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与茶结缘，许多资深茶客与茶的第一次接触，都是非常奇妙有趣的。或是长辈的传授，或是挚友的影响，种种原因不一而是。但要是一个资深藏家告诉你，他的茶缘是从四十多年前享受的“劳保茶”开始，你怎么想?

泰然先生，成都市一位资深的老茶藏家，手中拥有近四十年来精心执着收藏的八十六款各种生普、熟普、纯料古树生茶，来自湖南益阳、湖北青州、四川灌县、雅安的老黑茶，和来自福建、广东的乌龙茶，以及老白茶。

尽管现在已是藏茶价值数千万的资深藏家，说起茶，娓娓道来的总是一坨四十多年前的“劳保茶”——下关沱茶。

40多年前的“三线建设”和“劳保茶”

时间回溯到1969年四月初的一个清晨，在四川省攀枝花市(当时叫总指挥部，后叫渡口市)仁和水库建设工地的一个大蓆棚里。泰然先生这个刚刚从六朝古都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大三线”学生娃，起床后照例拿起自己的那把军用水壶到大食堂打了一壶开水,

回到蓆棚，从自己用黄荆条搭起的床铺下拖出满满一纸箱“劳保茶”，拿出一坨早已捶过的下关沱茶，掰下一块放入水壶里，盖上盖，泡上20分钟，打开盖，一股纯正迷人的清香扑面而来。

泰然先生说：“我那时候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喝上半壶茶，再灌满一壶开水，戴上草帽去水库工地劳动。这壶茶每天陪着我，从早到晚。那茶喝起来，清冽、甘甜、鲜爽，喝了舌面生津，全身畅快。我和下关沱茶的缘就这么结下了。”

那时“大三线”建设刚刚大规模开始。1968年底，来自全国高校的十几万大学毕业生一起分配到攀枝花，这个遍地都是大学生的地方在当时和现在的中国都是绝无仅有的。当年的大学生到昆明268信箱报道后，不分什么专业，大家都坐着军用卡车用了两天两夜才到了攀枝花。

那时的攀枝花是个荒芜的不毛之地，除了几棵攀枝花大树外，全是光秃秃的大山，酷热难耐的热带干热河谷气候，每年三、四、五月是旱季，室外温度不说了，室内温度突破50℃是很寻常的事。

先生是学建筑学专业毕业的，当时到了攀枝花，分配岗位的军代表见先生是学建筑的，就让他到仁和水库工地劳动，当上了建筑工人。

报到第一个月，单位就发了“劳保茶”，每人每个月四沱下关沱茶(259g一沱)，那茶乌油发亮、很硬，像个大窝窝头，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生产的东西，那时几千名在水库劳动的大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大家只知道什么绿茶、红茶、乌龙茶，没人喝过普洱茶，也不知道怎么喝。

刚开始，大家用砖刀砍茶，用榔头砸，砸碎了就放进军用水壶里泡着喝，但大部分人都喝不了这个生沱，嫌苦涩、刚冽，入口太猛，但先生与这沱茶很投缘，这一喝就恋上了下关沱。

从1969年1月到1984年9月，先生在攀枝花从建筑工人到记者，从专职秘书到建筑师，一路走来，一路喝着这个不变的“劳保茶”。茶器从一把军用水壶到一副青花盖碗，再到一把家乡的紫砂壶;茶，从新鲜的大小生熟下关沱到陈年的大小生熟下关沱，从喝到饮，从饮到品，从未舍得放下过。

泰然先生回忆起几十年前和下关沱结缘的那段经历动情的说：“说起来很难忘啊，那些年，我们那帮‘学生娃’为共和国自强不息，讲的就是一个奉献，一种献身，心无丝毫杂念。我们那些同伴见我喜欢喝下关沱，都纷纷把发给自己的‘劳保茶’送给我，最多时，我存的茶有七八个大纸箱，八九百沱下关沱，现在想来太富有了。”

因为爱茶，先生交下了终身难忘的茶友

因为爱茶，因为拥有，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就交下了许多终身难以忘却的茶友。1971年到1972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著名摄影师沈某先后四次来攀枝花，拍摄“大三线”建设实录纪录片。

这纪录片是专门为毛主席、周总理作汇报的专题片，这是一个五十多岁从延安时代走过来的老革命，当年总理的专职摄影师，泰然先生被派去做沈先生的工作助手。除了每天紧张的拍摄和文字记录工作，泰然先生每天的另一项工作就是主动为沈先生泡下关沱茶，一天一泡，从不间断，用以应付极其紧张、繁重的纪录片摄制工作和极其炎热的气候。

几个月过去了，沈先生完成了拍摄工作，圆满地向主席、总理交了份极其难能可贵的影像记录报告，同时也和泰然先生交下了忘年“茶”交，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这对忘年交的茶友还一直保持着不断的茶缘。

泰然先生还有一个难以忘怀的茶友，他的文学老师亚老先生，他是电影“冰川上的来客”的作曲者之一，上世纪三十年代延安鲁迅艺术院的学生，一个三八式的老革命。1974年，亚老先生由成都来攀枝花采风调研，准备创作一部大型歌舞剧“金沙江水”。

很巧，泰然先生又被市领导派去做亚老的工作助手，照顾老艺术家的工作和生活，一共有160多天吧，最后这对忘年交又成了一生的茶友。泰然先生让亚老从只喝花茶到只喝下关沱茶来了个大剧变。

因为当时攀枝花的气候和饮食(当年攀枝花没有蔬菜，没有水果，没有鲜肉，只有干胡豆，干豌豆、粉条、老腊肉)只有浓郁的沱茶才能让自己的身体在那样的环境中得以安康。同样，由此结下的茶缘一直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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