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最早是作为药用，而后才成为饮品。公元八世纪，茶在中国即作为一种雅趣，而进入了诗的领地。十七世纪的日本，将茶视为高贵之物，从而进入了一种唯美主义的宗教——茶道。茶道，乃是一种对美的崇拜礼仪，而这种对美的崇拜，又是建立在日常经验的卑琐现实之上。它教诲我们懂得纯净与和谐，懂得相互宽容的秘诀，懂得社会秩序中的浪漫。本质上，它是对“不完美”的一种礼拜。它就像生命本身，是一种柔弱的努力，是在那些已知的不可能之事中，努力实现某些可能之事。

茶的哲学，不只是平常所理解的那种唯美主义，因为它结合着道德和宗教，表达着我们关于人与自然的全部观点。它是卫生学，因为它坚持洁净;它是经济学，因为它以一种简单朴素而不是繁复昂贵的方式，给我们以慰藉;它是道德几何学，因为它厘清了我们对宇宙万物的平衡感。它通过使其所有信徒都成为趣味的贵族，而代表着东方民主主义的精髓。

日本长期以来与世隔绝，这样有助于内省，亦有功于茶道的发展。我们的住宅和习性，我们的装束和烹调，还有瓷器，漆器，绘画，乃至我们的文学，全都受到过茶道的影响。日本文化的研究者，没有谁会无视它的存在。它弥漫于贵妇闺房的典雅之中，也走进贩夫走卒的陋室之内。我们的农夫学会了插花，我们粗鄙的劳工也懂得在水石盆景面前低徊致意。当一个人对人生戏剧中亦庄亦谐的趣味无动于衷的时候，按照我们通常的说法，会称此人“了无茶趣”。而对于那些放浪形骸的唯美主义者(他们无视世俗生活的悲戚，沉湎于不羁情感的潮汐)，我们又责之为“茶气太盛”。

的确，对于这种“无事忙”，局外之人可能会深感惊诧。他会说：一杯之微，有何风雷!然而，当我们考虑到：所有的人类享乐之杯皆何其之小?泪水的盈满何其之速?在我们对“无限”那不灭的渴望之中，饮尽而涸又是何其之易?那么，我们就不会因为自己如此厚待茶杯而深自责备。人类总是作孽。在酒神崇拜中，我们的祭献，实在太过慷慨了;我们甚至会美化战神那血迹斑斑的形象。那么，我们何不把自己奉献给“山茶女王”，畅饮从她的祭坛上流淌出的怜悯暖流呢?在象牙瓷杯内这液体的琥珀中，初尝者或可品味到孔子的温文静默，老子的辛辣痛快，以及释迦的净土芬芳。

那些认识不到自己的大事之小的人，往往也注意不到他人的小事之大。一般的西方人，在脑满肠肥的怡然自足中，会将这样的茶道礼仪视为千百种怪癖的又一实例，这些怪癖，构成了他眼里东方的古怪和幼稚。在日本醉心于和平的高雅艺术之时，他总把她视为野蛮未化的民族;而自从她开始在满洲战场大肆杀戮以来，他却称她为文明教化之邦。

最近，有大量评论在谈论“武士道”，却几乎没有任何注意力被吸引到“茶道”上来(它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我们的“生之艺术”)。如果我们所希望的文明，乃是建立在令人憎恶的战争荣誉的基础之上，那么，我们将宁愿继续停留在野蛮状态，宁愿等到人们将应得的尊敬献给我们的艺术和理想之时。

西方何时才会理解(或者试图理解)东方?对人们所编织的那些关于我们的事实和想象的怪异之网，亚洲人常常惊诧莫名。我们被描绘为生活在荷花的芳香里，要不，就是生活在老鼠和蟑螂中间;不是软弱的狂热盲从，就是无耻的骄奢淫逸。印度人的灵性被嘲笑为愚昧无知，中国人的庄重被看作是笨拙鲁钝，而日本人的爱国，则被视为宿命论的产物。据说，由于我们的神经组织比较迟钝，因而对疼痛和创伤不太敏感。

损人娱己，何乐不为?亚洲也报以回敬。如果你们知道了我们对你们的想象和描写，那将会有更多的娱乐材料。所有远处景色的魅力，所有对奇观的无意识敬意，所有对新鲜未名之事的无言敌意，盖在于此。你们承载的美德太过优雅，以至无人羡慕;被告的罪行太过独特，以至不会被判有罪。我们过去的作家(都是一些博古通今的智者)告诉我们：你们的外衣之下，藏匿着毛茸茸的尾巴;你们进餐的时候，常吃新生儿做成的炖肉。不但如此，我们还有更坏的事情要指控你们：我们一直认为你们是这个地球上最不切实际的家伙，因为你们总是宣讲自己从未践行过事情。

但这些误解很快就在我们当中逐渐消失。商业往来把西方语言强加给了许多东方口岸，亚洲的年轻人，为获得现代教育的资质，正成群结队地前往西方的大学。我们的洞察力或许并未深层次地穿透你们的文明，但至少，我们乐意学习。我的某些同胞，采纳了你们太多的习俗、太多的礼仪;他们从僵硬的衣领和丝绸大礼帽中所得到的东西，就包含着你们的文明成就。如此可悲可叹的矫揉造作，表明我们乐意卑躬屈膝地接近西方。很不幸，西方的姿态却无助于对东方的了解。基督教传教士去那里，为的是给予，而不是接受。你们对东方的认识，乃是建立在对我们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的蹩脚翻译之上，要不，就是建立在浮光掠影的旅行者那些靠不住的趣闻逸事之上。像小泉八云(1)那样饱含武士精神的笔，像《印度生活之网》的作者(2)那样以东方情感的火把洞幽烛微，殊不多见。

我如此直言不讳，或许正暴露了自己对茶道的无知。正是茶道的优雅精神，要求你只说他人期望你说的话，此外不再多言。不过，我并不是个优雅的茶客。新旧世界之间的相互误解，既然已经造成了如此巨大的伤害，那么为促进相互之间进一步的了解而略尽绵薄，亦正是理所当然，不必多做辩解。俄罗斯倘若肯屈尊纡贵，对日本多做一些了解，二十世纪的初叶或许就可以省却一场血雨腥风的战争奇观。就人类而言，对东方问题的傲慢忽视，潜藏着多么可怕的结果。欧洲的帝国主义(他们从不鄙视关于“黄祸”的荒谬叫嚷)未尝明白：亚洲也会被“白祸”的残酷意念所唤醒。你们或许会嘲笑我们“茶气太盛”，我们又何尝不会怀疑你们“了无茶趣”呢?

让我们停止欧亚大陆之间这种互掷讽刺警句的把戏吧。如果东西半球不能通过互相接近而变得更加明智，那将是更大的悲哀。我们虽然沿着不同的路线发展，但没有理由不互相取长补短。你们获得了扩张，却以动荡不宁为代价;我们创造了和谐，虽然无力抵抗侵犯。你们会相信么：在某些方面，东方的情况的确比西方要好一些。

说来也怪，人类如今在茶杯之中相遇了。它是惟一得到普遍尊重的亚洲礼仪。白人曾经嘲笑我们的宗教和道德，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种褐色的饮料。下午茶如今是西方社会的一项重要活动。在杯盏盘碟那微妙的咔哒声中，在妇女衣裙那柔和的窸窣声中，在关于奶酪和食糖的寻常问答声中，我们知道，茶之崇拜已经无可争议地确立了。宾客们对于那可疑煎汤的达观释然，清楚地表明：在这一单个实例中，东方精神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欧洲著述中最早关于茶的记录，据说是在一位阿拉伯旅行者的叙述中发现的，记述称：897年以后，广州的主要税收来源便是食盐和茶叶的关税。马可·波罗记载过一位中国财政大臣在1285年因为擅自增加茶叶税而被革职的事。这正是欧洲人开始更多地了解远东的“大发现”时期。十六世纪末叶，荷兰人带来了这样的消息：东方人用灌木叶子制造出了一种令人愉快的饮料。旅行家赖麦锡(3)(1559)、阿尔梅达(4)(1576)、马佛诺(1588)和塔瑞拉(1610)，也都提到过茶。161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队首次将茶叶带到了欧洲。1636年它在法国为人所知，1638年它来到俄罗斯。英格兰则在1850年迎接了它，并称之为“被所有医师认可的上等饮料，中国人把它叫做‘茶’，其他国家则称之为‘Tay’，亦称‘Tee’。”

像世界上所有的好东西一样，茶的宣传推广也遭遇了反对。像亨利·萨维尔(5)(1678)这样的异教徒，曾公开指责：喝这种东西是一种肮脏的习惯。乔纳斯·汉威(6)(《论茶》，1756)则说：饮茶，看来使男士们丧失了他们的身材和优雅，女人们则丧失了她们的花容月貌。

起初，它的价钱(每磅大约十五、六先令)使得普通消费者望而却步，并使它成了一种“高级医疗和隆重礼遇的特权，成了奉献给王公贵戚的礼品。”然而尽管有诸如此类的困难障碍，饮茶的风尚依然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迅速蔓延。事实上，在十八世纪的上半叶，伦敦的咖啡馆都变成了茶室，是像艾迪生(7)和斯蒂尔(8)这样的才智之士经常光顾的地方，他们总是在自己的“茶碟”上消磨时光。这种饮品很快就成了一种生活必需品，换句话说，也就是“可征税物品”。这样一种关联提醒我们：它在近代历史上扮演着一个何等重要的角色。殖民时代的美洲，一直对受人压迫听之任之，直到加之于茶叶的沉重关税，使得人类的忍耐力再也不堪忍受。美国的独立，正是肇始于他们把茶叶箱扔进波士顿海港的那个日子。

茶的风味中，有一种难以言传的魅力，这种魅力使得它极为诱人，并能够被人们理想化。西方的幽默家倒也不笨，他们很快就将自己思想的芬芳和茶的香气混合在了一起。它没有葡萄酒的傲慢专横，没有咖啡的妄自尊大，没有可可的忸怩作态。早在1711年，《旁观者》杂志就说：“我谨向那些门风良好的家庭推荐鄙人的一得之见：请每天早晨为茶、面包和黄油留出一个钟头的时间。我还要为他们订阅本报的美意而诚挚地向他们提出忠告：请将这份报纸按时端上来，将其视为茶具的一部分。”(9)塞缪尔·约翰逊(10)将自己的肖像描绘为：“一个坚定而无耻的茶鬼，二十年来，每天都用这种使人消魂的植物溶液稀释自己的膳食。以茶消磨黄昏，以茶慰藉长夜，以茶迎候清晨。”

查尔斯·兰姆(11)自称是茶道的信徒，他写道：“就我所知，最大的赏心乐事，乃是偷偷地做件好事，而无意中被人发现。”这是对茶道的精确注解。因为茶道就是这样一种艺术：它藏匿你可以发现的美，它暗示你不敢显露的东西。它是自我嘲讽的高贵秘密，平静而彻底，因而，它就是幽默本身——哲学的微笑。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真正的幽默家，都可以被称为“茶哲”——比如萨克雷(12)，当然，还有莎士比亚。颓废派的诗人们(这个世界啥时候不颓废呢?)在反对物质主义的同时，却也(在某种程度上)敞开了通往茶道之路。或许，如今它是我们对“不完美”的严肃凝思，正是这种“不完美”，才使得东方和西方能够在共同的慰籍中相遇。

道家讲到：在“无始”之太初，“心”与“物”在决死的格斗中相遇。最后，黄帝(天国的太阳)打败了祝融(黑暗与大地的守护神)。这位巨人在临死的痛苦中，用自己的头颅撞击太阳的穹顶，把蓝色的翡翠圆顶撞得粉碎。星星失去了它们的巢穴，月亮漫无目标地游荡在黑夜那荒凉的罅隙中。绝望中的黄帝，四处寻找天庭的修补者。他的搜寻并没有白费力气。东海之上升起了一位女王——女娲，角冠龙尾，火甲煊赫。她在自己的魔法炉中焊接五色彩虹，再造了中国的天空。不过，据说女娲忘了填充蓝色天空上两个很小的裂缝。由此而产生了爱的二元论——两颗心灵在空间之内旋转翻滚，永不停息，直到结合在一起，使整个宇宙得以完成。每个人都不得不为自己再造一个希望与和平的天空。

现代人性的天空，的确在为财富和权力而展开的巨大争斗中被打得粉碎。世界在狂妄和粗俗的阴影里摸索探寻。知识乃是通过坏的良心购买来的，善行乃是为了效用而得以践履。东方和西方，就像是被投到骚动之海里的两条龙，徒然为重新得到生命的宝石而奋力挣扎。我们再次需要一位女娲，来修补这巨大的毁坏。我们等待着这位伟大的天神。

这期间，且让我们喝杯茶吧。向晚的余晖正照着竹林，泉水正欢快地沸沸作响，我们的壶中能听见松风飒飒。让我们梦见瞬息，徘徊在事物那美丽的琐碎中。

【译注】

(1)小泉八云(Koizumi Yakumo 1850-1904)，原名拉弗卡迪奥·海恩(Lafcadio Hearn)，出生于希腊，父亲是爱尔兰人，在爱尔兰、英国和法国长大。1869移居美国，成为新闻记者。1890年被派驻日本，从此在日本度过了后半生。他热心于向西方介绍日本文化，并在日本的大学里教授英国文学，最后成为明治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2)《印度生活之网》的作者指的是尼维蒂塔(Nivedita 1867-1911)，本名玛格丽特·伊丽莎白·诺贝尔(Margaret Elizabeth Noble)，出生于爱尔兰，父亲是一位立志为穷人服务的传教士。1895年，她遇到访问英国的印度著名哲学家、宗教改革家维韦卡南达，从此醉心于印度文化和佛教，并于1898年来到加尔各答，成为维韦卡南达的弟子，并改名尼维蒂塔。她生命中最后的十几年基本是在印度度过的，积极从事于印度的独立运动。

(3)赖麦锡(Giovanni Batista Ramusio 1485-1557)，威尼斯学者，1559在其出版的《航海记》中首次提到茶叶。

(4)阿尔梅达(Luis de Almeida 1525-1583)，葡萄牙医生、传教士，曾在日本传教。

(5)亨利·萨维尔(Henry Saville 1549-1622)，英国学者，曾出任牛津默顿学院理事和伊顿公学教务长，还做过伊丽莎白一世的家庭教师。

(6)乔纳斯·汉威(Jonas Hanway 1712-1786)，英国旅行家、慈善家和作家。

(7)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 1672-1719)，英国散文作家、评论家，是英国最早的文学期刊的创始人之一。1706年任副国务大臣，旋任议会议员。

(8)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 Steele 1672-1729)，英国散文家和剧作家，曾与艾迪生共同创办过文学期刊《闲谈者》和《旁观者》。

(9)这段文字摘自1711年3月12日的《旁观者》杂志，作者为艾迪生。

(10)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英国作家、辞书编纂家，是18世纪下半叶英国文学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11)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 1775-1834)，英国评论家和散文家，著有《伊利亚随笔》等。

(12)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1811-1863)，英国作家，其著名小说《名利场》，全面探讨了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现实和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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