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年来，茶在北京人的生活中居于须臾不可离开的重要地位。正像清乾隆年间《随园诗话》中一首绝句说的那样:“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他。而今七事都更变，柴米油盐酱醋茶。”

至今，老北京人总爱把“早茶晚点饭后一袋烟”，视作生活里无尚幸福的同义语。

辽金时期，对饮茶颇多限制，《金史》中有记载:泰和五年，尚书省奏，茶为饮食之余，耗财很多，因此七品以上官员，家中方许饮茶。

直到明代，北京市井小民的生活中茶礼之普遍、茶具之清洁、儿女之情以茶为信物才广泛流行起来。在描写明代社会生活的小说《醒世姻缘传》中，刻划入微地描写了当时茶俗:

“那童奶奶使玉儿送过两杯茶来，宋红小盘，细瓷茶盅，乌银茶匙，羊尾笋夹核桃仁茶果。狄员外父子吃过茶，玉儿接下盅去。”(第54回)

“狄员外道:“好位整齐姑娘，有了婆家不曾? ’童奶奶道:“还没有接茶哩。’”(第54回)

“狄希陈一边奚落，一边把手往寄姐袖子里伸，掏出一块桃红汗巾，吊着一个乌银脂盒，一个鸳鸯小荷包，里边盛着香茶。”(第75回)

上引文中说到的“茶匙”、“接茶” 和鸳鸯荷包里装有香茶的习俗，经世未绝，直到近代的北京，仍可以寻到此种民俗踪迹。

就以结婚通行的茶礼为例，无论满汉家庭，“合婚得吉相视留物为贽，行小茶、大茶礼”(《顺天府志》 )。在那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男女终身的封建时代，经媒人传递男女生辰八字合婚而成者，男方便要以茶代币行聘，即下小定(小茶礼)，女方欣然接受后便称作“接茶”。

再发展一步才是通信(大茶礼)，其聘礼也较为贵重，送给女方的一般是龙凤喜饼、衣服，鹅、酒等。

晚清刊本《醒世姻缘传》绣像

接待客人，上自朝廷，下至闾里，皆先敬茶，尔后再排席摆宴。德国人亚当•勃兰德于1692至1695年同俄国彼得一世使团来华时，在北京得到清王朝的礼遇，后来他写道:

“……不久，给每人端来一只较一般碗大的茶碗，里面盛着茶和各种果仁，还有一把小铁匙，用以吃果仁。然后喝茶，茶味芬芳。”(《俄国使团使华笔记》)

但官场之中，茶只不过点缀而已，万万不可轻饮，倘若长官对属吏端茶，则是表示谈话终止，兼有逐客之意。《官场现形记》里有一回写道:

“……手本进去，藩台不见。胡镜孙说有公事回，然后勉勉强强见的。见面之后，藩台心上本不高兴，……胡镜孙才说得卑职前头办的那个戒烟善会一句话，藩台已把茶碗端在手中，说了声我知道了，端茶送客。”

对于这种官场陋习，维新志士谭嗣同却从积极方面加以倡导之，他认为:

“客以某事来商者，见时只可言某事之主末。言毕即行，不得牵引他事，及无聊闲谈，致延时刻。若剌剌不休者，主人可请茶送客。”

应当指出，从节约时间的观点看，提倡“请茶送客”亦未尝不可。对那些“白日挨门子吃茶，夜晚点灯儿絮麻”者，也算制约一法。

清 雍正 松石绿釉茶杯

每年清明过后，清代还盛行献新茶的习俗。毛西龄在《西河诗话》中详细记录了此种习俗:

“茶纲入京， 各衙门献新茶，今尚循故事，每值清明节，竞以小锡瓶贮茶数两，外贴红印签，曰‘马上春茶’，时尚御皮衣，啜之，曰:‘江南春色至矣’。”

把每年的春茶与江南春色联系一起，真发人情思。

所以，这时期的茶价可说是“与日俱减”:

清明后三天，新茶从江南运到北京，官价五十金(纹银)一斤;几天之后，即跌落到二、三金矣。(引自《北京岁华记》)

北京人生活中与茶离不开了，因此遍布北京内外城的茶叶店生意兴隆，开设在前门大街上的茶叶店，门庭整洁，顾客如云，一般的门脸也金碧辉煌，引人注目:“高甍正桷，细槅宏窗，刻以人物，铺以黄金，绚云映日，洵是伟观”( 《燕京杂记》)

晚清的一首竹枝词中也绘声绘色地为茶叶店留影存真:“茶店初开色灿陈，试来若碗一番新 。日长犹是寻常味，金枉徒存映帝闉。”(《都门杂咏》)

从服务社会、方便顾客的角度看，北京的茶叶铺有两类：一类是零售店，另一类是批发店(又称“茶局子”)。零售的茶叶，既可以整斤地买，也可以零两、零包地买(一斤可包80小包，一小两可包5小包)。

晚晴茶叶加工现场

其实说起来北京人虽嗜茶为一桩雅事和生活需要，但与江南品茶高手相比还是略输一筹的。 北京人喝茶只讲“香不香”，不讲“新不新”，一向以“小叶茉莉双熏”为佳品。所以，旧时北京的茶叶批发店(“茶局子”)，便从南方安徽、浙江产茶地收购来茶叶，在京加工熏制成各式花茶，以满足北方地区饮茶人的需要。

清人李光庭在《乡言解顾》一书中就写有史实掌故，诗曰:

“金粉装修门面华，徽商竞货六安茶。……最怜小铫窝窝灶，大叶香浮茉莉花。”

烧水所用的“窝窝灶”及“水铫子”已在今天的北京很难找到了，中历史的云烟不时还浮现在老北京人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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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源自《燕都》，

原题《北京茶室散记》，作者董毓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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