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茶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物资

唐宋，泉州刺桐港是我国四大对外贸易港口之一，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齐名，被誉为中世纪“东方第一大港”。泉州港是宋代闽茶出口的重要中转站，安溪的茶叶和闽北的乌龙茶、红茶先集中到这里再装船运到世界各地。

刺桐港所在地九日山遗存有“嘉泰辛酉（1201）十有一月庚申，郡守倪思正甫遵令典祈风于昭惠庙，既事，登九日山憩怀古堂，回谒唐相姜公墓，至莲花岩斗茶而归” ，以及“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男女携筐，采摘新茶”（莲花石背面右侧，宋傅宗教诗）、“岩缝茶香”（莲花石正面，公元1011年泉州郡守高惠连题）、“斗茶而归”（莲花石东面，公元1247年赵师耕题）等与茶有关的摩崖石刻。

清徐松在《宋会要辑稿》详细记录泉州及各地的茶叶对外贸易情况：“国家置市舶司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彼之所阙者，丝、瓷、茗、醴之属，皆所愿得。”安溪茶叶销往58个国家和地区，遍及东南亚、西非、北非等。

考古认为，1973年泉州湾后渚港发掘的宋代古船，是在安溪定居的海商巨富蒲开宗、蒲寿庚父子及其蒲氏家族的“香料船”。《宋史食货志》记载：“宋之经费，茶盐矾之外，惟香之利最博，故以官为市”。蒲家老小喜茶，其子蒲寿宬诗作中有不少茶诗，其中一首写道：“煮茶与客早回去，落日前山路更多。从今决意修茗事，典衣买树榯井边。”《蒲日和传》记载：其子孙蒲日和（又称蒲和日）曾随郑和下西洋，被授予镇抚官职。

安溪凤城茂园巷，系南宋时阿拉伯人蒲氏、金氏在安溪的居住地。

此巷原称蒲园巷，因闽南话“蒲”与“墓”近音，故改为“茂园巷”。

元至元八年（1271年）8月13日抵达、次年2月离开刺桐的意大利安科纳市犹太商人雅各，在回忆录《光明之城》中说：“在城里的市场上，可以看到很多好的东西，如大米，形形色色的水果、香草等。还有一种用灌木的小叶子做成的饮料，那种东西在他们中间很受重视，不过尝起来都很苦。”这是西欧最早有关中国茶的文字记录。

明朝起，茶叶出口贸易逐渐转移到厦门港

明朝，泉州港因海禁和港口淤积，厦门港逐渐成为乌龙茶出口的集散地。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荷兰人在爪哇万丹购买由厦门商人运去的茶叶，以后又在爪哇、苏门答腊多次购买华茶，转运欧洲卖到英国等，并按厦门方言茶的读音“TAY”称茶为“THEE”。崇祯十年（1637年）4月6 日，英国东印度公司首次到广州购买茶叶，1644年、1676年先后在厦门设立代办处、商馆，收购的茶叶先运到印度马德拉斯集中再转运到英国。曾先后担任北京、牛庄（今辽宁营口）、厦门海关通译的英国人包罗，在《厦门》一书中写道：“厦门乃昔日中国第一输出茶的港口……毫无疑问，是荷兰人从厦门得到茶以后，首先将茶介绍到欧洲去。”

明末清初，郑成功以厦门为抗清基地，采取“通洋裕国，以商养兵”的策略，大力发展对外贸易。郑成功控制的对外贸易物资，主要是茶叶。

清代，乌龙茶对外贸易进入鼎盛时期

19世纪的厦门常关（清后期，鸦片战争失败，五口通商，为与新海关有别，原工关、户关改成常关）

进人清朝后，直到十九世纪末期，乌龙茶的对外外贸迎来了辉煌时期。世纪初，来华贸易的西方商人日益把贸易兴趣转向茶叶，茶叶出口不断增加，占外贸的比重逐渐提高，并最终取代丝绸、瓷器成为最重要的出口商品。阮旻锡《安溪茶歌》就有“西洋番舶岁来买，王钱不论凭官牙”的叙述。

英国东印度公司自参与茶叶贸易起，茶叶货值占自中国输出货值大部分年份保持在50%以上。到世纪末，东印度公司“集中力经营茶叶贸易”，所占比重提高到85%，世纪初高达90%以上。1773年，英国政府通过《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给予东印度公司北美销售茶叶的专利权，引起美国人的极大不满，纽约、费城、查尔斯顿等地拒绝卸载茶叶。 当年11月，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商船“达特茅斯号” ( Dartmouth) 从厦门抵达波士顿。12月16日晚上60 名“自由之子”化装成印第安人上船，将东印度公司三条船上的342箱茶叶倾倒入海。波士顿倾茶事件以后，英国会通过了《波士顿港口法》、《马萨诸塞政府法》、《司法法》和《驻营法》等惩罚性的法令，激起了北美人的强烈反抗，联合召开了第一届大陆会议。英国派兵镇压，导致北美独立战争爆发，1776年7月4日美利坚合众国宣告成立。1784年，美国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开始，茶叶成为美商的首选商品。接着，法国、瑞典、丹麦等其他欧美国家也纷纷开展茶叶贸易。茶叶占各国自华翰出货值的65-75%。

1973年，美国发行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主题邮票，以纪念北美人民抗击英国殖民暴政的“波士顿倾茶事件”。

清朝，福建茶叶主要通过福州、厦门两大通商港口出口。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开放海禁，在厦门设立海关。《沙县志》(1928年)载：“乌龙茶在同治初(1862年)出一万余箱(每箱40斤)，光绪十年至二十八年(1884—1902年)计增至三万五千箱。”据海关资料，到光绪四年(1878年)，福建茶叶出口达80万担，约占当年全国年出口总量的1/3。

1842年五口通商后，安溪茶叶约80%从厦门运销海外。厦门口岸史料记载：咸丰八年至同治三年间（1858－1864年），英国每年从厦门口岸输入的乌龙茶达1800－3000吨。光绪三年（1877年），厦们出口的乌龙茶达5425.68吨，其中出口到英国的乌龙茶高达4500吨，安溪乌龙茶约占40－60%。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元年（1874－1875年），美国从厦门口岸输入乌龙茶3.47吨。

英商胡夏米在鸦片战争前曾对福建可资贸易的货物进行调查，并采购了两种安溪茶，他说：“安溪茶，广州经常售价是十八两或二十两”，“合丰牌，一大箱安溪茶，广州市价约十六两。”由此可见，安溪茶已在广州市场上出售。另据英商的记载，1838－1939年英国商人在广州采购的安溪茶为10.6万磅（约合九万多市斤）。

美国传教士卢荟明（JustusDoolittle）于咸丰年间（1850年）到福建福州等地担任琼记洋行翻译，在所编著的《英华萃林韵府》书中列举了1869-1870销售茶叶名称：芝兰、芝蕊、紫缨、紫芝、紫桂、紫莲、长春、长生、贞利、真味、真妙、秋香……

1877年以后，由于销路扩大，出现粗制滥造、以次充好、质量低下的现象，无法与台湾、日本的产品竞争，对欧美市场出口终于逐渐衰落。到1900年，仅剩下406吨，大部分销往东南亚华侨聚居的国家和地区。

二十世纪初，“侨销茶”兴起，安溪茶商走出国门

进人二十世纪后，福建“侨销茶”兴起，众多在海外特别是东南亚的华侨纷纷经营茶叶生意，成为茶叶外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清乾隆年间，西坪尧阳人王冬到越南开设“冬记”茶行，并在越南12个省开设分店，配制“冬记”大红铁观音，驰名中南半岛。

咸丰年间，虎邱罗岩村人林宏德配造“金泰”铁观音，由其子林诗国和林书国委托新加坡的“荣泰号”茶行代理经销。

光绪（1875－1908年）间，西坪尧阳茶农王量、王称兄弟6人，从台湾返运茶叶往印尼，在雅加达、泗水、井里汶等地开设“珍春茶行”。茶商王定安与张占魁合办“建成号”茶厂，经营乌龙茶，在台湾盛极一时。五口通商后，葡萄牙商人插手欧州茶叶贸易，拉动澳门茶叶市场的发展，安溪茶人王芳春等人还赴澳门经营茶叶，并以强大的经济实力直接从安溪贩运茶叶到澳门出售。

东南亚各国经营茶叶的大部分是安溪华侨。新加坡是马来群岛的转口贸易中心，1928年新加坡茶商公会成立时会员有24家，到1952年增至30家；到四十年代，马来西亚各地开办茶店达二、三十家；泰国年进口乌龙茶约200吨左右。

1928年9月，新加坡茶商公会成立，虎邱镇罗岩村人林庆年长期担任会长。“义和发”茶行的白锡碧长期担任暹罗国（今泰国）茶商公会理事长。安溪铁观音被海外茶人们视为奇货，往往用作“镇店之宝”。据统计，这一时期，安溪茶叶每年销往新加坡800余吨，马来西亚200余吨，暹罗国160余吨，菲律宾100余吨。

香港不但是茶叶的消费城市，又是茶叶的转运港口，以普洱茶和乌龙茶为主，批发兼零售的茶庄、茶行达200多家。1949年，香港销售的乌龙茶约150吨，1980年厦门输往香港包括转口的乌龙茶为吨1130吨。

20世纪30年代，安溪人在东南亚开设的茶号有一百余家，其中著名的有新加坡的“林金泰”、“源崇美”、“高铭发”、“林和泰”，马来西亚的“三阳”茶行、“梅记”茶行、“兴记”茶行，印度尼西亚的“王梅记”茶行、“王金彩”茶行，泰国的“义和发”茶行、“三九”茶行、“集友”茶行、“炳记”茶行，越南的“冬记”茶行、“锦芳”茶行、“泰山”茶行。澳门的“王芳春”茶行，香港的“尧阳”茶行、“福记”茶行、“谦记”茶行、“泉芳”茶行，台湾的“张协兴”茶行、“王瑞珍”茶行、“宝记”茶行、王有记茶业公司、正达茶业公司、祥兴茶业公司、“龙泉”茶庄、“峰圃”茶庄，均广为人知。

民国五年（1916年）10月，西坪茶商王西在台湾参加日本总署举行的“万寿桃”牌铁观音茶王赛中获得金奖，得金牌一枚，为第一个铁观音茶王。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王联丹配制的铁观音在新加坡举行的“泰山峰”牌铁观音茶叶评比中被评为特等奖，荣获金牌一枚，金笔一对。王联丹为福建省第一个在海外获奖的铁观音茶王。

明清时期：“日升茶行”遍布海内外，盛极一时

明洪武年间，泉州开元紫云黄守恭裔孙到五阆山下的高坪（今尚卿乡科名、科洋、黄岭等）定居，广辟茶园，制作乌龙茶。

正德年间，科名黄氏先祖黄宗进创立“日升堂”，经营医药、茶叶、地理，利用精湛的医术和珍藏的老茶研制具有药用功能的“日升茶饼”。

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黄奕保考中进士，与同科进士、结拜兄弟西坪留山名士潘思光经常交流、研讨茶叶的采制、储藏方法，改进、提升茶叶品质，晚年在厦门开设“日升茶行”。

日升茶行的侨批

嘉庆年间，黄章銮到台湾经商，并开设“日升茶行”。

光绪十二年（1886年），黄鼎礼殿试第一名敕封岁进士。其兄黄鼎仁到马来西亚行医，并开设“日升茶行”。

清末另一个岁进士黄光环有五个儿子，其中长子黄祖咸在印度尼西亚，三子黄祖毓在台湾，四子黄祖邦、五子黄祖德在马来西亚行医或经商，先后在东南亚诸国和台湾开设“日升茶行”。

民国初期，“日曻茶行”多达数十家，遍布厦门、广东、港澳台等地及东南亚各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陆续关闭。

抗战爆发，茶叶对外贸易衰落

民国26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茶政失理，官吏营私，福州、厦门相继沦陷，海路被封，运输、出口受阻，各行各业受到严重破坏。大片茶园荒芜，不少茶厂倒闭，茶叶生产濒临绝境，至1949年全县茶园面积剩下1394.67公顷（1939年福建省农林处农业经济研究室调查，安溪县的茶地面积在一九三四年为73650亩，一九三九年为39760亩），茶叶产量降到419.6吨，原来80%出口的安溪茶叶陷入低谷。曾有民谣：金枝玉叶何足惜，观音不如菜豆叶；茶叶上市没人叫，砍下茶树当柴烧。

尽管面临困境，但安溪人依然坚持生产，狭缝求生存，在抗战沦陷时期只有安溪茶源源不断运抵全国各销区及东南亚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