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降低生产要素对于距离的敏感性，让乡村等欠发达地区拥有了弯道超车的机会。那么，数字时代下的乡村振兴有哪些新特征、新机遇，又会迎来哪些新挑战？

新特征：我们发现农村数字技术应用的四大特征：移动端触网率高、互联网应用层次有限、电商是数字技术在乡村产业的主战场，以及数字技术赋能农户存在异质性。

新机遇：数字技术提高乡村产业生产效率、保障农产品品质和推进一二三产融合，推进产业兴旺；挖掘乡村美的价值、完善生态监督机制，推进生态宜居；促进文化观念传播、建设农村精神文化主体，推进乡风文明；促进信息集中和共享，实现政策精准聚焦，改善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推进治理有效；打开农产品销路、助力消费升级，推进生活富裕。

新挑战：与此同时，数字时代也给乡村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主要在于基建完善、人才瓶颈、产业渗透、政策配套以及数字红利分配。

研究员| 左烜晅 吴慧敏

正文

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与数字技术的融合渐深，数字经济的重要性不断上升，电商平台、远程办公、社交网络等新经济模式也日益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俨然成为不可或缺的发展新动能。

一方面，数字技术降低要素对于距离的敏感性、拉平发展资源的先天禀赋差异，让乡村等欠发达地区拥有了弯道超车的机会。另一方面，越来越多城市居民追求“原生态”“个性化”和“田园风”，农村的农产品和生态、文化价值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在数字时代被进一步彰显。同时，数字转型也是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数字技术究竟如何赋能乡村？乡村又应如何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这些问题仍需深入探讨。

7月4日-11日，中金研究院联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开展六地“数字时代的乡村振兴”调研。尽管在实际调研中，我们的讨论远超出数字时代这一主题，更多拓展到人口、产业、治理等诸多维度，但从调研问卷和实际访谈等素材中，我们仍能对数字时代下的乡村这一问题提炼出一些有意义的观察与实践，以期勾勒出数字时代下乡村振兴的新特征、新机遇与新挑战。

图表: 本文结构：数字时代的乡村振兴的新特征、新机遇和新挑战

资料来源：中金研究院

一、新特征：数字时代下的乡村新图景

01 调研样本基本情况

根据调研对象不同，我们的调研采取多种形式，包括地方政府座谈、村委会访谈、企业调研和农户问卷。其中，农户问卷样本共覆盖6省、6县（市、区）、20乡镇、30行政村、622户农户1。问卷样本人均可支配收入约1.7万元，与全国水平基本一致。

02 农村数字技术应用的四大现状

基于调研问卷和深入访谈，我们发现农村数字技术应用的四大现状：（1）移动端触网率高且越发达的地区互联网渗透率越高；（2）互联网应用层次有限，主要集中在娱乐性应用上；（3）电商是数字技术在乡村产业的主战场；（4）数字技术赋能农户存在异质性。

1、农户移动端触网率高，发达地区网络渗透率更高

二十世纪以来，互联网进入千家万户。有三个关键因素缩小了接入可及性（have or not have）的差距：基础设施、使用设施以及互联网的有用性。

基础设施方面，根据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2020年底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70.4%，其中，城镇和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分别为79.8%和55.9%，绝对差距为23.9个百分点，较2016年底的绝对差距显著缩小。从网速上来看，农村和城市也已达到“同网同速”。2020年底，全国行政村通光纤和4G比例均超过98%，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地区平均下载速率超过70M3。

使用设施方面，农村互联网接入率的有效改善还得益于移动端设备的快速普及，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降低了人们接触互联网的门槛。2020年我国手机网民数为9.86亿，占网民规模的99.7%，而这个比例在2007年还仅为20.4%。

互联网有用性方面，市场上的移动互联网应用已超300万款，覆盖日常工具、电子商务、生活服务、游戏等多个领域。而随着互联网上用户数量越多，网络效应越强，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互联网的有用性均进一步增强。

图表: 我国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差距缩小

资料来源：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金研究院

从我们六地的实际调研来看，也佐证了以上情况。我们发现：

农户移动端触网率高，人均每日上网时长3小时左右。根据我们对农户的问卷调研，在622份有效样本中，农户移动上网比例为78.6%，而电脑上网比例仅为29.7%。农户平均每日移动端上网时长3小时左右，略低于全国整体水平4（我国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26.2个小时，平均每天3.7小时），多数农户每天上网1-3小时，有超过10%的农户每天上网超过5小时。

非网民群体不上网的主要原因是使用技能缺乏、文化程度限制、年龄因素和设备不足。

图表: 在622个调研样本中，农户移动上网比例为78.6%，电脑上网比例为29.7%

资料来源：中金研究院

图表: 农户平均移动端上网时长约3小时，有超过10%的上网5小时以上

资料来源：湘西州政府网站，万得资讯，中金研究院

相较经济落后地区，发达地区的网络普及率更高。调研六地中，江苏溧水、河南浚县和宁夏灵武三地的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相对应的移动端上网比例也最高。这也符合整体规律，即经济发展水平与互联网普及水平正相关。从全国来看，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越高的地区，互联网渗透率水平也越高。

从平均上网时长来看，依旧是河南浚县、江苏溧水和宁夏灵武三地的农户平均上网时长最久，平均每日上网时长超过3小时，可见经济越发达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越高的同时，互联网使用习惯也更为成熟。但从网费来看，并没有显著特点，可能是由于经济发达地区，通信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更完善，单位流量的网费较低。

图表: 江苏溧水、河南浚县和宁夏灵武的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移动端上网比例也较高

资料来源：中金研究院 注：河南浚县由于样本中年轻人比例较高（15-59岁占比86.5%），导致上网比例高

图表: 我国各省市移动互联网普及率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呈现一定相关性

资料来源：中金研究院；注：2019年数据，移动互联网渗透率以移动互联网用户数量/常住人口。

图表: 河南浚县、江苏溧水和宁夏灵武农户平均上网时间最长

资料来源：中金研究院 注：河南浚县由于调研样本中年轻人比例较高，导致平均上网时长长

图表: 六地网络费用存在一定差异

资料来源：中金研究院

2、互联网应用层次有限，主要集中在社交娱乐应用

在接入可及性差距缩小的同时，使用差距成为了更多人关注的问题。

农村互联网应用偏重社交娱乐，应用层次较低。农村网民应用最多的领域在于社交和娱乐消遣。调研中抖音、快手、是农户安装且使用最多的应用。移动端上网的农户中，89%使用，55%使用抖音。在使用移动设备上网的农户中，超过50%会“几乎每天”进行互联网娱乐和社交。

使用网络工作的农户占上网农户的55%，相较、抖音等渗透比例较低，但农户认可其重要性高。使用网络工作的农户中40%“每天”使用网络工作，包括在群等找寻非农就业机会、在网上了解天气、病虫害等与农业生产相关的信息、寻找农产品销售渠道等。

通过互联网进行商业活动的行为在农村渗透率低。商业活动中包括了在线购物、网银转账、经营淘宝店、金融理财、借款诸多领域，使用门槛也存在高低差异，调研中我们发现多数农户仅接触在线购物，对于网上银行转账、淘宝店运营、投资股票等较为复杂的商业活动较少涉及。

图表: 农户娱乐和社交使用频率最高，工作次之

资料来源：中金研究院

图表: 移动端上网的农户中，55%使用抖音、22%使用快手

资料来源：中金研究院

图表: 移动端上网的农户中，89%使用

资料来源：中金研究院

图表: 农户每日社交软件使用超过10小时占比4%，使用5-10小时占比12%

资料来源：中金研究院

3、电商是数字技术在乡村产业渗透的主战场

一方面，农村居民网购消费习惯日益成熟，越来越多的农村能人发现电商平台销售的重要价值，即可以使农村的小生产与外面大市场的有效对接，合作社等有较大规模的经营主体也开始积极借助电商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另一方面，相较其他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门槛更高的技术，电商在农村适用性更高。因此，现阶段我们看到电商是数字技术在乡村产业应用的主要场景。

近年来，以直播电商为代表的互联网新业态、新模式发挥积极引领作用，成为农产品网络流通的新路径。直播电商融合了电商与直播的形式，可以更好实现产品展示与推广，为地理位置偏远但独具特色的产品开辟新渠道。据商务部数据，2020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1.79万亿元，2015-2020年CAGR为38.4%，远超全国网络零售额同期的24.8%。从品类看，农产品上行5以植物类加工食品、粮油调味、植物类生鲜为主。

我们调研中也发现，依托于特色农产品，各地均有积极使用电商销售的鲜活案例。举例而言，河南浚县政府联合快手开展“浚县古庙会，云上过大年”和“代表委员话乡村振兴”2场主题直播活动，共吸引全国90多万名观众观看直播，助推产品销售。同时，浚县春黎农业、大山蜂蜜、好麦滋等20余家农特产品企业也搭上了电商直播的快车。河南大山绿色食品有限公司已组建10余人的专业直播团队，通过在淘宝、抖音、西瓜视频等直播平台推广和打造“电商直播工厂”，每月销售额由10多万元增长为80余万元6。

但除电商之外，数字技术和各领域的融合并不均衡。从北京大学编制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上看，我国数字技术设施建设较为完善，乡村生活数字化指数次之，而短板主要在于乡村经济数字化和乡村治理数字化。对于乡村经济数字化，除电商外，农村产业数字化主要借助互联网、高清摄像头、人脸识别、二维码、大数据等手段在农业生产标准化、农产品溯源方面进行数字赋能，但目前仍处于早期试点阶段。很多大数据、VR、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应用受制于人才和资源条件制约，在农村的适配度不高，发展缓慢。

图表: 北京大学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显示我国数字技术设施建设较为完善，而短板主要在于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和乡村生活数字化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18），中金研究院；注：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分为四个维度，即数字基础设施指数、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乡村生活数字化指数。

图表: 调研地点具有差异化的特色产品，各地均有基于特色产品的电商尝试

资料来源：中金研究院

4、数字技术赋能农户存在异质性

以上三大特点以农户为整体来看待，但调研中我们也发现，农户之间在运用数字技术的时候出现了内部分化，数字技术对于农户内部的赋能效果存在差异，即数字红利并没有被均匀地享受。由于数字经济本身具有的规模效应、网络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较强，容易出现“精英俘获”和“赢者通吃”的现象。

一是农村个体数字技术接受和使用水平的异质性。个体采纳技术取决于绩效期望、付出期望、社群影响和配合情况7，而影响这四个维度的控制变量有性别、年龄、经验和自愿8。此外，资本禀赋差异也造成农户在数字红利收益上的不同质和不等量9。

抖音、快手直播的兴起催生了一批月入10万元以上的明星主播，这些出身农村的年轻主播凭借自身对于互联网最新技术的快速应用，将田间地头、蔬菜大棚、养殖场变成了“直播间”。而数字和文字的“弱势”导致部分受教育水平低的老年人不仅无法享受智能化服务带来的便利，更在数字化普及的当下遇到不少“障碍”。调研中，60岁以上老年人在调研样本中占比19.0%，但使用移动设备上网的农户中的60岁以上老年人仅占比10.7%；65岁以上老年人的网络使用比例更低，在总样本中和移动设备上网样本中的占比分别为12.1%和5.7%。

图表: 老年人上网比例显著更低

资料来源：中金研究院

二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传统农户的异质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较小农户有较高的组织化、规模化和社会化程度。有调查结果显示10，规模相对较大的合作社更倾向于利用电商平台销售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参与农产品电子商务的比例较大，而农户则鲜少直接参与农产品电子商务。

根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报告》1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的人员学历更高（龙头企业和合作社成员中高中及以上学历人数占比最大）、数字设备更齐全（2017年人均电脑拥有量高出全国平均1.52倍，近95%的经营者在家庭或经营场所中接入了宽带或实现了WiFi覆盖）、设备更新速度快（2013年至2015年引进过新设备占有效样本的43%），且品牌意识强（2017年拥有注册商标或自主品牌的经营主体占有效样本的13.57%），这些均构成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应数字技术的更好基础。

图表: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用多种互联网销售方式

资料来源：2017年经济日报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四期）报告》，中金研究院

二、新机遇：数字技术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

我们认为，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的乡村振兴和他国具有不同特点，数字技术将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现代发达国家乡村发展均是在工业化背景下进行的，人口流动、产业特点、区域布局均具有历史的局限性。而数字经济作为推动者和颠覆者，所能产生的规模经济、网络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高于传统经济，这或将为乡村带来全新的蜕变和重构。

数字技术对于乡村的赋能作用包括提高信息接入能力、减少信息不对称、实现供需精准匹配、降低组织和信息壁垒等。那么，数字技术将从哪些维度促进乡村振兴？我们从乡村振兴的五大发展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来论述。

01 数字技术下乡推动产业兴旺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支撑，农村实现产业兴旺，意味着农村的供给质量有效提高，连接大市场，也为农民带来切实的收入，实现生活富裕。现阶段，我国农村产业发展同时面临距离消费者偏远、市场发育不足的劣势和要素价格低、政策支持倾斜的优势。随着信息技术发展以及物流运输成本不断下降，农村地区的产业能够通过技术下乡，解决乡村产业生产效率低、农产品增加值低、品质无法有效保障和一二三产融合不充分的问题。

（1）提高乡村产业生产效率

中国农村人口众多，人均耕地少，传统小农耕种的模式效率低，限制了农村产业的发展。随着近年来土地流转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兴起，规模种植在部分地区开始推广。在土地作为刚性约束的条件下，数字技术的辅助，如北斗系统、农用无人机、农用机器人等，提高涉农产业的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程度，生产效率自然也逐年提高，让农业生产更加精准、环保、经济和简单。尤其在农副产品深加工等环节，数字化智能化的机械设备，逐渐取代了人力劳动。

在本次调研六地中，江苏南京溧水为国家首批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在调研江苏一家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时，我们看到智慧农业创造更高产出，为农户增收。原本自然种植蓝莓一亩地只有1.5万元的产值，运用智能系统后增加了智能育种、规模栽培、避雨、防害虫、施水肥等综合控制系统，可实现亩产1,500斤，达到每亩3万元的产值。虽然开发费用昂贵（据介绍约600万），但由于公司与农高区签订了打造产业示范园的协议，农高区将给予3年资金支持。

同样在溧水，南京道格勒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采用了5G、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建成了模块化的智能生产线，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牛排加工生产线。其中，3D扫描切割机可对牛肉密度、厚度进行精准扫描计算，实现标准克重切割，每分钟精准切割400片。

通过先进的科技，农业生产逐步从“靠天吃饭”成为“高产优质”的现代农业，对质量和附加值的追求逐渐取代了原来只求产量的生产目标，为我国乡村农产品竞争力的提高增添了新动力。

图表: 南京溧水道格勒公司智能生产线，一块屏幕监测牛排“运输-加工-包装”全过程

资料来源：中金研究院

但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机械化、智能化对于农业的适用性需要因地制宜来看待，如在山西天镇调研发现，黄芪种植分散、人种天养、收获不集中等特点导致全机械化在实践操作中成本不见得最低，需要人工与机械相结合，另外从带动当地产业发展和就业机会而言，也应兼顾在产业发展中继续创造就业机会。

（2）保障农产品品质，提高农产品增加值

农产品品质不稳定是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挑战。而数字技术可有效在产前、产中和产后稳定农产品品质，提供标准化保障。

首先，标准化要素投入。农业生产过程随机性大，难以保证水肥药剂的标准化使用，产品品质不稳定。通过提前设置生产计划和标准参数，农户可实时监测地质、气温、湿度等条件，可进行智能化要素投入，实现产品要素投入的标准化和最优化。

其次，全流程监测把关。对产品的质量标准更好把控，可大幅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和农产品质量保障，也可以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随时调整。

在江苏南京溧水区，农场管理人员通过生产管理应用系统制定生产计划和农事操作，以任务形式下发给农场分区操作人员；操作人员通过移动端接收任务，并根据计划要求执行任务，提交作业记录。作业记录将直接在平台展示，并与计划进行比对，从而帮助农场实现作物种植的标准化生产作业管理。此外，拍照式虫情灯可以利用远程拍照方式实现虫害实时监测，结合植保专家及人工智能对虫害的分析，实现作物虫害绿色防控；孢子捕捉仪为预测和预防病害流行、传染提供可靠数据，植保专家及人工智能分析病害孢子危害程度，科学指导开展作物病害防治工作；5G无人机植保提高喷洒效率……数字农业工厂中诸多先进设备有效地保障了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

第三，产地溯源保障。区块链技术为农产品的来源地追溯、全流程各项操作人追溯提供技术基础，保障农产品生产环节每一步可回溯查询。安徽岳西思远生态农业的桑枝木耳采用溯源技术，让农产品更可感、可信。企业以视频直播溯源技术、环境监测传感物联网技术，为桑枝木耳建立“身份证”制度，用一批一码的理念，对桑枝木耳的产地环境、生产投入品、生长环境、质量检测、加工储运等质量安全关键环节进行数字化管理，让消费者能亲眼确保其购买的产品有良好的生存环境、有绿色环保的水源，并可以随时掌握生长的指标数据，让用户看的放心。

（3）推进一二三产融合

所谓一二三产融合是指以农业为基础，向加工业、旅游业、餐饮业等二三产业延伸，以实现农业现代化、提升产业链价值、为农民增收。

目前我国一产向后延伸不够。通过农业产业链向后延伸并叠加更多功能可有效为农业产业链增值，这既包括农产品加工、仓储、运输、销售等产业链的延伸，也包括体验农业、餐饮、文化旅游等多功能的拓展。从农业和农副食品加工业的融合来看，2018年，农副食品加工业主营业务收入是农业总产值的76.9%12，而由于农副食品加工业多数位于城镇，实际上乡村层面一产向后延伸更加不足。从农业和服务业的融合来看，2018年，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收入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为13.0%13，农旅融合发展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而数字技术能促使数据要素在三大产业间流动，有效贯通农村一二三产业，推动一二三产融合。例如在安徽岳西毛尖山乡王畈村，家庭农场从村中流转两百多亩地建设葡萄园。葡萄园经营者不仅通过直播卖葡萄，也通过在线平台吸引游客采摘葡萄。游客主要来自本县内，也有一些安庆其他县，甚至有从合肥专程来摘葡萄的。根据葡萄园老板叙述，农场收入主要来自于服务消费，例如游客采摘葡萄、在葡萄园内的餐饮消费等，如果仅靠一产的葡萄销售，收入将非常微薄，而有了电商和直播后，不仅可以销售产品，也可以销售服务。

02 大数据和线上经济挖掘“乡村美”价值，推动生态宜居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依托。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和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的地域综合体14。生态环境为乡村的产业、人居各项发展提供生态资源和心灵家园。乡村美的重要意义还在于维护生态屏障，为城市居民提供生态产品与生态价值。

数字技术通过对乡村生态的赋能，解决保护生态资源激励机制不充分的问题，实现乡村生态价值和生态产品的供给与城镇居民休闲娱乐的需求更有效匹配。我国幅员辽阔，从面积上来看，更为多数的是广袤的乡村区域，乡村的生态屏障至关重要，但乡村却并未获得与相匹配的生态红利。因此，生态宜居，需要以市场化的方式将生态资源价值化。

这其中主要的问题在于保护生态资源的激励机制不充分，生态资源难以量化，也难以定价。但通过数字化手段，可对生态资源进行监测、管理、乃至核算，对生态环境状况进行治理，推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转化。

今年7月，浙江湖州市发布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资源绿色化建设与应用指南》。其中提出，“运用数字化方法、技术、要素等，构建基于数字的体制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商业模式等，以数字化打开价值创造新空间。”

图表: 生态资源数字化的基础是生态资源的数据采集

资料来源：浙江湖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价值转化实现路径技术导则》，中金研究院

另一方面，生态资源也可吸引人流、物流，为乡村带来切实的收益。通过数字平台，传统偏远风景秀丽宜人的景色走出了大山，成为了城市居民向往休闲度假“心头的白月光”。根据《中国文化旅游发展报告（2019-2020）》，2019年我国乡村旅游市场接待游客超过30亿人次，直接带动就业1,200万人，带动受益农户800多万户，正朝着观赏、休闲、娱乐、考察、购物、度假等多位一体综合型体验方向发展。

2021年国庆假期，携程、去哪儿、驴妈妈等在线预订平台均报告体验类乡村游项目火热15。驴妈妈报告称，江西景德镇高岭·中国村围绕茶文化、陶瓷文化等地域特色IP，推出大型唐风演艺沉浸式表演、幸福花海等体验，开园三天游客即突破七万；浙江衢州余东村、碗窑村以特色农民画为底色，描绘美丽乡村未来的同时，同样吸引了大批城市亲子游客，研学及摄影、写生采风游客16。

实地调研中，我们也看到建设了数字平台的旅游景点，可显著增加当地知名度与游客数量。安徽岳西是大别山区中的避暑胜地，景色宜人。近年来，岳西县充分利用旅游资源，加强大数据建设，以智慧旅游带动生态保护。目前，全县5家4A级旅游景区（明堂山、天峡、妙道山、彩虹瀑布、天悦湾）和5家3A景区基本实现免费WIFI全覆盖。投资500万元的全域旅游大数据中心正在建设，青云峡智慧景区建设基本完成。

大歇村作为当地著名景点，大歇云线上云集了门票、热门打卡点、民俗、全景VR图、农产品等信息，帮助游客在线上实现一键订票、一键导航、一键购物等。不少旅游人士都是在线上看到大歇村的风光后，直接线上预定民宿、门票前往游览的。

图表: 安徽岳西大歇村线上全景图和数字治理平台

资料来源：大歇云，中金研究院

03 文明观念扩散和传播，推进乡风文明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动力源泉。为乡村居民提供精神上的支撑，也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给乡村带来更高质量、更有本地特色的文化产品。数字技术通过在乡村生活的渗透，解决乡村文化传播局限、部分地区存在的陈规陋习、农民精神文化主体性缺乏的问题。

一是通过数字系统统计和定期核算的积分超市，可对文明举措、好人好事进行量化评估，比传统大喇叭表彰，更有实际优惠。我们调研中看到，积分超市非常受欢迎，村长介绍，有了电子显示屏，大家时不时就来看看积分排名的高低，都想通过维护公共卫生、家庭和睦、参与公共事务多挣积分。

“以表现换积分、以积分换物品”，通过孝老爱亲、洁净庭院、善行义举、勤劳致富等评选活动，村委会以积分方式鼓励移民群众参与村级治理、促进个人发展，每一积分可以当1元钱，在积分超市兑换商品。而积分超市中的大屏幕则可以实时接入电子积分卡管理系统，查看各家各户最新积分和等级，潜移默化地推动群众思维的转变以及乡风文明建设。

图表: 宁夏灵武泾兴村积分超市制度及电子积分卡管理系统

资料来源：中金研究院

二是抖音等新传播媒介，有利于农村居民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接受一些新风尚、新观点，革除陈规陋习。当地居民也能了解外地乃至外国风俗人情，减少因为长期居住一个区域内形成的偏见。短视频等新媒介在农村盛行，已经成为农民消磨时间、获取信息的主要休闲娱乐方式。我们调研的小样本数据显示，在移动端上网的样本中，79%的农户使用抖音、快手、西瓜视频观看短视频。

根据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12月，农村网民规模3.09亿，短视频用户规模占网民整体比例为88.3%，粗略估算我国农村短视频用户规模2.73亿人。相较城市，农村公共空间和娱乐基础设施较少，闲暇时观看短视频丰富了农村居民日常生活，也让农村居民们有了了解村外生活的窗口。由于短视频的观看方式简单，只需要上下滑动，且不需要阅读文字，因此许多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也可以掌握，紧跟时代潮流。

图表: 79%的农户使用抖音、快手、西瓜视频等短视频软件

资料来源：中金研究院

图表: 80%的农户认为互联网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都能获取到信息

资料来源：中金研究院

三是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介重新塑造乡村的文化价值，解决乡村文化建设主体性不足的问题。在“三农”视频中，短视频创作者们以有景有情的方式记录生产，传递农村的力量与价值，视频中不仅有女副县长在雪地中红衣策马、牧民达西记录草原四季游牧四方，也有无数人在一方水土记录乡村秀美、田间野趣，还有各类农业种植技术的分享与教学……根据《快手三农生态报告》17，2020年，“三农”创作者电商用户同比增长330%，有超过1万的三农创作者日活跃率为90%，超过10万创作者开播率达到73%。

在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的大背景下，农村居民对乡村认同下降，文化主体性不足。而通过拍摄、上传视频，不仅让农村居民重新挖掘乡村的传统价值与优秀文化，也让在农民工等外出务工人员重新唤起乡村的集体记忆，重获村庄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精神意义上加强乡村建设的内生意愿。根据学者研究18，“三农”短视频构建了一个展示乡村真实的关键窗口，从农民生活、农村环境及农业活动三个维度呈现出立体的乡村形象，“三农”短视频创作者有自觉的农民身份认同和强烈的叙事主体意识，用“底层发声”取代了原有的“为底层发声”，不仅让乡村以一种最淳朴真实的方式“被看见”，也重构了社会的整体审美，让乡村的独特价值得以凸显。

图表: 短视频平台上三农视频展现着农村居民生活，创造更多被看见的机会

资料来源：快手，抖音，中金研究院

04 数据全面联通，推进治理有效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政治保障。产业发展、生态建设、基层组织等都需要配套有效的政策制度和高效的执行主体。

（1）促进数据和信息集中和共享

数字化系统方面，数字技术通过“互联网+政务”的方式提升农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安徽岳西目标打造全省数字+政务服务示范区，在当地我们看到数字大屏汇集各部门数据，一目了然，便于监测与决策。岳西民政大数据平台汇集人口、年龄结构、婚姻状况、残疾认证、补助发放等信息；智慧岳西大数据平台汇集县乡村基层各项工作办理进展、反馈意见、最新招商情况。而在村民应用上，姚河乡翠兰茗香小镇（茶叶产业）、主簿镇大歇村和石关乡均有政务小程序，即便是外出务工的村民也可通过手机查看每月补助资金发放情况，也可以对需处理的问题进行上报，而后经系统智能分配至相应基层干部，针对情况及时处理。事件上报系统让事情及时得到处理，也让村民们更易参与到当地的治理中去。如此让“数据代替人多跑路”的乡村互联网治理，实现了“低成本、集约化、见成效”的服务型数字治理。

不过，虽然地方上已有大数据收集、分析的实践，但由于村落分散、村内数字人才稀缺，很多高频数据难以有效实时更新，也制约了进一步的推广与应用。

图表: 安徽岳西民政大数据平台

资料来源：中金研究院

（2）提升行政攻坚力量精准聚焦

在脱贫攻坚阶段，为了实现对建档立卡户的“量体裁衣”，各地方政府使用阳光扶贫APP，以互联网+云平台+数据的方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对低收入户采取互帮互助的形式，定期走访低收入农户，用互联网进行数据的采集，通过数据分析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问题。

脱贫攻坚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同样需要借助大数据实现“精准”。精准包括三个层次，精准识别、精准施策和精准退出。首先，需要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致贫的情形进行精准识别。依托大数据，可以使地方政府对贫困户人口信息做到精准掌握，扶贫工作就能更加有的放矢，扶贫精准度和透明度提升。其次，通过政府各部门数据资源共享，可以更清晰地掌握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当地气候和地理条件以及农作物生产销售情况，进而提供针对性的脱贫方案。最后，扶贫工作过渡期需要培育农户的内生增长能力，需要精准的退出机制，保障财政和公共资源有效利用。

（3）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均质

1.互联网+教育：双师课堂改变优质教育资源的可及性

数字技术改变了优秀教育者的可获得性和分布的不均衡性。优质的教师资源不断在城市集聚，农村教师资源和城市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影响农村教育质量。而数字技术通过将教育内容的电子化将教育内容转化成能打破时空限制的数据要素，提高农村优质教师资源的可得性，进而改善教育质量。

近年来，农村学校数字基础设施接入获得明显改善，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农村小学、初中以及高中阶段生均教学用计算机的数量分别从2010年的0.03/0.06/0.11台增长到2019年的0.14/0.18/0.22台，分别翻了3.7/2/1倍。

图表: 和2010年相比，2019年农村学生计算机拥有量不断改善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金研究院；注：地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9)1825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在信息技术硬件基础设施之上，数字技术通过改变优质教师、教育手段的可及性赋能农村教育，提升农村教育质量。就其形式而言包括两个：

一是农村学校以网络接入、多媒体教学的方式提升自身教育质量，多媒体投影设备、互联网已成为农村教师教学的“新教具”，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3-2014学年数据，仅有2.4%的农村教师从未使用过多媒体投影设备，有12.2%的农村教师总是使用多媒体投影设备教学。

二是农村学校通过和城市中优质的学校对接，采取“一师两课堂”的方式，即农村学校的课堂由城乡两位老师共同讲授，城里学校的老师实时课程直播、布置作业，乡村教师负责管理学生、答疑。如此可将城市中优质的教育资源引入农村学校教育，进而改善农村学校自身教育质量。

不过，即便数字技术对于弥合城乡教育鸿沟具有积极作用，在现阶段其影响依旧有限。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调查19显示，在疫情期间学生在家使用网课学习，但只有54.1%的农村学生能够按时上网课，而乡镇、县城这一数据分别高达70.3%和80.1%。同时，数据显示有11.5%的农村学生不能正常进行信息化学习，而县城学生这一比例仅为1.4%。可见，城乡间的教育鸿沟成因复杂，难以仅依靠数字技术填平。

图表: 教师使用“新教具”备课较为普遍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3-2014学年数据，中金研究院

图表: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调研显示，疫情期间，农村学生按时进行信息化学习比例偏低

资料来源：2020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消弭“数字鸿沟”，农村教育信息化该怎么做？》 ，中金研究院

图表: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调研显示，疫情期间，农村学生居家进行信息化学习时长较短

资料来源：2020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消弭“数字鸿沟”，农村教育信息化该怎么做？》，中金研究院

2.互联网+医疗：城乡医疗服务分工协作

互联网可实现医疗服务的跨地区分工，例如基层卫生站线下分诊、检查和市医院线上诊断结合。在我们调研中，“大医院人满为患，镇诊所门可罗雀”现象屡见不鲜，基层医疗面临村卫生室和卫生所医疗设备有限、村医普遍医疗水平较低等问题。基层医疗能力不强，导致农民一旦患病要么一直拖着不去诊治，要么爬山涉水也要去大医院治疗。

自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颁布以来，各地均积极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更是加速了这一进程，互联网在提供线上诊疗服务、疫情精准防控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国家卫生健康委进一步提出，要推广实践中涌现出的典型做法，进一步推动“互联网+医疗健康”向纵深发展。

宁夏便是经验案例之一，宁夏以互联网医疗产业实现了医疗资源向乡县村的下沉，提出建设“国家-自治区-市-县-乡”五级医疗体系，实现全区各级公立医疗机构全覆盖，卫生云平台累计汇聚数据5亿余条，谋划了在线问诊、远程会诊、电子处方流转、药品配送等应用场景20。

在宁夏灵武梧桐树乡沙坝头村的卫生室，我们看到银川市一体化的人口健康管理数字系统。依托此系统，村卫生室跟踪建档居民的监控状况，也可以提供分诊和检查，由专家组在市医院负责诊断和开药，有效实现“互联网医疗服务分工”。根据当地村支书介绍，村卫生院的基础设施很先进，除了核磁外，其他的检查项目，如B超等都可以做。检查之后，村医可以直接把病情信息和影像传到市里的对口医院，专家组将在1-2天内给出反馈，下药方，实现城乡医疗服务的标准化、均等化。此外，由于村民人口信息均录入数字系统，报销、结算非常便捷。

图表: 宁夏灵武梧桐树乡沙坝头村卫生室接入银川市人口健康信息管理平台，可为村民建档、上传初步诊疗结果

资料来源：中金研究院

05 供给消费对接大市场，推进生活富裕

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根本目的。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精神生活丰富是乡村振兴的目标。数字技术通过打破地理空间的限制，减少流通的中间环节，帮小农户了解大市场，解决了农村产品销路不通畅的问题。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存在隔阂，小农户天然的小规模、分散化经营在进入大市场时面临信息、价格等方面的劣势。而农村电商发展，尤其是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电商企业的结合则可以有效解决农村产品销售成本高、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1）电商解决“卖得难”，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电子商务逐渐开始取代传统的销售模式，成为人们购物的主渠道。尤其是随着近两年直播带货兴起，缩小了城乡之间销售渠道上的差距，也以“小前台+大中后台”的数字经济模式为解决我国小农户生产与大消费市场不匹配的问题提供解决思路21。农村独特的风土人情，绿色健康的生态环境成为“农村带货”的独特优势。凭借快速兴起的多渠道电子商务的东风和飞速发展的物流产业，农村产品销售难、宣传难的问题缓解，成为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助力。

据商务部数据，2014-2020年，农村网络零售额占农村社零总额的比例从5.0%快速增长到33.9%，而同期全国水平为10.6%到30%。与此同时，农村网络零售中的农产品比例也不断提高，2020年达到32.1%。

在宁夏灵武有一位带货网红，“草编哥”孙磊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拥有大量粉丝。通过互联网，孙磊不仅吸引了大批粉丝，也为自己的草编事业带来了商机。2008年，孙磊获得了自己的第一笔80万条草袋的订单。如今，孙磊已经成为灵武市草编行业的领头人，仅2020年，孙磊作为负责人带领郝家桥镇王家嘴村德琴草编专业合作社在各电商平台累计销售草编产品金额达3,000多万元，带动农民就业700余名22。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电商企业也在向农户端渗透，通过产地直供、订单农业、云养殖等模式将数字红利向小农户渗透。

图表: 农村网络零售占比持续提升

资料来源：商务部，中金研究院；注：网络零售占比=网络零售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图表: 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占比整体上升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电子商务报告》，中金研究院

（2）电商解决“买得贵”，推动农村居民消费扩容

网络零售不仅缩小了农村居民和大市场的距离，也通过培育需求创造了消费市场的新动能。我们调研小样本数据显示，移动端上网的农村居民中，78%使用淘宝、61%使用拼多多。农户普遍购买的商品类型集中于日用品、服装和家电，普遍认为电商平台上的商品比小超市里要丰富多样很多，可以买到更多便宜实用的好物。根据E电商调查显示23，2015年农村居民网购接受率高达84.41%，人均年网购消费金额预测在500至2,000元。而在我们的农户调研中，农户年均电商消费金额相较这一数据要更高一些。使用淘宝、拼多多的用户最多，还有部分农户反映也从直播平台，如抖音、快手上购物。

图表: 农村人均消费性支出快速增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金研究院

图表: 调研发现，农户购物软件最多使用淘宝和拼多多

资料来源：中金研究院

三、新挑战：基建、人才、产业、治理等领域面临新挑战

虽然数字技术为乡村的发展带来了诸多机遇，随着城乡数字接入机会趋于平等，数字技术为乡村带来了在产业、生态、乡风、治理和生活全方位的赋能，但我们也要清晰的认识到这样一场深刻的数字革命显然不会只有向好的一面。不能忽视的是，数字技术也为乡村带来了新的挑战，有些问题可能是乡村固有的，但在数字经济时代被更加放大，有些问题可能是在数字经济下产生的新问题。我们从基建、人才、产业和治理四个角度来具体分析。

01 基础设施尚存在待提升领域

从电商配套的基础设施来看，物流建设不完善，导致农产品“最初一公里”损耗较大。农村交通道路建设、快递网点建设、产地批发市场建设和产地包装、冷库冷藏建设等建设仍不完善，根据《中国农村电商物流发展报告》，全国乡镇快递网点覆盖超过3万个，但仍有10个省份未实现乡镇快递网点全覆盖。

冷链物流来看，我国冷链物流的比例仅占整体农产品电商物流中的28%24，人均冷库数量显著低于其他发达国家。而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物流等基础设施初始投资额高、技术壁垒高，小农为主的经营方式限制了农户的自有资本投资。我们在宁夏灵武调研过程中看到，河忠堡村的大型企业在农地附近建设冷库储存辣椒、西红柿、香菜等农产品，收获后立刻用冷藏车运输到冷库，并在冷库外快速分拣，分拣后立刻贮藏，将新鲜程度最大化保留。而更多小农户并不具备这样的资金实力建设自有冷库或购买冷藏车，导致在生鲜产品运输过程损耗较高。

图表: 人民网新电商研究院报告显示，农产品流通上游损耗占比超一半

资料来源：2020年人民网新电商研究院《中国农村电商物流发展报告》，中金研究院

图表: 人民网新电商研究院报告显示，我国冷库人均数量低

资料来源：2020年人民网新电商研究院《中国农村电商物流发展报告》，中金研究院

02 数字人才在乡村的供给不充分

和传统乡村产业相比，数字技术需要的知识水平和技能水平显著提升，对专业人才和高端人才的需求空前高涨，乡村人才的困境与瓶颈愈加突出。在农村天然的地理区位劣势、薄弱的基础设施和短缺的公共服务等因素的影响下，数字发展所需的复合型高端人才难以下沉到农村地区25。“留不住人才或人才不来”成为制约农村经济数字化发展的根本性瓶颈。

Ø 对于小农户而言，专业领域数字化应用能力、数字内容创建能力、数字化协作、电脑使用方面能力较低26，直接影响了数字技术对农业的赋能效果。例如，电商虽然可以为农产品打开销路，但需要电脑设计、电商运营、网络销售等技能，对于某调研地的茶农来说，技术门槛较高，“电商”及“互联网+”的思维及技术都是全新领域，难以通过一己之力成立电商店铺。同时，茶叶产销日常工作并不轻松，农户难以抽出时间来专门学习电商运营，导致销售渠道依旧集中在线下收购。

Ø 对于新型经营主体而言，数字技术人才培育、引进滞后。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农业技术人才主要来自当地，因此满足人才需求主要通过培训。然而，培训难以有效响应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变化，往往事倍功半。而在引进机制上，由于没有得到有效激励和完善保障，人才引进较为困难。

Ø 对于政府而言，基层干部互联网思维、大数据观念缺乏，对于新技术的驾驭能力有限，阻碍数字技术的下沉。在我们调研中，某调研地点的电子政务一直没有很好地做起来，政府直言，当地没有电子档案，数据也没有统一归置，主要是因为缺乏这方面的人才，有能力挣钱的都不留在当地。数据人才的缺乏直接导致了基层政府所掌握的大量数据资源成为摆设，不能得到有效的分析和研判，束缚了大数据和数字技术在乡村的赋能力量27。

图表: 乡村人口中小孩和老年人比例高，而25-44岁中青年人比例较低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9），中金研究院

03 数字化产业链条发展不完善

数字技术在农村产业的渗透仍不够充分，在产供销等农业环节上存在不均衡，具体表现为，销售环节的数字化发展较为快速，尤其是在2020年疫情期间，帮助更多企业跨越了“转换成本”，大幅提升了线上销售渠道在农业销售中的重要性。而对于农产品生产供应环节的数字化，虽已有较多尝试和试点，但仍未出现大规模普及应用，主要原因在于农产品价格便宜而农户分散购买数字设备等价格昂贵，对于投入仍怀有疑虑谨慎心态。

农业生产数字化水平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在今年6月发布《数字增效：智慧农业面临的挑战与发展建议》调查研究报告显示，农业经营主体应用能力与资源投入不足，技术支撑与数字解决方案短板突出，农业大数据应用及管理水平较低，制约了智慧农业的推广和应用。

农业经营数字化仍有提升空间。在经营上，虽然电商为拓展销售渠道提供解决办法，但绝对占比仍远不如线下销售，且生鲜物流运输存在短板。此外，我国跨境电商农产品贸易出口以乳制品为主，跨境电商的产业链与生态有待进一步完善。

04 政策配套滞后于数字经济迭代

电商和直播带货快速发展，平台玩法更新层出不穷，政府的政策配套却往往落后于行业发展。例如，在电子商务进农村的政策文件中提到，要发展“县域电商公共服务体系等，完善产品包装、摄影美工、直播带货、网店运营等课程”28。然而，我们发现，落实到地方政府的时候，政策的具体实施和细节制定面临挑战。对于县级政府而言，一方面，县级政府对于电商、直播等新技术的理解不深，当地数字人才较少，政策制定往往基于上级文件，缺乏可落地的细节；另一方面，直播平台流量分发的逻辑变化快、各直播平台间规则不一，政府政策需要快速适应变化进行针对性调整，这对地方政府提出了较高要求。

例如，给电商平台带头人发放补贴，如何构建评价电商企业的科学指标就存在很多讨论。随着企业电商销售额逐年提高、扩大，电商带头人的定义规则每年都在发生变动，地方政府应适应新形势构建全面的指标体系，如包括销售额、雇佣人数、解决贫困人口就业、存货量等。考虑到直播这一最新形式，还应加入相关观看人数、转化率等指标，构建一整套科学全面的评价体系。

05 数字红利分配不均等

除了以上农业农村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之外，我们还应注意到数字经济的特点既包括普惠性也包括极化性，普惠性是指数字技术可克服地理条件的限制，为共享经济发展红利创造条件，极化性是指数字经济零边际成本的特点在集聚区内将发挥更好作用，可能导致发达地区优势更明显。

从数字红利分配来看，可能存在三个层面的分配不均等问题。

Ø城乡：根据学者实证研究，数字技术整体促进了农民增收29,30。但数字经济是否促进了城乡的平衡发展和农村的均衡提升仍是尚在讨论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互联网普及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破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难题。但也有许多结论证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并未使得城乡鸿沟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31。虽然城乡接入差距不断弥合，数字技术的使用差距仍十分巨大。根据社科院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32，我国城乡居民数字素养差距达37.5%，农村居民在技术应用主动性、信息获取效率、使用目的等方面与城市相差较多，可能从数字鸿沟扩大为红利差异。在我们调研中，也发现了数字技术造成发达地区虹吸效应更强的真实案例。由于互联网为农村居民打开了解世界的窗口，城市中的多元文化、丰富的资源和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着农村居民来城市务工。

Ø区域：在数字经济时代，地理环境、资源分布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弱化，数据等资源优势差异成为城乡差异的核心要素。产业区位的“运输成本指向”和“劳动力指向”逐步转向了“信息指向”，信息区位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日益显著，带动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流向数据富集地。例如电商毋庸置疑增强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动力，为农产品走出大山提供便利，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从区域覆盖广度和深度来说，电商在东部区域的渗透程度和应用程度远超其他地区，2020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排名前十位的省份有8个位于东部。

Ø农村内部：数字经济打破了传统农村的低水平均衡，带来了农村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受到收入条件、教育水平、新技术使用能力、经营规模等诸多因素影响，农村居民从数字经济中的获益也存在较大差距，需要关注数字红利均衡分配，向缺乏数字技能群体倾斜。

图表: 2020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排名前十位的省份有8个东部2个中部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商务报告2020》，中金研究院

四、思考与启示

01 大力发展面向农村技能的职业教育

如前所述，目前农村数字人才供给存在不足，引进乏力、培训脱节。现实考虑，应大力发展面向农村数字技能的职业教育。目前，县域内职业教育主要根据需求，开设面向城市需求的电工、焊工、维修工等课程。未来可考虑改为两个面向，既要面向城市也要面向农村，开设服务于现代化农业农村发展的培训内容，保证教学内容与农业发展需求更好结合，培养一批数字农业人才。如广东和湖北去年启动“鄂粤携手，千名村播培训计划”，后广州又开展“百万农民线上免费培训工程”，帮助农民用“新农具”做“新农活”。在直播电商发展快速的当下，也应关注提升农民直播技能。

02 深化农业数字化在生产环节的应用

农业数字化应用涉及方方面面，例如种植业精准施肥用药、农机具智慧管理调配、畜禽企业运行监测预警、农畜产品质量溯源等。应积极应用数字技术，使其更加适配于农村产业链，通过数据流驱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实现农业产业更为智能的种、管、采收、运输、储存、加工、销售等。具体而言，可在产前加强市场需求的周期的分析以更好选种；在产中监测生产过程与病虫害，管理农机农具高效生产与采收；在产后监测追溯品质，完善智能供应链和消费匹配。

03 加快完善冷链物流等软硬件基础设施

软件上，应利用大数据分析精准指导产销对接，搭建即时匹配的智能冷链系统，实现生产、储藏运输、销售到终端消费的损耗最小化。硬件上，要从全国层面统筹规划，联通现有交通基础设施，将冷链物流下沉到县域、乡镇和农村，从“采鲜”、“储鲜”、“送鲜”、“食鲜”，将新鲜农产品从田间地头送到餐桌上。

04 挖掘优势，建立区域公用品牌

分散化经营且缺乏横向联结机制的农户，难以形成强有力的聚合力，快速响应大市场的需求。要深入挖掘本地特色农业产品、生态产品和文化产品，成立专业运营的产业合作社、工作室等，打造区域性特色产品品牌。通过数字手段，将经营规模小、机械化程度低、标准化程度低等特点转为“原生态”、“手工制造”、“个性化”等具有竞争力的标签33，获得知名度和美誉度。建立品牌需要专业策划、专业定位、专业推广、专业运营和专业维护，各地要充分认识到品牌的巨大效应，持之以恒地做好区域品牌。在调研中，我们了解到某地长枣在走红之后，有部分枣农为了追求收益，使用各类化学药品以获得更多产量的长枣，但却牺牲了长枣的品质，破坏了该地长枣的良好口碑。好在政府及时叫停，借助长枣协会等机构严控外销长枣品质，打造良好品牌效应。

05 推进城乡数字化协同的公共服务分工

数字经济时代，服务可贸易性、可分工性大幅提升。在教育上，以“双师课堂”为代表的线上主讲老师和线下辅导老师结合的模式已有多地尝试，未来要形成长效机制，提升农村老师对数字化“新教具”的运用能力。在医疗上，加快推进互联网下的分级诊疗，实现分工合理的纵向协作机制，在基层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站线下分诊、检查，在对口县市医院线上诊断。要明确农村医疗服务的核心场域是乡村两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通过重构就医路径，提高患者医疗效率、改善就医体验。要提高医疗类数据联通共享范围，保障城乡间、区域间电子病历和医疗报销数据规范、完整、安全。

06

构建政府为主体“一核多元”的良性数字生态，引导数字红利均等分配

构建政府为核心，行业协会、企业、村委会、村民间良性互动的数字生态。地方政府对数字技术、数字应用的激励和监督要顺应潮流，提高协作和应变能力，重视数字能力的包容性增长，提供更多事前支持、引导和培育，在一定程度上向数字能力较低的贫困地区和弱势农户倾斜。企业和居民对数字技术的迭代响应快，可通过行业协会汇集新方向和新业态，反哺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

注释

1 .以下内容表述中调研数据均来自于此农户问卷

2 .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3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中国电信数字乡村白皮书》。

4 .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5 .“农产品上行”指将农产品放到网上销售，“农产品下行”指农产品从网上被购买。

6 .

7 .绩效期望（个人感觉使用系统工作获益程度）、付出期望（个人感觉使用系统所需要付出的努力程度）、社群影响（个人感觉社群内认为自己使用新系统的重要性）、配合情况（个人感觉组织和技术设施的支持程度）。

8 .User Accep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Toward a Unified View[J] . MIS Quarterly . 2003 (3)

9 .曾亿武,郭红东,金松青.电子商务有益于农民增收吗?——来自江苏沭阳的证据[J].中国农村经济,2018(02):49-64.

10 .龚骊.对上海农产品电子商务销售现状的调查分析[J].统计科学与实践,2015(09):45-47.

11 .

12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我国农副食品加工业主营业务收入47,263亿元，农业总产值61,452亿元

13 .据农业农村部2018年我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营业收入超过8.000亿元

14 .

15 .携程：

16 .驴妈妈：

17 .《快手三农生态报告》

18 .刘可.“三农”短视频中乡村形象的媒介呈现——基于快手短视频平台的内容分析[J].新媒体研究,2021,7(14):71-74；张爱凤.“底层发声”与新媒体的“农民叙事”——以“今日头条”三农短视频为考察对象[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8(04):49-57.

19 .中国发展基金会组成课题组向中西部宁夏、重庆、湖南、云南、江西、四川、青海、贵州八个省、21个县小学生发放的居家信息化学习调查问卷，

20 .《关于深入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五个一”服务行动的通知》“部分省（区、市）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便民惠民服务经验做法”，

21 .殷浩栋,霍鹏,汪三贵.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现实表征、影响机理与推进策略[J].改革,2020(12):48-56.

22 .让电商成为乡村振兴新引擎，宁夏日报，

23 .

24 .人民网新电商研究院，《中国农村电商物流发展报告》（2020年），

25 .聂召英,王伊欢.链接与断裂:小农户与互联网市场衔接机制研究——以农村电商的生产经营实践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21(01):132-143.

26 .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2021年），

27 .张春华.大数据时代的乡村治理转型与创新[J].重庆社会科学,2017(06):25-31.

28 .

29 .刘晓倩,韩青.农村居民互联网使用对收入的影响及其机理——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J].农业技术经济,2018(09):123-134.

30 .Evans, O. Digital Agriculture：Mobile Phones, Internet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Africa. Actual Problems of Ecnomics, 2018(7)：205-206

31 .刘晓倩,韩青.农村居民互联网使用对收入的影响及其机理——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J].农业技术经济,2018(09):123-134.

32 .邱泽奇,张樹沁,刘世定,许英康.从数字鸿沟到红利差异——互联网资本的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16(10):93-115+203-204.

33 .

文章来源

本文参考：2021年12月6日中金研究院已发布的《数字时代的乡村振兴——新特征、新机遇、新挑战》，作者信息为：

左烜晅 SAC 执业证书编号：S14

吴慧敏 SAC 执业证书编号：S04 SFC CE Ref: AUZ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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