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网资讯:我不是一个爱喝茶的人，此番写茶未免有些诚惶诚恐。“卢仝和《七碗茶歌》”的系列文章见报后，好友杨超极力撺掇我写写宋代茶文化。

杨超很喜欢喝茶，据说整天过着早上喝龙井、中午品毛尖、晚上饮普洱的“腐败”生活，算是茶道中人。杨超当年师从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苗书梅，精于宋史，自然对汴梁生活情有独钟。“卢仝算是唐茶圈儿里的，总归是在精英分子里打转，宋茶才有意思，那是真正的市民茶。”杨超几度动员我。

他说的大致没错，中国茶史，虽然可以上溯到神农，但毕竟传说的成分多点。真正开始大书特书的，不过“唐、宋、明清”三个阶段而已。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这是史学界的共识。

但问题是，宋茶在中原大地早已不见踪迹。金人南下，汴京烽火，宋廷南迁，宋茶的诸多元素要么毁灭，要么跟着士大夫们一块儿南渡安家去了。关于宋茶的记载，除了蔡襄的《茶录》、范仲淹的《斗茶歌》等片段外，似乎尚无系统的描述。向杨超求助，他除了热情推荐《东京梦华录》等标准宋史读物外，给我的只有精神支持。

宋茶，延续了唐茶，发展了唐茶。要谈宋茶，首先得说唐茶。

在有唐一代，“荼”去一画，始有“茶”字；陆羽作经，才现茶学；茶始收税，方立茶政；茶始销边，开始了名垂青史的茶马古道。

事实上，在唐代初期，北方人还不习惯喝茶。“茶古不闻食之，近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以后盛矣。”（《膳夫经手录》）

茶为什么到唐代中期兴盛起来了呢？

茶史学者朱自振在《茶史初探》中罗列了大致三个原因：交通发达，运销便捷；陆羽《茶经》，直接“鼓吹”；僧道生活，间接刺激。

茶的兴盛，带动了唐代茶叶贸易的发展，开创了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以茶易马的茶马贸易。

但唐茶有个特点，就是以宫廷茶俗为主。茶虽然起于民间，但唐代最为繁盛的茶文化在宫廷和士大夫阶层，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赐茶制度和赠茶习俗。每年新茶下来后，皇帝都要以茶赏赐勋戚重臣，以示恩信。赐茶在唐代后期至宋代的很长时期里，几乎流为上层社会的一种隆重礼遇。而文人之间也有互相赠茶的习俗，表明对友情的尊重，比如“茶仙”卢仝的《七碗茶歌》，其灵感就是因朋友赠茶而起。

唐茶的兴起，为此后宋茶的繁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宋代“茶马互市”只为博取良马

经过五代十国的战乱，赵宋王朝统一了中原地区，改朝换代，中国茶进入了宋茶时期。

宋茶和唐茶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国家的茶叶主产区开始向东南转移。据陆羽《茶经》记载，唐代茶叶主产区分布在“思（今贵州务川）、播（贵州遵义）、费（贵州德江）、夷（贵州石阡）、鄂（湖北武昌）、吉（江西吉安）”等十州。到了北宋时期，茶叶主产区开始向福建和两广等低纬度地区延展。

这一次产业转移，并非“大宋南迁”式的政治影响，而是自然因素使然。“从五代至北宋的这段时间内，中国的气候由暖转寒，宋代的常年气温一度较唐代要低2~3℃，北部地区的茶树大批冻死，推迟萌芽，这直接导致宋代茶业的重心向福建等东南地区转移。”杨超告诉记者。

东南地区气候湿润，非常适宜茶叶生长，茶叶产量得到了迅猛发展。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孙洪升考证，据《宋史·食货志》等的记载，北宋政府每年购买的茶叶总额有2906万余斤，除了官府买卖之外，社会上流通的还有折税茶、贡茶、耗茶以及无法禁止的私茶。北宋时期一年的茶叶产量在7000万斤至8000万斤之间。宋代的1斤折合现在1.1936市斤，换算下来，北宋时期的茶叶年产量当在8355.2万斤至9548.8万斤之间，接近1亿斤。

如此庞大的产量，直接带动了宋王朝GDP的发展。据《宋会要》记载，茶课一直是宋朝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即便是南渡之后，高宗时国家财政收入仍有5940余万贯，茶利占6.4％；孝宗时为6530余万贯，茶利占12％。由此可见，茶课之丰厚。

除了正常的国内贸易，宋朝茶叶贸易最为显着的特点就是“茶马互市”。汉唐开始，中原王朝的马源在河西走廊。不幸的是，西夏的崛起使得北宋失去了良马来源。尤其是燕云十六州被割给辽国之后，黄河平原上的汴京直接处于辽金铁骑威胁之下，北宋政府不得不花大力气从西北、西南等地牧民手中购买良马。

“茶马互市”始于唐代，但唐对于马匹的需求不如宋迫切。

初期，宋王朝曾用铜钱向西北、西南地区牧民购买马匹，但牧民渐渐将铜钱用来铸造兵器，这在某种程度上让宋王朝感到不安。公元983年，国家设立都大提举茶马司，在晋、陕、甘、川等地广开马市，改用布帛、茶叶、药材换取吐蕃、回纥、党项等族的良马。

宋代的“茶马互市”，主要是为了博取良马，解决北方强敌的军事威胁，但这项政策“双赢”效果非常显着，茶能解毒去病、解油腻、助消化，因此在西北、西南地区受到了当地人民的普遍欢迎，“夷人不可一日无茶”。

元代，中央政府不再缺良马，“茶马互市”被废止；到了明代，“茶马互市”得以恢复，并一直延续到清代中期，才渐渐废止。

榷茶制度在变更中日臻完善

汉唐宋诸多大一统王朝中，很多人最不喜欢的可能就是宋了。因为这个王朝一向“积贫积弱”，和北方的辽、西夏、金政权连年烽火，但屡战屡败，很是丢人。更丢人的是，败仗之后，堂堂大宋王朝还得给这些蛮夷政权以岁币，才能换取和平。这使得国家财政收入虽然数额巨大，但花起来仍捉襟见肘。

中央政府的财政，最主要的收入大致集中在盐、茶、酒方面，其中茶最为特殊。茶叶不仅能带来巨额收入，还是“茶马互市”的必要物资。因此，宋王朝直接把茶列入国家专卖，并倍加重视榷茶制度， 皇帝、大臣和经济学家都直接参与榷茶制度的制定和修订，而且争论激烈，变更也很频繁，榷茶制度也是在这样的变更之中日臻完善。

榷茶，就是茶叶国家专卖。榷茶制度，也始于唐代。唐文宗时，宰相王涯（“茶仙”卢仝的好友）推行过榷茶制度。王涯被杀之后，榷茶制度也被废止。因此，榷茶制度真正实施是在宋代。

榷茶制度并不复杂：国家一般先在产茶区设立榷货务（宋官署名）和山场，山场辖区内的茶农生产茶叶，必须先向山场领取“本钱”，采制茶叶后，除交纳“本钱”的茶叶外，余下的茶叶也必须全部交售给山场。而商人买茶，先向榷货务和山场务交付金帛，然后凭证到榷货务或指定的山场兑取茶叶。

榷茶制度既是一种茶叶专卖制度，也是一种茶叶税制，一般寓税于中。但是国家对榷茶之利，还不限于茶税，他们在垄断茶叶生产和贸易的过程中，通过低价向农民收购，高价向商人售出的手法，一买一卖，转手之间，取得惊人的利润。

随着北方战事接连不利，在财政年年不堪重负的情况下，宋王朝对茶叶的国家专卖一步步完成了“国进民退”。

公元964年，宋王朝开始明确实行榷茶制度，但这一制度仅限于江淮、东南一带，“川陕、广南，听民自买卖，禁其出境”。国家专卖带来的弊端开始显现，一些有识之士呼吁国家退出这一领域。公元1059年，朝廷废止榷茶制度，改行通商法。

但随着财政压力吃紧，朝廷也顾不得什么榷茶制度引发的贪腐行为——先把中央政府喂饱了再说。熙宁七年，“天下茶法既通，而两川独行禁榷”。这一年，朝廷干脆打破四川的“特区”地位，在川陕地区增设提举司，对四川茶叶实行榷茶制度，以换取边马。到了宋徽宗崇宁元年，又下令恢复东南地区的榷茶制度。

而随着榷茶制度的不断变更，朝廷在全国各地产茶区设立的山场也在不断调整变化，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变更，最终在太平兴国年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六务十三场，处理各地茶政。六务十三场，其六务为江陵府（今湖北江陵）、真州（江苏仪征）、海州（江苏连云港）、汉阳、无为和蕲口。十三场是蕲州的王祺、石桥、洗马、黄梅，黄州的麻城，庐州的王同，舒州的太湖、罗源，寿州的霍山、麻埠、开顺口和光州的商城、子安等。

宋代所完善的榷茶制度为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收入，受到后世统治者的赞赏和仿效。

元、明、清的榷茶制度，基本上都沿用北宋的制度，如明清时，将茶叶分腹引、边引和土引三种——只是对茶叶的专卖进行细化而已：腹引限销内地，边引运销边疆，土引专行土司所领地区。

榷茶制度对后世影响之深远，超乎人们的想象，直到清代咸丰年间，受太平天国革命造成的半壁江山“割据”和鸦片战争后允许外商在内地通商的影响，榷茶才被征收厘金或其他捐税所替代，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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