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安溪文化的兴起和传播之源，主要来自中原文化的南移。唐朝中叶以前，安溪人口稀少，茶史无考。唐后期至五代10国年间，北方兵荒马乱，战祸不断。福建东南沿海，特别是泉州一带，阔别战乱中央，局势不乱，天气温顺，物阜人稀。

这个时期，我国不仅茶业重心南移，而且北方人口在量南下移居。据安溪民间族谱记载，除少部门姓氏，如邱氏始祖于西晋年间（约三00年）迁居晋安郡坑园（今安溪长坑乡山格），紫云黄氏一世祖黄克纲于唐垂拱二年（六八六年）自武荣州（今泉州）移居安溪和陈氏始祖于唐天宝年间自漳州移居安溪外，大部门姓氏，如刘、林、周、廖、詹、王、吴、安等均于唐末及五代期间经荆楚、江淮入闽转而假寓安溪，这中间既有布衣庶民，也不乏名人墨客，如唐末诗人周朴、五代越王钱叔幕僚黄夷简、上柱国廖俨、开先县令詹敦仁等。

外来人口不仅带来了中原文化和提高前辈的农业出产技术，也带来了茶叶出产技术，推动安溪茶业发展。

安溪在特定的天然前提下，经由长期演化和天然选择生存下来的野生茶树屡被发现。

一九五七年，在蓝田乡福顶山等地发现两个野生茶树。一是蓝田在茶树，也称苦茶，因味苦面得名，为小乔木型，分布在蓝田乡福顶山森林之中。

据一九七八年有关部分的观测，最大棵树高六。三米，树干挺直，树幅二。七米，胸围一八厘米，叶形有长椭圆、倒披针形等，叶长逐一。五～一七。三厘米，叶宽四。五～六厘米，最低分枝离地二米，历史以来当地群众有少量采制。

二是企山野生茶，零星散布在企山顶观音坑一带海拨千米以上高山，树冠呈伞状，为小乔木型，这中间被观测的一棵野生茶树，树高三。二米，树二。七米，胸围六。九厘米，叶片卵形，叶面平，叶尖突尖，叶脉一0对，花径三。八厘米，花瓣七片。

一九六一年，在安溪县剑斗镇的水头拔山发现了很多野生茶树，这中间最大的一棵野生茶树高六。五米，胸围五八厘米，树冠三。二米。经考证，这些野生茶树讫今已有一000～一二00年的生长历史，是深入研究安溪茶树发源和演化的“活化石”。

此后，西坪、福前等地也陆续发现野生茶树。就在二000年冬，笔者到外安溪的官桥镇益林村采风时，在该村的犀山原始森林中也意外埠发现了野生茶树的踪迹。

犀山野生茶树群生长在壁立千仞的白岩峰下将军岩北侧，集中生长着数株野生茶树，这中间最大的一棵树高三。八米左右，树冠一二厘米，当地群众曾采制饮用，单季可采茶青一0余斤。

这些野生茶树树群的发现，充分地表明安溪具有10分丰硕的茶树资源，为安溪茶叶发源提供了佐证。

唐中华大地饮茶之风的大范围的风行，与佛道两教的推进是分不开的。

“天下名山僧占多”，寺院及道观多在深山云雾之中，是风景名胜圣地，又是产茶的相宜之地。

特别是佛教以为，茶有“三德”：一是提神，使僧众夜不能寐，有益静思；二是消食，使整日打坐而轻易造成积食的僧众得以匡助消化；三是“不发”，能按捺性欲，使人不思淫欲。而僧众坐禅修行，枯燥而孤寂，且不能吃晚餐，要在半夜坐禅、静思而不困，只能通过饮茶来提神，因而不少高僧均嗜茶，且以茶延年益寿。

加上僧人行遍天下，故一时在在江南北竞相仿效，遂成时俗。唐代时，在我国南方几乎每个寺庙都有自己的茶园，很多名茶出于寺院，据称，茶圣陆羽的师傅也是种茶高手。据此，唐时我国就有“名山有名寺，名寺出名僧，名僧植名茶”，“寺僧人人善品茶”之说。

佛教、道教传入安溪始于唐。至唐末，佛教在安溪已建有福海院、上乘院、定明院、灵像院、大成庵、隐静院、光明院以及长坑的补陀岩、城厢的阆苑岩、湖头的成道院、参内的植福堂等一大批寺院；道教在安溪已建有城隍庙、明显庙、武庙、龙津观等道观。

据史料记载，唐末安溪寺院及道观已有植茶、品茶的历史，阆苑岩就这中间之一。

五代期间，安溪茶文字记载竞与小溪场主座廖俨联系在一起，而将茶作为礼品赠予的文字记载，则最早出自于开先县令詹敦仁的茶诗，题为受“龙安岩悟长老惠茶，作此简代：泼乳浮花满盏倾，余香绕齿袭人清。宿醒未解惊窗午，战退降魔不用兵。”又有“与道人介庵能活血化瘀的茶叶茶叶喝的甜游历佛耳，煮茶待月而归后，留下诗句：活火新烹涧底泉，与君竟日款谈玄。酒须迳醉方成饮，茶不容烹却是禅。

闲扫白云眠石上，待随明月过山前。夜深归去衣衫冷，道服纶巾羽扇便。”而韩屋留有诗句：“石崖觅芝叟，土风貌茶歌”。足见当时安溪民间植茶已逐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