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又名“茗”、“荈”，起源于先秦时期的古蜀国（今四川境内），战国时期，古蜀国被秦军所灭，茶叶始传人中原地区。据《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可以看出早期的茶叶是一种药材。

自汉代以降，得益于古人丰富的饮食文化，茶叶逐渐发展为一种饮品。但由于制作工艺尚不纯熟，茶的制作成品颇高，故当时只是作为一种宫廷御用饮料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制作工艺的进步，烹茶技术逐渐得到推广，饮茶之风逐渐在民间流行。到了唐代，随着茶圣陆羽的《茶经》问世，茶已经成了唐代百姓的生活必需品了。《唐会要》记载，“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远近同俗”。

中晚唐时期，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江淮地区由于水路纵横、运输便利，遂成为主要的产茶地。淮南节度使治下的歙州、浮梁等地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茶叶交易中心。这里的茶叶沿着大运河北上，输入山东地区（太行山以东）。再沿着黄河西进流入东西两都，形成了一条庞而不杂的茶叶贸易网。茶税，也成为唐王朝最重要的税收项目之一。

唐末，淮南节度使、吴王杨行密与唐政府的实际掌控者朱温交恶，江淮地区的茶叶已不能直接北上。于是杨行密采取了折中的办法，通过与朱温一直保持良好关系的楚王马殷，将茶叶通过湖南地区销往内地。由于能赚到不菲的差价，马殷自然也乐得其所。

唐天祐二年（905年），吴王杨行密去世，继位的杨渥与马楚交恶。此时江淮地区的茶叶已不能通过湖南销往中原，另一个重要茶产地川蜀地区由于统治者王建与朱温势如水火，也难以销往中原。故当时中原地区茶叶紧缺，存在着巨大的商机。此时，马殷的一个谋士，敏锐地看到了通过茶叶振兴马楚经济的前景，这个人叫做高郁。高郁是马殷的谋主，也是五代十国时期最杰出的经济学家。

马楚疆域图

高郁治湘，第一步就是大力发展茶叶市场，在湖南民众中推广茶叶种植。湖南气候适宜，丘陵绵延，是极好的茶叶生产地。湖南民间也一直有小规模种植茶叶的传统。但由于交通不利，再加上湖南茶的质地较江淮、川蜀略逊，这些茶叶难以销往外地。所以，湖南的茶叶种植一直以来就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局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高郁制定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政策：允许民间自由进行茶叶贸易。在唐代，茶叶和盐铁一样，都是国家垄断的项目，民间私自买卖被抓到，轻则杖责，重则杀头。茶叶买卖，在唐朝是一条民众不敢碰触的禁区线。这条顽固保守的措施，无形中为唐王朝的茶叶贸易设置了一道枷锁。高郁能摒弃这道枷锁的束缚，可以说具有超越时代的经济眼光。

马楚允许民间自由贸易茶叶后，全国各地的茶商源源不断的来到湖南，与茶农进行直接交易。茶叶有了销路，茶农的种茶采茶积极性大大提高，“属内民皆得摘山收茗筭，募户置邸阁以居”，民众的收入也大大提高，三湘之地迅速代替江淮成为全国最大的茶叶市场。

于是，全国各地茶叶市场到处是湘茶唱主角，从开封到洛阳，从青州到凤翔。甚至岭南、八闽、吴越等地都是湖南的茶叶在唱主角，湖南的经济迅速腾飞。此时高郁再出妙招。由于朱温与淮南交恶，中原地区的茶叶供应只能依靠湖南这个唯一市场，此时高郁迅速抓住机会，在朱温无奈让步的情况下，马楚在开封、唐州、江陵等地设置了经营茶叶的专营机构“回图务”，完全垄断了中原地区的茶叶市场。《十国春秋》记载：“秋七月，王奏梁于汴、荆、襄、唐、郢、复诸州置回图务，运茶河之南北，以易缯纩、战马，仍岁贡茶二十五万斤，梁主诏曰‘可’。由是属内民皆得摘山收茗筭，募户置邸阁以居，茗号曰‘八牀主人’，岁收数十万，国用遂足。”

高郁不愧为五代十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在茶叶市场繁荣的背后，他敏锐的眼光又捕捉到了另一条生财之道。那就是：铸造铅铁钱。“湖南地故产铅铁，用都军判官高郁策，铸铅钱，以十当铜钱一；已而又铸铁钱，围六寸，文曰‘乾封泉宝’，用九文为贯，以一当十”。

马殷

茶叶市场的繁荣拉动了马楚的商业，当时赴马楚做买卖的商人数以万计：“是时王关市无征，四方商旅闻风辐凑”。

高郁限制民间铜钱流通，代之以铁钱，于是“商旅出境，无所用钱，輙易他货去，故能以本土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商人在湖南境内交易来的铁钱在出境后必将是一堆废铁，于是这些商人就只能把赚来的铁钱在湖南境内就地采购其他物品，出境后再把这些物品卖掉换成铜钱。这对湖南的商业是巨大的刺激，湖南一跃成为晚唐五代商业最繁荣的地区。

高郁是五代十国时期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思想是超越时代的，这主要体现在两点上：第一，高郁在湖南实行的铸造铅铁钱的措施，体现了他“货币只是一种财富凭证，而货币本身可以没有价值”的经济思想。在我国古代，铜是主要的货币材料（秦汉时期的金即是铜）。高郁用铁钱代替铜钱，而铁本身的价值比铜低得多，所以湖南的铁钱只是一种交易凭证而已，本身并不贵重。这其实和后代出现的交子是同一种理论，而高郁的铁钱，比交子提前了一百多年。高郁规定，民间用一铜钱兑换十铁钱的政策同样是超越时代的，在这个政策实行后，湖南官方发行铁钱的数量是与民间铜钱的数量挂钩的，我们可以称之为“铜钱本位”。这和后世的银本位、金本位无疑有异曲同工之妙。试想下，四百多年后的大明朝，纸币的发行还处于“想印多少印多少”的初级阶段，高郁在唐末就有这种超越时代的思想，真是让人敬仰。

第二，高郁在湖南放开茶叶官营，允许民间自由交易，这又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在唐王朝，茶叶和盐铁一样都是国家垄断的项目，高郁打破这个禁区，堪称一位改革家。到了如今，人民津津乐道于商鞅、李悝的变法，津津乐道于王安石、张居正的改革。而高郁，这位绝不亚于他们当中任何人的杰出改革家，已经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里了，一声叹息。

正所谓天妒英才，晚年的马殷专心享乐不理政务，马殷的两个儿子马希声、马希范趁机捏造罪名诬杀了高郁。事后得知真相的马殷也只是跺脚叹息“害我大臣”而已，并未对儿子做任何惩戒。统治阶级在根基未牢急需有才能的臣子时，他们是股肱、谋主，坐稳江山后，臣子的才能却成为统治阶级的眼中钉肉中刺，这是一条任何封建政权都通用的定律。

高郁在湖南实行的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大大推动了晚唐五代的经济发展，对南方地区的开发居功至伟。一直到宋代，湖南地区的茶叶产量始终稳居全国之冠。其中，潭州（今长沙）、岳州（今岳阳）位居全国前两位。说茶叶产业推动了湖南地区的经济腾飞，在茶叶这条产业链的带动下，湖南被彻底开发，四边经济也被拉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两宋，为宋代商业的高度发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晚唐到南宋，这是我国封建社会难得的商业盛世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