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在中华文明中日益提升的地位，与整个中国近代文化发生发展的推进线路息息相关。中国近代文化的发生发展，大体是由东南向西北渐次推进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主要围绕东部沿海地区展开，最早的五个通商口岸都位于东南沿海，长江干流仅入海口的上海位列其中。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开放口岸已从沿海深入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随即，外国轮船开辟了长江航线，在方便其对中国内地进行经济掠夺的同时，也极大地加强了长江沿江城市之间的联系，加速了沿江城市带的形成。《马关条约》签订后，长江中上游的沙市、重庆也被迫开放，长江沿线布满了通商口岸。此后，清政府又在长江沿线主动开放了五处商埠。在此期间，晚清洋务派官员也在19世纪60年代发起了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对于发展中国的近代工商业，长江流域是重中之重。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的中坚人物，都曾长期担任长江流域的地方督抚，他们纷纷在自己的辖区内引进西方机器和技术，令长江流域的近代工商业发展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中国近代中期最重要的两大工商业基地，即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以武汉为中心的江汉交汇地带,皆位于长江流域。1911年，武昌爆发了辛亥革命，腐朽的清政府很快被推翻。在此期间，上海提供了大部分的经济援助；而后，中华民国又在南京建都；三座长江干流城市密切配合，改变了整个近代中国的社会面貌。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长江文明在国内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新旧文化的殊死搏斗、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实现了近代化的转换；同时，长江又在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开埠通商的深入与轮船航线的开拓长江流域在中华文明中日益提升的地位，不仅与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及流域先民对自然条件的充分利用与开发有关，也与整个中国近代文化发生发展的推进线路有关。中国近代文化的发生发展，大体是由东南向西北渐次推进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主要围绕东部沿海地区展开，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并未被波及，仅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上海、镇江、南京三个沿江城市遭到了英军的侵略。最终签订的《南京条约》中规定的五个通商口岸都位于东南沿海，长江干流仅上海入列其中。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1845年11月29日，英国在上海设立居留地（后来演变为租界）。1848年和1849年，上海美租界、法租界相继设立。在开埠之前，上海在东南沿海航运业中的地位甚至还不及福州、厦门和宁波。但上海开埠后，一批批西方双桅船、夹板船、鸦片趸船和装备精良的飞剪船驶进吴淞口，沿黄浦江进入上海县城。到1853年，西方船队已将航线从广州（香港）推进到上海，上海航运业在东南沿海航线上被纳入近代化的国际航运轨道。此后，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中国沿海转运业务改用外国船舶运输，并采取由南京、杭州、福州、广州或香港直航上海的模式。至1860年前后，驶入上海港的外国船舶每年达上千艘，原本航运业更为发达的厦门的进出口总额已经下降到上海的1/40了。随着中外贸易中心移入上海，上海成为东南沿海航运网络的汇聚点，以上海为枢纽的近代航运体系在东南沿海航运的南翼初步建立起来。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尽管东南沿海，尤其是长江干流入海口的上海的航运发生骤变，但传统的长江帆船业仍保持相对稳定，只有少量外国船舶驶入长江。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被迫增开的10个商埠中，长江流域就占4个（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开放口岸已从沿海各地深入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使长江及内河的传统航运业第一次受到强烈冲击，终于要面临资本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深刻变革了。清政府与英、法等国签订的条约规定：外国传教士可以到内地自由传教，外国人可以到内地游历和通商，外国军舰、商船可以驶入长江一带各通商口岸；中外人民争讼事件，由领事馆会同中国官吏审理；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条约签订以后，汉口、九江、镇江都在1861年开埠，而南京则因当时在太平军控制之下，故开放时间延至1899年。随即，外国轮船开辟了长江航线，对中国内地进行经济掠夺，但这也加速了沿江城市带的形成。

19世纪70年代上海外滩的船舶

1861年，英国率先在镇江、九江、汉口等三处口岸设立领事馆，外国轮船随之而来。1861年3月7日，英商宝顺洋行的扬子江轮最先由上海港驶入汉口港。自1861年4月开始，美商琼记洋行的“火箭号”轮船稳定往来于上海和汉口之间，从而开辟了最早的申汉航线。此后，长江干流上的外国轮船日渐增多。至1872年，已有13家外国轮船公司的轮船往来于上海、汉口之间，其中美商旗昌轮船公司的实力最为强劲，在1867—1872年几乎垄断了长江航运。1873年，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成立，中国资本的轮船也开始在长江航行。随后，日、德、法等国轮船也相继投入申汉线。1876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长江沿岸通商口岸又增加了宜昌和芜湖，而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和沙市则成为实际上的准通商口岸，重庆也允许英国派员住寓。1890年，中英签订《烟台续增专约》，确定重庆为通商口岸，随后英商立即开辟了从宜昌到重庆的轮船航线。通行外轮的长江航线进一步扩展至长江上游地区。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长江中上游的沙市、重庆被迫对日本开放，日本可以在此通商、航行、租地、建房、设厂；条约还规定,日本轮船可以从湖北溯长江驶至四川。至此，长江沿线布满了通商口岸，英、法、美、日等国的轮船可从上海直通重庆，长江上游的沿江区域也被卷入了国际市场。面对外国势力沿长江不断开辟通商口岸以攫取更大政治经济利益的行径，清政府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主张自开商埠以维护主权、发展经贸，故1898年后，清政府陆续在长江沿线主动开放了吴淞、岳州、武昌、下关、浦口等五处交通便利、商业繁荣的商埠。长江干流各大口岸的通商，极大地促进了物流和人流，刺激了城市近代工业的产生与发展。沿江城市在物流方面呈现一大中心、五大中介的特点，一大中心为上海，五大中介为镇江、芜湖、九江、汉口、重庆。一艘轮船从上海出发，只需3天即可抵达汉口，而木船需要的时间长达20天。依托便利的轮船航运，上海将80%的进口商品转销内地，内地则主要通过上述五大中介口岸与上海取得联系，完成进出口货物交易。在轮船的带动下，长江成为引领中国步入近代社会的快速通道。二、洋务运动与长江工商业的兴盛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晚清越来越多的进步官员开始正视中国与外国列强的巨大差距，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对发展近代工商业来说，长江流域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的中坚人物纷纷在自己的辖区引进西方机器和技术，长江流域的近代工商业因之蓬勃发展。曾国藩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发起人和实践者，是中国近代化的发轫者。1861年，曾国藩开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厂一安庆内军械所,主要生产子弹、火药、山炮及洋炮洋枪。这个军工厂最初只是一个简陋的手工作坊，但它的产品是近代的船炮，还聘请了具有近代科学知识的徐寿、华蘅芳等人担任工程师，故其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雏形。1862年，华蘅芳和徐寿父子试制成功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此后，安庆内军械所成功制造了中国第一艘火轮船。这艘轮船体积不大，速度不快，但它是中国自主制造的第一艘新式轮船，预示着中国近代化运动的起航，是安庆内军械所最值得称道的壮举。曾国藩在日记中欣喜地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1862年，另一位洋务派的实力干将李鸿章在松江开办上海洋炮局，雇用英国退役军官马格里生产炮弹。次年末，工厂随淮军进入苏州城，改名“苏州洋炮局”。1865年，工厂随升迁两江总督的李鸿章进入南京，更名“金陵制造局”，其工匠多达七八千人。当年9月，李鸿章又奏请朝廷收购上海洋泾浜的一处外国机器厂，工厂改名“江南制造局”。最终，近代中国最大的军火工厂一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诞生。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不仅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工业企业，而且还是中国近代工矿业、军事工业和近代科学技术的“机器母厂”，它仿佛酵母一般在中国农业社会的机体里源源不断地生发出近代工业社会的因子。在它的带动、示范和支援下，一大批工矿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如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大冶铁矿、徐州煤矿、漠河金矿等。它们和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一道构成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1872年，李鸿章又在上海创办轮船招商局，以后又陆续在天津、汉口、广州、香港等地设立分局。轮船招商局是晚清洋务派由军事工业转向民用工业、由纯粹官办向有私人投资的“官督商办”转变而创办的第一个企业。当时，外国势力已经夺取了在中国沿海和内河的航行权利，垄断了中国的航运业，进行掠夺性贸易，获取了高额利润。轮船招商局的兴办,本是为了扩大财源、解决军事工业的资金问题，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振兴商务，抵制洋商”的作用。轮船招商局开业之初，在华的英国太古、怡和、美国旗昌轮船等轮船企业联合采用大幅度降低运费等手段，想挤垮招商局。李鸿章则采取筹借官款、增拨漕粮及承运官物等措施予以回击，使招商局转亏为盈，最终迫使美国旗昌轮船退出竞争。1877年，轮船招商局收购了旗昌轮船的所有产业，包括船只、码头和位于上海外滩9号的办公大楼，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轮船企业，一举打破了外国轮船企业对中国航运业的垄断。在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和洋务运动的激励之下，长江流域的工商业得到长足发展。中国近代中期最重要的两大工商业基地，皆位于长江流域,即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以武汉为中心的江汉交汇地带。其中，上海的近代工商业起步较早，开埠后，列强为“扩展商业”，纷纷来沪开办洋行，扩张航运，设立银行，投资办厂；而长江中游的武汉三镇则主要因得到洋务运动的激励而迈入近代化的门槛。19世纪四五十年代，外商进入上海后，立即开办大量船舶修造厂和出口加工工厂，其目的在于加强长江轮船运输和加速掠夺中国廉价出口商品。上海开埠之初的十余年间，外商在上海先后设立了12家船舶修造厂,19世纪60年代又有大规模发展。至19世纪90年代，英商祥生、耶松两家船厂日益壮大，工人皆达2200人，规模相当可观，在行业中取得垄断地位。19世纪50年代末期，外商开始在上海筹设机器缫丝厂，缫丝工业成为19世纪末外商的重要工业部门。此外，上海还有蛋品加工、制革、轧花和机器打包等出口加工工业，上海地区的工商业在19世纪末被深深卷入了国际资本市场。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外国资本在华大规模设厂获得了条约依据。于是，外国工业资本汹涌而来，并特别集中在上海兴办工厂，企业数量剧增，投资规模越来越大，行业类别扩张到各个部门。上海的外资工业资本总额从1895年的不足1000万元，迅速扩张到1936年的4亿元,是同期上海民族工业资本的2.5倍，其在棉纺织、卷烟、饮料食品、机器制造和公用事业等主要行业中占据明显的控制地位。从开埠到抗战全面爆发，上海一直是长江各开放口岸中外资工业最集中的城市。日本调查资料显示，英、美、德、法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仅在上海一地设立的工厂就达183家，约占西方国家在华工厂总数的3/4。《马关条约》签订后，外商在长江其他开放口岸的投资虽也有明显增加，但先后设立的工厂不过数十家而已，且大多集中在汉口，其他工厂零星分布在重庆、镇江、南京、沙市等开放口岸。上海对外国工业资本的吸引力，是长江沿线其他口岸城市所不能比拟的。1931年的资料显示，上海的外资工业投资约占在华外资工业投资总数的70%左右。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对上海的城市近代化意义极为重大，这使之成为沿江诸口岸城市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突出特例。在外国资本的持续冲击与刺激之下，上海的本国资本工业也逐渐兴起。比如，19世纪60年代中期至19世纪90年代初期，洋务工业异军突起,其代表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前者开我国近代军事工业之先河，后者则为我国“官督商办”民用工业之滥觞。不过，其资本远不能与外商资本相提并论，前者仅为后者的40%左右。《马关条约》中“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的规定，令洋务派在上海极力维护的本国棉纺织等工业失去了庇护，外国资本汹涌而至。短短五六年间，英、美、德等国在上海开办了41家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工厂，约占其在中国所建工厂总数的45%以上。华商工业因此受到极大冲击，却也在阵痛之后毅然踏进了国际资本的激烈竞争之中，并在1911年辛亥首义之前就在上海工业舞台争得了一席之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成为相对繁荣的民族制造业中心，上海的工厂生产的大量国产工业品通过港埠间的贸易源源不断地流向长江各口岸和全国各地，上海的本国资本工业成长为长江各口岸城市乃至全中国民族资本的表率。不同于外资工业鼎盛的上海，武汉三镇的近代工业建设主要由本国资本主导。19世纪中叶的汉口是中国内地最大的茶叶交易市场，故其在1861年开埠之后，立即就有约20家俄、英、德等国洋行来此经营茶叶出口业务。其中，俄商的实力最为雄厚，1873年，俄商将原设在汉口附近产茶区的两座茶叶加工厂移至汉口，建成使用蒸汽机的新式机制砖茶厂。19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蛋品加工成为外商在长江口岸的新的工业投资热点。至1893年，汉口已有德、法、比等国投资的6家外商蛋品加工厂，1895年以后，德、英、日商又在汉口增设蛋厂,在19世纪末以前，汉口的蛋粉出口一直位居全国第一。其中发展最快的是英商“和记蛋厂”，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年产冰蛋和干蛋达7000吨，占华中地区蛋品出口总数的一半。虽然1861年汉口开埠以后，外商纷纷在汉口设厂，使汉口成为长江各口岸外商工厂数量仅次于上海的城市，但其规模仍远逊于上海。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国人自办的近代工厂也迟迟不见起色。武汉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工业的起步迟至张之洞督鄂。1889年11月26日，晚清“洋务派”干将之一的张之洞在到武昌的第二天，正式接过了湖广总督的大印。此后直至1907年，张之洞三度出任湖广总督，在湖北推行“新政”，拉开了武汉近代工业建设的序幕。1890年6月3日，张之洞设立湖北铁政局，正式开始筹办铁厂和枪炮厂。1893年10月22日，位于汉阳大别山（龟山）北畔的铁厂竣工，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汉阳铁厂。在1915年本溪湖煤铁公司炼铁之前，汉阳铁厂是中国唯一一家采用新法炼铁的钢铁企业，在持续出产优质钢铁的同时，还为促进新式冶金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做出贡献，这些都推动了长江流域乃至整个中国的近代化进程。1895年夏，在铁厂的不远处，曾经惨遭大火焚烧的湖北枪炮厂完成重建。翌年6月，湖北枪炮厂投产，开始正式仿造德国M1888式7.92mm口径5响毛瑟枪，并将其定名为汉阳造88式七九步枪（简称“汉阳造”），它是中国近代军工产品中的名牌。该厂投产后，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军械品种不断增多，至1904年已陆续建设了制枪、制炮、炮弹、炮架、机器、钢药等十多个分厂，职工达4500余人。张之洞以该厂非枪炮二字所能概括为由，奏请朝廷将厂名改为湖北兵工厂，该厂最终于1908年定名为“汉阳兵工厂”汉阳兵工厂的设立和发展壮大，既为我国近代军火工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推动了民用工业的发展。在创办钢铁工业和军火工业的同时，张之洞还先后创设了纱、布、丝、麻四局，构成比较完整的近代纺织工业体系，令武汉三镇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纺织工业中心。除上述钢铁、军工、纺织等大型企业外，张之洞还兴办了一系列中小型工厂，如白沙洲造纸厂、湖北针钉厂、武昌制革厂、湖北毡呢厂、湖北官砖厂等。除发展近代工业之外，张之洞还开设学堂、派遣留学生、组训湖北新军，使武汉成为继上海、天津之后的又一洋务基地和近代大都会。在张之洞督鄂之前，汉口直接对外贸易的进出口总额最高不过数百万两，但在张之洞督鄂十余年后的1905年则突破3500万两；间接对外贸易额在张之洞督鄂之前，最高为1880年的4200万两，1904年突破1亿两。在张之洞的治理下，汉口迅速由中古市镇转变为“驾乎津门，直追沪上”的近代大都会，成为我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通商口岸，被誉为“东方的芝加哥”。在张之洞督鄂期间，一些在国内颇有影响力的民营企业相继诞生，初步奠定了湖北近代工业体系的基础。经历辛亥革命的洗礼之后，汉口迅速重建，民族工业蒸蒸日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汉口的民族棉纱、面粉业已具备相当规模，是全国第二大近代棉纺织业中心和六大机器面粉业基地之一。在中国被迫开启的近代化进程中，长江因其便利的交通和两岸发达的传统经济，成为西方列强攫取经济利益的重要通道，但水运便捷的长江也在事实上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发生发展的推进线路。在这一过程中，长江沿岸以上海、汉口为代表的通商口岸城市，依托长江水道，建立起商品流通网络，从而实现了工业原料和工业产品的共享，相互推动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沿江的政治、经济、文化长廊最终形成。中国近代文化也循着沿江城市一沿江长廊一长江经济腹地一广大内陆的顺序，由东南沿海向内陆渐次蔓延开来，长江成为引领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要线路。值得玩味的是，近代中国开埠通商的渐次顺序，与20世纪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城市开放次第相差无几。改革开放伊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率先成为经济特区，这与1842年中、英约定开放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同属东南沿海地区。1984年，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沿海城市成为全国第一批对外开放城市。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沿海的营口、天津、烟台、汕头、琼州（实际开埠时间为1876年）、台南、淡水等城市也被迫开放。所不同者，19世纪60年代同批开放的还有镇江、汉口、九江、南京（实际开埠时间为1899年）等沿江城市，而改革开放以后，沿江开放城市的设立则稍稍延后。1985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区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长江流域迎来了新的开放时代。

清末民初口岸开放时间表

“80年代看沿海，90年代看沿江。”1992年，长江中上游的重庆、武汉、岳阳、九江、芜湖5个城市被率先批准为“沿江对外开放城市”。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经济全面发展的战略关键时期，当时对外开放战略的主要任务就是“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长江中上游的这5个城市的周围是近百座中小城市和亿万人口的广阔内陆经济区，它们联合上海，充分利用长江黄金水道，彼此互为市场，使长江的沿江开放带初步形成；利用自身强大的辐射能力，将对外开放的成果洒向中国内地，贯穿了我国的东、中、西三大经济带，推动着东、中、西经济的平衡发展。其发挥的作用与19世纪的长江沿岸开放城市如出一辙。与此同时，国家陆续开放黑河、珲春、满洲里、二连浩特、丹东等13个沿边城市及石家庄、南昌、长沙、成都等18个内陆地区省会城市,中国初步形成了由沿海顺长江向内陆延伸的宽领域、多层次对外开放新格局。在这一过程中，长江再度成为引领中国开放发展的重要线路。三、长江文明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清政府被推翻了。这场改变近代中国社会面貌的革命运动的爆发，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原因，其中西方近代制度文明和文化的传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上海开埠以来，西学即沿长江西进，最终在长江中游的武汉三镇结出了革命的果实。自1845年上海出现英租界直至20世纪初期，西方列强在长江沿岸城市自东向西先后设立了11个租界。这些租界成为展示西方制度文明的窗口。长期处于专制制度统治下的中国人，经由这些窗口见识了西方先进的城市管理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了解了有关纳税人、权利与义务、选举等一系列西方近代制度名词，从而拓宽了视野，开始反思中西方在制度文明上的巨大差异，也为西学的沿江西进扫除了部分障碍，使沿江城市成为晚清西学东渐的主导。在这些租界中，上海的租界开辟最早、面积最大、影响也最大，于是上海自然成为输入西方文化的先行者和主阵地。近代半数以上的西方译籍由上海承担，无论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影响很大、具有开创意义的中译本，多在上海出版。比如，1860年以前，全国最大的学术出版机构一上海墨海书馆，陆续出版了《续〈几何原本〉》《代微积拾级》《重学浅说》《植物学》等一大批科学书籍，不仅数量遥遥领先，质量也是全国最好的。1860年以后，对外通商口岸逐渐扩展至长江中游和上游地区，外国租界也不断沿江西进，于是西学便乘着外商的轮船，由上海沿江向中上游辐射，长江水系遂演变为近代西学的传播线路。据统计,晚清中国共出版过中外文报刊1889种，其中638种报刊由长江沿线城市出版，占总数的33.8%。随着西学的不断传入，中国的先进人士开始摒弃自诩天朝上邦的观念。生活在长江流域的魏源、洪仁玕等人开始有意用“洋”代“夷”。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第51条明文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一字之改，既属被迫，也体现出对西方认识的变化。于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政府中主张向西方学习的部分官员被称作“洋务派”。他们为了自强与求富，开展了引进西方先进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的洋务运动。这场运动发端于镇压长江流域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在战争中获取了实权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后来都成为盘踞长江下游的地方大员，纷纷在各自的辖区开展洋务；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辖区也在长江中游，所以长江流域自然就成了洋务运动的主阵地。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发展，洋务派对西方的学习，逐渐由器物扩展至思想文化方面。为培养更多精通西方先进技术的洋务人才，1870年9月和1871年1月，两江总督曾国藩上书清廷，请求派遣学生赴美留学，并于1872年1月与李鸿章联衔上了《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提出赴美留学的方案，最终获得了清政府的认可，成功开中国官派留学生之先河，令出国留学渐成当时先进人士的一种风尚。与此同时，洋务派官员在国内开设了各种新式学堂，学堂教授西方的语言、技术和军事知识。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在此后兴起的维新变法社会思潮中，进化论已被引入中国并得到初步传播，“民权、平等”学说和“开民智”的主张也已出现。20世纪初，关于民族、民主国家和“脱奴隶而进国民”的讨论沛然兴起，一股思想解放的浪潮形成了。在此阶段，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北地区在张之洞的治理下，不仅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近代工业体系，还因教育改革形成了知识分子群体，客观上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做了交通、经济和人员上的准备。张之洞在督鄂期间，逐渐改制旧式书院，兴办一系列近代学校，并选派优秀学员赴海外留学，令湖北的近代教育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与兴学直接相关的还有图书馆、教育陈列馆的开设，西洋书籍的编译，官办湖北印刷局的开办，舆图局的设立（绘制湖北地图）。影响更大的是创办《湖北官报》，它以“宣达下情，启迪民智，开内地之风气，传外国之情形”为宗旨。此后，各私家报纸也如雨后春笋般勃兴。在这种风气下，20世纪初，湖北地区出现了大批新知识群体，他们“多富于知识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其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前就已组织了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共进会、文学社等革命团体，他们中的不少成员加入了湖北新军，并在军中宣扬革命思想，使湖北新军逐渐由保卫清廷的中坚转变为推翻清廷的革命核心。于是，在1911年10月10日，趁湖北清军主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之机，留守武昌的新军毅然举起了反对清政府的旗帜，借助武汉三镇地处中部枢纽的优越地理位置，让革命的火焰迅速燃遍全国。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最终控制局面的袁世凯再度走上了专制乃至帝制复辟的道路。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内乱和分裂状态，各种社会思潮兴起，其中，激进民主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文化上的新保守主义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影响较大的几种社会思潮。当时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已深入到北方地区，北京已成为与上海、南京等沿江城市并列的文化重心，但长江流域仍旧出现了众多的弄潮儿。比如，《新青年》的创办者陈独秀出生于皖江入口处的安徽怀宁（今属安徽省安庆市），后来加入其中的胡适、刘半农、杨昌济等人也多半是长江流域各省人士。19世纪中叶以来，长江流域迭次兴起的革命思潮，培养了沿岸各省的大批新型知识分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的十余年间，长江流域各省留日和留美学生的人数一直占全国留学生总数的七八成，这也是《新青年》杂志的作者以长江流域各省人士为主的原因。这批来自长江流域的新型知识分子坚定地站在了维护和扩大民主革命成果的立场上，对攻击民主思想、否定共和制度的谬论严加批驳，真正起到了在国人观念领域破旧立新的作用。他们以笔代枪，发动文学革命，破除陈腐的、妨碍思想传播的旧文学，使科学、民主的思想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当时除北京之外，长江流域的上海、武汉三镇、长沙、成都都是全国新文化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从1920年起，科学社会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上海的《新青年》杂志最先刊发了探讨科学社会主义的文章，还开辟了讨论社会主义的专栏。上海又相继出现了《共产党》《劳动界》《伙友》等杂志，它们不仅介绍科学社会主义，而且还明确地把工人群众作为目标读者。此外，《新青年》杂志社等出版机构还出版了多种介绍马克思主义、讨论社会主义的书籍。在这种形势下，长江流域出现了早期的共产主义小组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组织。通过共产国际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帮助，1920年，长江流域的上海、武汉、长沙等地先后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次年7月，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值得注意的是，在参会的13名代表中，有11名代表来自长江流域各省。在宣传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方面，长江流域的新型知识分子们又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他们于1924年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达成统一战线，掀起了国内革命的高潮。（本文摘自冯天瑜、马志亮、丁援著《长江文明》，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9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