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指山市水满乡方响村旁边的茶山。张兆域 摄

清明前后，正是采茶、制茶的极佳时节。海南岛的茶叶往往捷足先登，先于国内其他地区进入市场。海南茶历来享有盛名，并有着鲜为人知的“身世”。

“谁识炎州一种茶，天教灵产闼烟霞。”这里的“炎州”指的就是海南。

海南产茶历史悠久。汉末三国时期（220-280）的《吴普本草》引用《桐君录》“南方有瓜芦木亦似茗，至苦涩，取为后茶饮，亦可通夜不眠”的记载，据《海南茶事》作者陈德新先生考证，书中提到的南方，指的正是海南，“瓜芦木”即海南大叶种茶树。

今天，让我们打开海南茶叶“图谱”，认识海南茶的魅力，走进海南茶人的世界。

很多人也许想不到，在漫长的中华茶史长河中，海南岛的茶叶已经走过一千多年的时光，并且与岛内外的历史文化名人结缘，被先贤们所享用，为乡贤们所称颂。

海南茶语

谁识炎州一种茶？

公元848年，唐名相李德裕贬崖州司户参军，连续贬谪，使61岁高龄的他身心倍受打击，体弱多病。《崖州志》记载：“天地穷人，物情所弃。亦无音书，无复书问。阁老（李德裕）智仁念旧，再降专人，兼赐衣服器物，茶药至多。”

西南农业大学特聘副研究员、云南农业大学客座教授、海南省茶叶学会（海南省茶叶协会）荣誉副会长兼秘书长陈德新在《海南茶事》一书中推断，这里写到的“茶药”正是海南岛先民常用的代药防病治病的野茶，因为此时的李德裕身居崖州，交通闭塞，能获得的保障极其有限，与长安生活不能相比，然而来自海南岛中部山地的野生茶能缓解他的病痛。

一株生长在五指山保护区海拔1110米处、高约12米、胸径约1米的海南大叶种茶树。 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摄

茶圣唐代陆羽称：“野者上，园者次。”经现代科学检测分析，海南野生茶内含物质茶多酚含量高达35～42%，氨基酸含量4%，茶叶含钴为0.5mg /kg，茶叶含钼0.09 mg /kg，保健作用明显。

时光之轮又碾过249年，1097年，61岁的北宋大文豪苏轼从雷州渡海登岛，来到海南西岸的儋州。苏轼居儋写了一首《和陶和刘柴桑》诗：“万劫互起灭，百年一踟躇。漂流四十年，今乃言卜居。且喜天壤间，一席亦吾庐。稍理兰桂丛，尽平狐兔墟。黄橼出旧枿，紫茗抽新畲。我本早衰人，不谓老更劬。邦君助畚锸，邻里通有无。竹屋从低深，山窗自明疏。一饱便终日，高眠忘百须，无妻老相如。”

据明《正德琼台志·土贡》记载：“儋州，芽茶四十五斤，叶茶一十五斤。”可见古时儋州也产茶。

诗中记录了苏轼居儋时，在畲田上自己种植茶树，茶树上萌发的还是紫色茶芽，采摘后自己品用，一生爱饮茶的他，有了茶相伴。更让他欣喜的是，在他居住的桄榔庵附近有一条小溪，水清且洁，容易汲取，把水烧开，可以泡一杯茶提提神。（华兹生《宋代诗人苏东坡选集》）这让人不禁想起苏轼的那首《汲江煎茶》：“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茶雨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从此诗可联想到其在儋州用江流活水煮茶品茗的场景，并逐渐适应了新的生活环境，其诗作也赋予了千百年来世人对海南茶独特的人文想象。

海南茶同样与海南本土文化名人相遇。《琼山县志》记载：“施茶亭，在县西三十里许，其地无憩息所，往来苦之。明大学士丘濬因卜葬母，曾经其地，建亭施茶水以济行人。施茶铺之名实缘斯起。”这个记录还原了当年丘濬为母治丧时在羊山地区，建亭施茶，给过路民众歇脚、解渴的场景。

与丘濬同时期、小一辈的著名诗人王佐则作《野茶》称誉海南茶：“谁识炎州一种茶，天教灵产闼烟霞。建溪厨美非吾事，阳羡先尝自一家。闽客错猜龙换骨，国风休咏鼠无牙。陆生谩有《茶经》著，谁识炎州一种茶？” “炎州”为古代海南别称之一，诗中描写海南野茶沐浴仙露，笼罩烟霞，成长茁壮，虽不为世所知，但可以与福建建溪茶、宜兴阳羡茶相媲美。

吉光片羽

叶叶“黎茶”  亦汤亦药

“一些艳丽的青藤在竹丛上，开着白色的粉色的花朵，空气中氤氲着香气。当地野生的茶树混杂在其他灌木丛中，被灌木白色的花儿覆盖着，但还是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种茶树出现在野生丛林中，足以证明它是本地原生的。当地人把叶子采摘后晒干，带到集市出售，数量并不多，他们叫它‘黎茶’。”1882年10至11月间，美国传教士、植物学家香便文（Rev.B.C.Henry）和他的好友、美籍丹麦人冶基善（Carl C. Jeremiassen）一起对海南岛进行为期45天的徒步考察。香便文所著的《海南纪行》中，认定海南野生茶树为海南本土原生，实属珍贵，也直接证明对海南野生茶树利用与黎族先民分不开。

考古界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海南黎区发现的大量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可以推知作为海南先民的黎族在3000年前的殷周之际，就定居在海南岛五指山腹地。

陈德新推测，此时面对海南岛高温高湿、蛇虫遍布的恶劣生存环境，疟疾、霍乱、钩虫病等疾病一直困扰黎族先民，为了生存，黎族先民发现与他们相伴生长在五指山丛林中的野生茶树有“奇效”，通过采摘野茶，日晒干燥，以茶代药，土罐煎煮，可清热解渴，防病治病，渐成习俗。

但因野生茶树生长在深山中，很少与外界互动，仅被黎族先民所用，居住在五指山的黎族同胞沿袭采摘野生茶树叶，迄今尚未进行驯化栽培。

海南师范大学教授胡素萍、张一平在《海南近现代社会图史——基于罗斯文库的研究》一书中也指出：“黎人世居深山，不闻外事，五指山附近的黎人，会采摘天然茶叶，晒干后存放以作饮料。”该书根据民国时期意大利驻华外交官、汉学家朱塞普·罗斯在华收集中文图书、资料和标本所写，通过提炼罗斯文库中的《海南岛史料集》，还原了民国时期海南社会风貌，其中有一部分记录了黎族先民利用海南野茶的生活图景。

纪录片《海南红山之外》中黎族人席地而坐喝大碗茶的画面。 海南省民族学会 提供

1937年6月至8月，美国《国家地理》记者尼克尔·史密斯和伦纳德·克拉克从旧金山出发，途经香港来到海南，进行为期两个月的探险旅行，拍摄了纪录片《海南红山之外》，记录了当时日常生活中黎族先民围聚一起喝大碗茶的情景，成为海南历史上关于黎族原始饮茶习俗最早的影像资料。　　  

海南茶史

从朝廷贡品到民间饮品

明代以前海南孤悬海外，发展进程缓慢，文献中关于海南茶叶的记载较少，但回溯文献，仍可在只言片语中探寻海南茶的发展痕迹。

据《明史》记载，明洪武三年（1370年）在海南设琼州府，中央政府对海南岛管辖正逐渐加强，海南要向中央纳贡，于是海南茶与沉香、黄花梨、麖皮等成为朝廷贡品。

正德《琼台志》记载：“国朝，芽茶三百四十九斤八两，及今添芽茶一百四十三斤八两，斤价银二钱。叶茶一百八十三斤八两，斤价银八分五厘。”说明当时海南地方政府能按照明廷贡茶技术标准制作茗茶，尽管产出数量和掌握制作贡茶技术的人有限。

但海南进贡的茶仅被皇室享用，对海南普通平民阶层而言，喝的大多是粗茶了，加工也没有那么精细，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国。据1933年陈铭枢总纂《海南岛志》载：“茶，本岛向无人工种茶，一半所饮之茶，多仰给于外。本岛所产茶叶，皆采自野生茶树，而制法粗恶，色味不佳。其中最有名之茶，为五指山水满峒所产，树大盈抱，所制茶叶，气味尚清。”

民国初期国人对开发海南野茶资源有过设想。据1920年的《调查琼崖实业报告书》，“琼崖各属向鲜种茶之地，惟五指山附近一带产生天然茶树，干大盈抱……其茶色绝美，不逊龙井，每年产额值六七千元，由定安、万宁、陵水三属出口，惜土人不知种植，不谙制造，至令有望之茶业无由发达……苟能于此等荒山栽植各种茶秧，并往产茶各省招致茶匠从事制茶，不数年间，五指山一带必将成为产茶之名区也。” 但因战乱等原因，开发海南茶未能如愿。

20世纪50年代末，海南建立了红茶出口外贸商品生产基地，建有岭头、白马岭、通什、白沙、南海等农垦茶场，其中南海茶场生产的“远洋牌”CTC红碎茶，曾远销美国、新西兰、日本、法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和地区；截至1990年，海南农垦累计生产干毛茶6.36万吨，其中出口4万余吨，为国家创汇7000多万元，但鲜为人知。此后，随着国家外贸制度的调整，统购统销时代过去，海南茶不再出口，且需要自己面对市场，由红茶转绿茶生产，出现了更多市场主体，也使得更多人接触到海南茶，品味到海南好茶。

如今，一些有远见的海南茶企深入挖掘海南千年茶史资源，集采茶、制茶、研学、民宿、休闲于一体，依靠茶科技，走茶旅融合之路，乘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春风，戮力振兴海南茶业。

来源：海南日报客户端

（编者注：原文刊载于2021年3月29日《海南周刊》B02-B03版面）

本刊特约撰稿：龚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