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砂壶质地古朴纯厚，不媚不俗，与文人气质十分相近。文人玩壶，视为“雅趣”，参与其事，成为“风雅之举”。紫砂壶与当时名震宫廷的景德镇瓷器是截然不同的感觉，因而它博得古今中外文人的“深爱笃好”。

明代万历之后，紫砂工艺进入了一个繁荣期，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人的参与。当时，许多文人的闲适小品里以及流传至今的评话小说中，谈到茶事的，几乎无不提及紫砂茗壶，提到紫砂壶又无不同声赞扬。紫砂壶所以赢得文人的交口称誉，因为它的使用，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正合乎茶事的要求。

紫砂壶经士大夫的一再提倡，越来越促成它的发展，因而壶艺名工和文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时大彬之与娄东诸名士，徐友泉之与宜兴吴氏，蒋伯苓之与陈眉公，都可以说交谊深厚。而陈鸣远的游踵所至，更为文人学士争相延揽，如桐乡汪氏昆仲，海盐张涉园昆仲，海宁杨忠讷、曹廉让、马思赞等，都曾设馆相待。

传说最早与紫砂壶有渊源的是宋代大文豪苏轼，苏大学士不但吟咏出了“松风竹炉，提壶相呼”的佳句，并且亲自设计了一款“东坡提梁壶”，虽然只是无据可考的传说，但可以看出，宋朝文人墨客对茶具已经十分重视了。后来时大彬、徐友泉等大师也极有可能对文人壶的发展起到巨大作用，但都因史料不足而无法确认。

时光荏苒，来到了清康熙、雍正年间，这时紫砂史上又出现了一位承前启后的紫砂巨匠：陈鸣远。陈老先生不但制壶技艺精湛无匹，而且好文，他与当时陈维崧、汪柯庭、杨中讷、曹廉让等文人相交甚密，并把这些文人对紫砂壶的想法和看法实践到紫砂壶上。时间长了，文人喜欢的诗、书、画、印等等先后出现在紫砂壶上，浓浓的文人气息让这些墨客爱不释手，自此，紫砂壶在文人圈中名声大噪，无出其右。因此说正是陈鸣远奠定了紫砂壶与文人创作相结合的基础，开辟了工艺品与高雅艺术相交融的广阔天地。

斗转星移，紫砂壶到乾隆年间，已发展相当成熟，但工匠们的文学艺术修养差强人意，一直都是模仿前人，没有创新，甚至有的技师异想天开，竟然用釉料装饰紫砂壶，这与紫砂壶质朴无华的本色相去甚远，纯属混搭!就在紫砂壶陷入围城的困境时，出现了两个人，让紫砂壶突出囹圄，大展风姿，他们的名字：杨彭年、陈曼生。

杨彭年老爷子当时在宜兴可是鼎鼎大名，《耕砚田笔记》中这样描述：“彭年善制砂壶，始复捏造之法，虽随意制成，自有天然风致”。执壶技艺精湛只是一方面，杨老爷子还有内在才情，文史、书画皆通，这在制壶技师中太难得了。

陈曼生本名陈鸿寿，大儒一枚，精金石书画，当时在宜兴附近的溧阳为官，陈大官人有个爱好：紫砂壶的铁粉。与杨彭年老爷子结识，不亚伯牙遇子期。他不但对杨氏“一门眷属”的制壶技艺给予支持，而且常在公余之暇，设计多种造型简洁、利于装饰的壶形。后来实在技痒难耐，遂亲自操刀。他与杨彭年合作的紫砂壶，后来被命名为“曼生壶”，留存下来不多，极其珍贵。

紫砂壶本为日常用具，但在明清那段特定时代和文化的影响下，特别是文人的直接参与，使紫砂壶成为我国艺术史上的一朵奇葩，一枝独秀400余年。应该说，紫砂壶作为一种载体，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文人的思想，意趣和审美理想。

然而，文人为何钟情于紫砂器具，使之由平凡的日用品上升到艺术范畴；同样，在文人的参与中，又如何在这些实用器具中展现文人的精神世界，是值得我们探讨的，也是有意义的。

尽可能的贴近那个香粉灯影，扇底风流的文人士大夫生活，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加感性的理解紫砂壶的韵味；又或者感慨之余，反观我们现世的生活，对生命有另一层面的领悟，也是说不定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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