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举办的2004年度魅力城市评选活动中，大理从全国600多个地级以下的城市中脱颖而出，成为十个“最佳中国魅力城市”之一。大理的魅力在于：地处滇西要冲，“茶马古道”和“蜀身毒道”于此交汇，在商贸通道上构成了交叉型和双边型的商业文化，使大理成为中原、东南亚、南亚、西亚文化的交融之地，正是茶马古道和蜀身毒道的文明，使大理成为了“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古都”。大理不仅区位优势明显，更有独特的气候条件，享誉中外的下关沱茶就产于终年积雪的苍山之麓，碧波荡漾的洱海之滨，这里常年清风吹拂，泉水甘冽，有著名的“风花雪月”四景，是加工精制茶叶的理想环境。

一、茶马古道的内涵和外延

茶马古道是唐宋以来汉藏民族之间进行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穿行于今滇、藏、川横断山脉地区和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流域，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以马帮为主要运输方式的一条古代商道。它是中国藏区连接祖国内地并外延至南亚、东南亚的重要纽带，是中国西南各族自古以来交往、融合的走廊。

茶马古道以文化为其独特的个性在亚洲文明的传播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唐朝樊绰写的《蛮书》，其中第七卷《管内物产》记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银生”是唐代南诏国六诏以外的六节度之一，银生城即现在的云南省景东，辖区包括现今的思茅地区、西双版纳州一带。“蒙舍”是南诏国之一，在今云南巍山、南涧一带。由此可见，早在1200多年前，思茅、西双版纳的茶叶已运销到大理。

茶马古道运行范围在中国主要包括滇、藏、川三大区域，外围可延伸至广西、贵州等省，而国外则直接到达印度、越南、老挝、泰国，进一步还涉及到南亚、西南亚、东南亚的另一些国家。

茶马古道的线路以现今西双版纳、思茅的勐腊、勐海、思茅、普洱、澜沧等产地为中心地扩散开来，向西北行走，经过景谷、镇沅、景东、南涧、巍山、大理、洱源、剑川、鹤庆、丽江、中甸、德钦、左贡、帮达、察隅或昌都、洛隆宗、工布江达、拉萨，可以从江孜、亚东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也可以从现今的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理塘、巴塘、昌都、拉萨等地到达尼泊尔、印度。

二、茶马古道来源于茶马互市

早在唐代，唐与吐蕃便开始了茶马互市，到了宋代进一步发展，明代达到了繁荣。茶马互市在很长一段历史上是西藏同内地经济交流的最基本的内容，成为联系西藏同内地的重要纽带，也是茶马古道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南宋李石《续博物志》有“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的记载。宋朝推行“以茶治边”的政策，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遣李杞入蜀置茶马司，并在云南北胜(今永胜县)设茶马司，规定以茶叶交换西蕃的马匹。元代在永宁(今宁蒗县)又开设茶马市场。清刘健《闻夜录》称，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3月在北胜州与藏人互市茶马，当年经大理入藏茶叶3万担。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又在大理的永平县设立茶马市场。清朝前期是普洱茶的兴盛时期。据檀萃《滇海虞衡志》记载：“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

藏族主要聚居在我国的西藏自治区，在四川、青海、云南、甘肃的部分地区也有居住。西藏地处高原，空气稀薄气候寒冷干燥，那里的居民常以奶肉糌粑为主食，果蔬甚少。因此，人体不可缺少的维生素等营养成分主要靠茶叶来补充，茶成了他们的生活必需品，需要量特别大。正如藏族古谚语所说：“加察热!加霞热!加梭热!”把此话翻译成汉语就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然而，藏区不产茶，内地民间和军队所需要的骡马又供不应求，而藏区和川、滇边地则产良马。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便应运而生。茶马古道是一条以运茶为主的商贸通道，当然，不只是茶叶，来自川、滇的糖、布、线、粉丝等生活日用品，也随着马帮从横断山脉延绵的皱褶中进入了青藏高原，而来自康藏地区及周边的马匹、皮毛、藏金、藏红花、麝香、贝母、鹿茸、虫草等也随着这条路，流散到滇、川等地。云南边销茶也因主要供应康藏地区兄弟民族饮用而得名，“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正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发挥着作用，开辟和完善了一条运送茶叶(也包括其它物资)的通道——茶马古道，也是茶马古道自唐代至民国一段历史内得到迅速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原因。

三、大理位于茶马古道的中心

茶马古道在云南境内约两千公里，几乎贯穿整个云南省，完全靠马帮一步一步行走，因不少路段十分艰险，单程一趟也需要三四个月，古道之难行可想而知。茶叶蛋能不能吃什么是茶叶初制所p>

大理地处滇西中部，自古以来都是滇西的交通枢纽、商业中心，也是滇西、滇南的茶叶集散地，早在唐代的南诏国，西双版纳、思茅的茶叶就已运销大理。自清末民初起，下关一跃成为西南最大的茶叶交易集散地、生产和加工地，云南主产茶区(西双版纳、思茅、临沧、保山等地)的茶叶被源源不断地运往下关加工销售。据谭方之《滇茶藏销》统计，滇茶入藏一年至少1万担：“茶为藏人所好，以积沿成习，故每年于冬春两季，藏族古宗商人，跋涉河山，露宿旷野，为滇茶不远万里而来。是以紧茶一物，不仅为一种商品，可称滇藏间经济上之重要联系，抑且涉有政治联系意义。概藏人之对于茶也，非如内地之为一种嗜品或为逸兴物，而日常生活所必需。自拉萨而阿墩子，以至滇西北丽江转思海，越丛山，过万水，历数月络绎不断于途中者，即此故也。”

茶马古道所说的马，最早作为运输工具在古道上显示了重要性，其后又成为一种与茶叶交易的商品——茶马互市具有另一种价值。马匹在茶马古道中意义重大，为此马匹在茶马古道沿途长期以来形成了固定的骡马市场。最早记载骡马交易在南诏时期的三月街进行，骡马市场是三月街的一大特色。

大理的三月街始于唐朝永徽年间(公元650年到655年)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明代李元阳《云南通志》中写道：“三月十五日有点苍山下贸易各省之货。自唐永徽年间至今，朝代累更，此市不变。”《徐霞客游记》则记载了集市的盛况：“具结棚为市，环错纷纭。其此为马市，千骑交集，男女杂沓，交臂不辨。十三省物无不至。”大理马在很早以前就名扬四海了，南宋王朝的战马多来自大理。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载：“大理马，为西南蕃之最”，宋高宗则称赞大理马：“马之良者，不必西北”，认为大理马可以和西北马相媲美。

此外，还有洱源的渔潭会、鹤庆松桂骡马大会和丽江骡马交易会，每年都定期举行，一直沿袭至今。

四、下关沱茶的创制和发展

下关沱茶属普洱紧压茶类，凹面看像厚壁小碗，凸面看似小圆面包，其外观精巧，曲线玲珑。其加工演变过程源于明代的“普洱团茶”和清代的“女儿茶”，1902年由下关“永昌祥”商号成功定型，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追溯下关沱茶的起源，可以从史料记载中窥见一斑。明代谢肇浙《滇略》卷三中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团之”的记载，说明当时已有普洱团茶的生产了。清代阮福《普洱茶记》载：“小而圆者名女儿茶，女儿茶为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两重团茶也。”清人张泓《滇南新语》亦说：“普茶珍品，则有毛尖、芽茶、女儿之号。女儿茶亦芽茶之类，皆夷女采制，货银以积为妆资，故名。”从清代的史料中可以看出女儿茶的各种特征：(1)鲜叶采摘时间(雨前);(2)重量(四两重，约合125克);(3)形状(团茶);(4)制作时的散茶用料(芽茶，仅次于毛尖的珍品普洱茶);(5)名称的由来(少女将这种自已采制的高档普洱茶卖出后，积攒私房钱，用作购买出嫁时的嫁妆。)由此可见，到了清代则更具有下关沱茶的加工雏形了。

与下关沱茶最为接近的是“月饼形”团茶，此茶由景谷县私人茶坊制作，于1900年运销到下关后并且在下关制作，又称“景关茶”。“永昌祥”下关茶厂在原有形状上加以改进，既吸取了“月饼形”团茶的小巧和便于运输，又充分考虑到了防止团茶因厚而内生霉变，以及在运输贮藏过程中的后发酵因素。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小碗臼形下关沱茶，它的最大设计特点是：能使团茶在有限的空间内尽可能地增大表面积。如此精巧的设计，既保证紧压团茶良好的透气性，防止团茶因厚而内生霉变，又增大了团茶凹凸面与空气的接触，能有效地促进其缓慢地有氧自然发酵过程，对生料普洱团茶的后发酵十分有利，能使其长期贮藏，历久弥珍。这一经典的创新设计于1902年完成，既秉承传统，又启迪未来，对往后的云南沱茶蜚声海内外产生深远的影响。

下关沱茶的创始人为大理喜州“四大商帮”之首的严子珍(镇圭)。他于1902年与江西商人彭永昌、北城商人杨鸿春合资创立了“永昌祥”商号，在国内主要做滇藏、滇川贸易，在国外主要做滇缅、滇印贸易。其经营方针是：滇茶销川藏;川丝销缅;缅棉销滇;滇藏药销川。主要靠长途贩运，调剂余缺获利。

永昌祥的下关沱茶一经问世，很快在滇、川、藏等省打开销路，其它商家见沱茶厚利可图，纷纷投资经营，下关一时成了众商家角逐沱茶的大战场。在抗战结束前，下关有十八家茶厂，其中以永昌祥、茂恒、复春和、成盛、洪盛祥等商号开办的茶厂规模较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永昌祥在商战中稳扎稳打，力挫群雄。该号的“松鹤牌”沱茶不仅非常重视质量，而且促销、防伪方式新颖。如：在一定批量的沱茶中，都可找到附有一根标有商标的金黄色丝带的沱茶，顾客每积足十根丝带，便可到经销店换取一斤茶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