亦是贵州乃至中国现代茶业伊始的见证。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也为贵州茶业振兴、贵州茶学进步、贵州茶文化繁荣、中华茶业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