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奶茶为什么用砖茶，砖茶是不是品质不好的茶叶

喝奶茶是因为蒙古人饮食中很少有蔬菜，而总吃肉总吃奶食品对身体又不好。当时茶也是蒙古人和北方的汉族交换来的。在当时北方汉族怎么能把稀有的好茶种作为交换呢？味道浓而较适合当时蒙古人的经济条件。

古代的蒙古族为什么要向中国进口茶叶？

蒙古人以肉食为主。缺少蔬菜，所以补充不到维生素，需要通过饮茶来补充。说如我们对盐的要求，但是这东西味道不行。

蒙古人喝什么茶叶

气候比较寒冷，是不产茶叶的地方。茶却与蒙古人的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茶代饭”牧人们说“不可一日无茶”牧人们把饮茶叫喝茶。却道出了肃北蒙古人喝茶量大的事实，一日三餐都离不开茶，你一走进牧民的蒙古包，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奶茶便有主妇捧献于你座前，并边饮边添，牧人还喜欢在奶茶里给你加上奶酪和酥油。香味诱人，喝茶、吃饼子以后。才端来手抓羊肉，款待客人，草原上气候寒冷干燥。牧人平常以奶食品和牛肉为主，喝茶便有消腻助消化之功效，还可以消困解乏，滋润咽喉，草原上当牧民吃完酥油糌粑或手抓肉后喝上几碗酽酽的奶茶。很难出现饥渴的感觉，肉食引起的维生素C的缺乏也正靠这奶茶来弥补。草原上的牧人喜欢喝茯茶。茯茶是紧压茶，砖茶“熬茶时”还习惯在茶水里加点盐。味道淡咸，清茶，茶没盐”如果在清茶里加入牛奶熬煮：越煮越浓，这便是风味独特的蒙古人常饮的醇香的奶茶”

蒙古人经常饮用的茶是什么茶？

这就不能不提到mgc晋商集团长达200年统治蒙古经济的历史。这些事造成了许多后遗症。从外蒙的教训可见，在古代光是擅长战斗、征服、杀戮却唯独没有经商传统的民族，终将没落，为人掌控于股掌，成为经济奴隶。而我国社会近代化升级失败，也必然造成商业的畸形，难以摆脱商人发展到顶峰便必然走向官商的窠臼。清代的晋商，善于商业韬略起家，进而走官商路线，不仅主宰了华北地区的贸易，而且将商业网络扩展到北亚地区。他们在北亚的主要客户，由于清代与俄罗斯关系紧张，互市处于半禁止状态，俄国人渴望中国的茶叶与布匹，因而晋商一开始占了优势。特别是在蒙古的恰克图，晋商垄断了中原、蒙古的对俄贸易。恰克图的大商号，都是由太谷曹家、榆次常家、著名的祁县乔家开办的。太谷县曹家，把商号一直开到莫斯科，积攒了七百万两银子的家业，就连沙俄后贝加尔地区都开了一批晋商商铺。作为战斗民族，俄罗斯人虽说也跟蒙古人一样，有着商业天赋不高的毛病，但毕竟俄国是经过近代化升级的，商业水平至少不比亚洲人差很多，又有强大国势可依仗，整个中俄商业竞争，晋商最终败北，恰克图的晋商纷纷关门歇业，回到内地。晋商还是从老毛子那里捞足了钱。有个在沙俄开茶庄的渠姓晋商，光是在山西老家的地窖里就存下300万两银子。清末兴办新式海军，著名的乔家一次就捐了10万两银子。山西遭遇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乔、曹、常几个巨头，都能抵得上一个甚至几个州县全部的捐款，晋商虽说没有搞定俄商。但在外蒙古却有绝对优势，把当地人吃得死死的，旅蒙商人“除了山西人之外。据沙俄边境委员席特洛沃的说法，山西商人的特点是抵制从别的中国省份来的商人。所以在滨海边疆区和满洲里的山东商人对蒙古地区没有兴趣，托庇于清朝对外蒙的统治，晋商在蒙古商号林立，著名三大商号”永善堂、三合永、庆中长、大庆昌、永德魅、元升永等，他们主要经营砖茶、布匹、药材、日用百货的销售：还负责收税、票印业务：并经办驻蒙清方官府衙门的物资采办。大盛魁还包办代理蒙古诸王公向清廷纳贡、值班、引见的事项，所需费用一律以mgc方式借给王公贵族，大盛魁始兴于康熙平噶尔丹时代。随军杂役出身。靠着为部队提供各种消费品开始发迹，以乌里雅苏台将军府为基地。为各衙门采办各类物资，开展各类商业项目。乌里雅苏台3000人口中，随着清廷出于以商制夷的思想，对mgc来蒙贸易给予一定保护与鼓励，到乾隆24年（1759）光是在库伦的旅蒙各类汉商已达1000余，更在离库伦（乌兰巴托）十里地的地方，建立起mgc商铺的集中地-----买卖城，另一个商业中心是科布多。还在其他地区、王府、大的寺庙都建有分号，又给土谢图汗、扎萨克图汗、车臣汗和博格多格根仓当，一年的总贸易额多达1000万两白银之巨，光是商运用的骆驼就达15000峰“远远超过了开办更早”贸易总号设在归化城，分号也遍布各地的元盛德、天义德！晋商在外蒙的经商，也有着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和危险，清廷对汉商在蒙古的发展，战情紧急时。对晋商多有鼓励和保护，以及不许汉商与当地蒙女通婚等。还要面对清朝驻蒙各衙门的各种费用摊派、各类强制捐输，官方无休止的费用垫、借，代支拖欠的军饷。以及对各类官府的报效，更不要说应付贪污的大员小吏们，一个库伦（乌兰巴托）办事大臣，非二十万金不能到手，每年进款无定额。是最大、最畸形的暴利来源。晋商的作风也不能不开始变味。因没有国势可仗，所以谋求薄利多销，而在蒙古的这些商号，则渐渐开始走向贱买贵卖，谋取极高手暴利的道路。他们以虚高价格将日用百货赊销给众蒙古人民，另行加收高额利息，以此使蒙民往往陷入困局，再用压低价来购入他们的羊马。晋商一块砖茶就可以换一张质地优良的羊皮，一匹20来尺的粗布就可以换一头牛。大盛魁从大原以三、五分银子进一口铁锅，在外蒙卖到一两多银子；要卖到六七钱银子一个。蒙古人以牲口付帐，但一匹马有时只给折合3两银子，然后拉到张家口可以卖到9---12两，转手就是三四倍利润。卖货给蒙人呢，却还缺斤少两，收取债务时，则将蒙古人交来的东西以好充次，极力压价。晋商还以种种方法谋取极丰厚的差价，比如他们以布一匹换蒙民牛犊一头，而是仍交原主牧养，等养到三、四岁时再拉到内地出售，一头可卖四、五十两银子。大盛魁因为深深掌握牧民心里，有一套极高的商业技巧，通过赊销货物，引诱牧民。来年派伙计前往收债时，淳朴的牧民们还热情接待，好吃好喝，主动将不等价交换的牲口拉到指定地点，由伙计们牵走。晋商还擅长买空卖空，商号常常用一千两银子本金，可以做七八千甚至上万两银子的生意。（《清代旅蒙商初探》）对付蒙古王公，向他们mgc帮助他们纳贡，每三年为一个还款周期。1889年向扎雅格根庙mgc20万两银子，到1892年还债时，扎庙拿不出这么多钱，只好再欠三年，于是本息在三年后又滚到80万两。凡是汗部下属平民、官员向商号mgc，都必须由汗部王公以盟旗名义，开出印票，盖上王公印信，保证下属的还款义务。父债子还，夫债妻还，土谢图汗部伊仁道尔吉公旗所向大盛魁赊购羊40只，当时市价一只羊卖2两银子，而大盛魁赊购价则高达3.7两。民国元年（1912）土谢图汗部在向政府的呈文中还提到，蒙古地方部门征收赋役时，也普遍向mgc商号赊取大量物资。时价20--50两一头的骟驼，还多方立名目多计价，一两银子mgc，本息相加要蒙古人还三两六钱之巨。蒙古王公，要轮流进京朝贡，走一趟花个几千两是起步消费，对于钱的事，王公们懒得操心，只管叫上mgc商号随行，帮他垫付各种开销，并办理在京一切经济事项，任由汉商高额计息，只管开出印票，以后由部下牧民们变卖家产，甚至卖儿卖女来偿还。外蒙各旗还要负担清方的官员、差役、驻军开销，以及这些军政人员的食物、器械、生活消费品，还有大量的驿站、边卡都需要各类开销，不善经济的外蒙各旗也一律向mgc商号一借了之，任其计息。这种情况延续到18世纪，外蒙已是下至平民，上至王公无不负债累累。乾隆皇帝除了催逼各盟旗向汉商还债外，迫于外蒙抢掠汉商，不时造反，不得不一面压汉商减轻一定债息，另外就只好自掏国库替蒙旗还债。又开始大规模清理债务，一方面不许汉商随意加息计息，一方面督促蒙古还债，一度让外蒙把积欠都还得差不多了。此后蒙债问题又开始严重，此时不但蒙古人越来越离不开汉商，腐朽的清廷也越来越依赖他们，连统治都恨不得委托给汉商。清廷干脆把外蒙的税收、征收驿站的收入都外包，特别是包给大盛魁。大盛魁已一跃为清朝官方在外蒙的商业、税收代理人，专营恰克图对俄贸易，其所开的商号天亨玉也向大盛魁借钱，一次要借3、4万两银子。但业务也相当可观，据《清代蒙古史》记载。幅员辽阔的外蒙古，总人口减少到区区大约60万的样子。光知道各种捞钱的驻蒙官员也感觉大事不妙，有人开始上奏朝廷，晋商重利盘算”搜刮将空“都被晋商有各种商业手段据有，以致蒙古生计颇艰”但清廷已是自顾不暇，哪还管得了外蒙的死活“旅蒙的俄国一所大学远征队也看到了可怕的景象，蒙古人遭受旅蒙商号盘剥”以致陷入贫困致极。而旅蒙商号对我们诉苦称，近年来买卖不佳？因为各旗已经贫困潦倒：蒙古人民对中国商号表示公开的不满，因为中国商号毫无怜悯心的剥削本地的人民，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上报。蒙古人穷困现象越发严重，则难以补给赡养。却早赚得盆满钵满，各商号在外、内蒙开了几千家店铺。各类从业人员达到40万之巨，与外蒙人丁凋零不同：内蒙的归化城（呼和浩特）在清末成为繁华的商业大码头，人口从乾隆时代的，发展到城内居民就达10万之多，还兴起了博克图（包头）、多伦（锡林郭勒）等商业城市，包头的商号广顺恒，累计赚了300万两银子“平均年利润达187%，更厉害的是复兴恒商号”1892年拿着1万两银子开业，（卢明辉、刘衍坤《旅蒙商----中原与蒙古贸易关系》）多伦更是中国最大马市，各类商号达4000多家，居民鳞比，至于靠近内蒙的河北北部，也连带繁荣起来，据解放后的采访老晋商，有位高姓老者就曾跑过张家口、贝子庙一带，战乱频繁。可张家口的大买卖家却不少。他们争着把这些在内蒙经商的人当成他们的主顾”骆驼车、牛车开始到内蒙启行拉货之前，各商号老板就请这些旅蒙商到有名的酒楼饭馆大宴一番。还有妓女相陪”（于立平《旅蒙商的回忆》）”大盛魁在光绪末年时有的年份在归化城售卖的羊就达50万只，马匹达7万之巨，当蒙古平民陷于饥寒交迫之境时，晋商们却在蒙古住着豪华的装饰得像王侯一般的蒙古包里。身边有成群数十计的蒙古最漂亮的年轻女子伺候，艳福之美甚至连蒙古王公也垂涎，因为财力雄厚。清廷因战败苦于支付赔款。旅蒙晋商们还慷慨解囊“捐了200万两为清廷解忧”即使到后来严重衰落的民国12年，大盛魁每股的红利依然高达1.2万两银子，所以当时普遍流传一个说法。晋商从外蒙榨取到的财富之多，大盛魁可以用五十两一锭的银元宝从库伦（乌兰巴托）一直铺到北京城，而元盛德则能用骆驼在这条路上排成两行，晋商早已成为外蒙真正的统治者，把持着这里的一切经济命脉，垄断着这里的财富和流通。外蒙脱离清朝试图独立，人们纷纷趁乱抢劫mgc商铺，一些汉商被杀死打伤。中小商号纷纷逃回张家口以南，只有大盛魁等三大商号等因为家大业大。在外蒙到处有牧场、商号、库房，逃不了，只好留下观变，时局混乱。而1918年外蒙政府财政总收入才177万卢布！一场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赔款2.3亿两之巨，也不过折合两年半的财政收入，而汉商却要外蒙的科布多一个地区拿出相当于全国近12年的财政收入，来还mgc的债息。而当时据俄国人调查，科布多的蒙民总共也才有3.5万头骆驼，也还不了2000万卢布的债！至于外蒙其他地区，汉商也向各旗提出了类似的，堪称荒唐的巨额财产要求。但徐树铮一味使强，居然全盘接收了汉商这个巨大的索赔要求，对科布多不管官民贫富，掠夺”这种掠夺一直持续到第二年七月。段祺瑞政府被直系的曹琨击败下台为止，北洋政府的过分偏激的政策。使外蒙人大批投向入境的白俄匪帮，白俄的温甘伦带领的流兵。白俄击溃北洋兵，占领库伦，北洋军队与商民大批逃向蒙、俄边界的恰克图买卖城。在苏联支持下，蒙古人发动暴动，攻占了面积不过24万平方米的恰克图买卖城，驱逐了2千北洋兵和3千武装汉商，从此外蒙从实际上脱离了中国直辖。据蒙古内务部的报告。当时外蒙四部104旗欠汉商债务900万两白银，相当于整个外蒙人均欠汉商近20两银子，得外蒙把所有的羊只全部卖掉，才能还清这笔钱，有苏联撑腰的蒙古政府。没收各类汉商财产，就有1.5万峰骆驼、2万马匹、20多万只羊的债没收回，被没收的财物总值二、三百万两银子，虽说这些钱对早就是商业巨头的大盛魁来说。但毕竟失去了外蒙古这个最赚钱的市场，从此也走向没落，（有人提出大盛魁后来转向南方做生意不确。姑此重辑） 对于外蒙来说，出于经济上的依赖，即使新的蒙古政府也不能完全拒付所有债务，依然不得不承认相当多的债务，并许诺延期偿还，清理出尚欠15万两，蒙古政府与商号协商，因该部实在穷困之至，最终由政府用马匹抵偿，因为政治、经济完全由苏联把持，外蒙开始中断与中国经济来往，1928---1929年就驱逐了8000多汉商，并没收了80多家商号财产，外蒙境内几乎已无汉商存在，因为早先很有远见的吸收了一个外蒙活佛做股东，天义德却在活佛极力保护下，得以全身而退，回到归化城，其实这是一个双输的故事，晋商与蒙古的商业博弈。虽说是一种一边倒的盘剥，但晋商似乎也没有赢，不平等的商业关系难有赢家，它无法提升商业水平，推动社会进步，升华思想与道德，更没有开拓创新，反倒在mgc结中沉沦与堕落，沉迷于畸形的暴利，mgc强不了国，晋商主宰蒙古商业经济200年。虽说使内蒙、河北北部等地区大为受益，兴起一批商业市镇，却没有振兴外蒙古经济，反而给当地脆弱的生产力带来致命打击，而山西本身也并没有因此富起来。以大盛魁为首的商号。内部文化依然是封建家长制式的，走向愚昧的深渊，制造了民族隔阂与矛盾无情的盘剥，只能助长民族仇视，只有注重平等互利。官商文化之下。永远不可能有商业文明的进步，都是我国管理学的落后所致清廷在外蒙的治理模式。

蒙古国独立后，当地的汉族怎么样了？

这就不能不提到mgc晋商集团长达200年统治蒙古经济的历史。这些事造成了许多后遗症。 从外蒙的教训可见，在古代光是擅长战斗、征服、杀戮却唯独没有经商传统的民族，终将没落，为人掌控于股掌，成为经济奴隶。而我国社会近代化升级失败，也必然造成商业的畸形，难以摆脱商人发展到顶峰便必然走向官商的窠臼。清代的晋商，以吃苦耐劳，善于商业韬略起家，进而走官商路线，不仅主宰了华北地区的贸易，以及融资调度，而且将商业网络扩展到北亚地区。他们在北亚的主要客户，一是蒙古人，二是俄国人。由于清代与俄罗斯关系紧张，互市处于半禁止状态，俄国人渴望中国的茶叶与布匹，因而晋商一开始占了优势。特别是在蒙古的恰克图，晋商垄断了中原、蒙古的对俄贸易。恰克图的大商号，都是由太谷曹家、榆次常家、著名的祁县乔家开办的。太谷县曹家，把商号一直开到莫斯科，积攒了七百万两银子的家业，就连沙俄后贝加尔地区都开了一批晋商商铺。然而，好景不长，作为战斗民族，俄罗斯人虽说也跟蒙古人一样，有着商业天赋不高的毛病，但毕竟俄国是经过近代化升级的，商业水平至少不比亚洲人差很多，又有强大国势可依仗，所以俄商最终占了上风，整个中俄商业竞争，晋商最终败北，到19世纪下半叶，除了少数几家之外，恰克图的晋商纷纷关门歇业，回到内地。当然，撤退归撤退，晋商还是从老毛子那里捞足了钱。有个在沙俄开茶庄的渠姓晋商，光是在山西老家的地窖里就存下300万两银子。清末兴办新式海军，著名的乔家一次就捐了10万两银子。1877年，山西遭遇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丁戊奇荒”，乔、曹、常几个巨头，每家捐的银子，都能抵得上一个甚至几个州县全部的捐款。 晋商虽说没有搞定俄商，但在外蒙古却有绝对优势，把当地人吃得死死的。这些人又被称为“旅蒙商人”。旅蒙商是个庞大的群体，除了山西人之外，也有一些河北人。据沙俄边境委员席特洛沃的说法，“山西商人的特点是抵制从别的中国省份来的商人，所以在滨海边疆区和满洲里的山东商人对蒙古地区没有兴趣，他们赴蒙古地区只是例外”。托庇于清朝对外蒙的统治，晋商在蒙古商号林立，著名三大商号：大盛魅、元盛德、天义德。稍小的：永善堂、三合永、庆中长、大庆昌、永德魅、元升永等。他们主要经营砖茶、布匹、药材、日用百货的销售，以及钱庄，还负责收税、票印业务。并经办驻蒙清方官府衙门的物资采办，大盛魁还包办代理蒙古诸王公向清廷纳贡、值班、引见的事项，所需费用一律以mgc方式借给王公贵族。大盛魁始兴于康熙平噶尔丹时代，创始人是三个半商半流浪汉的mgc：王相卿、张杰、史大学。随军杂役出身，靠着为部队提供各种消费品开始发迹。随后，以乌里雅苏台将军府为基地，为各衙门采办各类物资，开展各类商业项目，到20世纪初，乌里雅苏台3000人口中，有2000是mgc。随着清廷出于以商制夷的思想，对mgc来蒙贸易给予一定保护与鼓励，到乾隆24年（1759）光是在库伦的旅蒙各类汉商已达1000余。嘉庆五年（1800），更在离库伦（乌兰巴托）十里地的地方，建立起mgc商铺的集中地-----买卖城。另一个商业中心是科布多，到1892年，科布多有100多家店铺，都由mgc所把持。而大盛魁不仅在上述三地，还在其他地区、王府、大的寺庙都建有分号，又给土谢图汗、扎萨克图汗、车臣汗和博格多格根仓当“通事行”（经办人），一年的总贸易额多达1000万两白银之巨！光是商运用的骆驼就达15000峰。远远超过了开办更早，贸易总号设在归化城，分号也遍布各地的元盛德、天义德。其实平心而论，晋商在外蒙的经商，也有着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和危险。首先，清廷对汉商在蒙古的发展，还是有一定顾虑的，战情紧急时，对晋商多有鼓励和保护，但危机解除后，对mgc也有许多mgc。比如入蒙晋商的人数，禁带家属，mgc活动范围，以及不许汉商与当地蒙女通婚等。 入蒙晋商，还要面对清朝驻蒙各衙门的各种费用摊派、各类强制捐输，官方无休止的费用垫、借，代支拖欠的军饷，以及对各类官府的报效。更不要说应付贪污的大员小吏们，一个库伦（乌兰巴托）办事大臣，贪脏枉法数目惊人，一任下来，“非二十万金不能到手，每年进款无定额”。另外，外蒙的王公贵族，也要向晋商们伸手要各种好处。 比如大盛魁，驻蒙将军府、各衙门一切日用、食品都得由大盛魁出钱负责，每年要从归化城动用几百峰骆驼，载运着采购自各地的山珍海味、水果、鸭、鱼前往供应。另外还备下名贵钟表、高档绸缎，以至貂皮、鹿茸做为礼品。一年不要说大节小节，生子嫁娶都要送礼，光是招待各王公贵族、官差人员所用的饺子馅，就需羊4000多只。（其经理段履庄对《大公报》的采访记录）。 至于道路的危险，被各类匪众抢掠，更是苦不堪言。所以，晋商们不得不拿出加倍的精明与吃苦精神，应付各路神仙，求得在复杂格局中生存下来。除了正常的买卖，放mgc成为迫不得已，也是最大、最畸形的暴利来源。 在压力山大之下，晋商的作风也不能不开始变味。他们对俄贸易，因没有国势可仗，所以谋求薄利多销，放眼长远，老老实实以诚信为本。而在蒙古的这些商号，则渐渐开始走向贱买贵卖，谋取极高手暴利的道路。他们以虚高价格将日用百货赊销给众蒙古人民，然后以之为本金，另行加收高额利息，以此使蒙民往往陷入困局，再用压低价来购入他们的羊马。据说，晋商一块砖茶就可以换一张质地优良的羊皮，一匹20来尺的粗布就可以换一头牛。大盛魁从大原以三、五分银子进一口铁锅，在外蒙卖到一两多银子；20文一个的木碗，要卖到六七钱银子一个。蒙古人以牲口付帐，但一匹马有时只给折合3两银子，然后拉到张家口可以卖到9---12两，转手就是三四倍利润。卖货给蒙人呢，却还缺斤少两，以次充好。收取债务时，则将蒙古人交来的东西以好充次，极力压价。晋商还以种种方法谋取极丰厚的差价，比如他们以布一匹换蒙民牛犊一头，但不带走，而是仍交原主牧养，等养到三、四岁时再拉到内地出售，一头可卖四、五十两银子。大盛魁因为深深掌握牧民心里，有一套极高的商业技巧，通过赊销货物，引诱牧民。来年派伙计前往收债时，淳朴的牧民们还热情接待，好吃好喝，主动将不等价交换的牲口拉到指定地点，由伙计们牵走。晋商还擅长买空卖空，商号常常用一千两银子本金，可以做七八千甚至上万两银子的生意。（《清代旅蒙商初探》）对付蒙古王公，晋商集团更有一套办法，向他们mgc帮助他们纳贡，然后一年要收取三十六分的巨息，每三年为一个还款周期。比如元盛德商号，1889年向扎雅格根庙mgc20万两银子，一年收息36%，也就是7200两，到1892年还债时，本息已滚到40万两，扎庙拿不出这么多钱，只好再欠三年，于是本息在三年后又滚到80万两。凡是汗部下属平民、官员向商号mgc，都必须由汗部王公以盟旗名义，开出印票，盖上王公印信，由汗部来监督，保证下属的还款义务。mgc背面都印有“父债子还，夫债妻还，死亡绝后，由旗公还”的狠毒话语。再以同治13年（1874）为例，土谢图汗部伊仁道尔吉公旗所向大盛魁赊购羊40只，当时市价一只羊卖2两银子，而大盛魁赊购价则高达3.7两。民国元年（1912）土谢图汗部在向政府的呈文中还提到，蒙古地方部门征收赋役时，也普遍向mgc商号赊取大量物资。时价20--50两一头的骟驼，大盛魁按60两计价，犍牛按30两计价，这还不够，还多方立名目多计价，一两银子mgc，本息相加要蒙古人还三两六钱之巨。蒙古王公，按清时要求，要轮流进京朝贡，沿途与驻京多有花费，走一趟花个几千两是起步消费，有的人甚至要花几万两。对于钱的事，王公们懒得操心，只管叫上mgc商号随行，帮他垫付各种开销，并办理在京一切经济事项，任由汉商高额计息，只管开出印票，以后由部下牧民们变卖家产，甚至卖儿卖女来偿还。另外，外蒙各旗还要负担清方的官员、差役、驻军开销，以及这些军政人员的食物、器械、生活消费品，还有大量的驿站、边卡都需要各类开销，不善经济的外蒙各旗也一律向mgc商号一借了之，任其计息。这种情况延续到18世纪，外蒙已是下至平民，上至王公无不负债累累。乾隆皇帝除了催逼各盟旗向汉商还债外，迫于外蒙抢掠汉商，不时造反，不得不一面压汉商减轻一定债息，另外就只好自掏国库替蒙旗还债。乾隆四十年，又开始大规模清理债务，一方面不许汉商随意加息计息，一方面督促蒙古还债，到乾隆四十六年，一度让外蒙把积欠都还得差不多了。但随着时间推移，此后蒙债问题又开始严重，并越积越巨。然而，此时不但蒙古人越来越离不开汉商，腐朽的清廷也越来越依赖他们，最后不光是商业，连统治都恨不得委托给汉商。久而入之，清廷干脆把外蒙的税收、征收驿站的收入都外包，特别是包给大盛魁。大盛魁已一跃为清朝官方在外蒙的商业、税收代理人，甚至是寡头。富甲晋商的榆次常家，专营恰克图对俄贸易，其所开的商号天亨玉也向大盛魁借钱，一次要借3、4万两银子。天义德和元盛德虽实力逊色不少，但业务也相当可观，据《清代蒙古史》记载，天义德不过给赛音诺颜汗这一家实力不算很强的汗部当通事行，但光是通过放贷，一年就收入巨量的羊马，其中运到归化城（呼和浩特）卖掉的绵羊就达3万只，马约2000匹。元盛德也收入惊人，在扎哈沁、乌兰海、讨号子等地都有大型牧场。元盛德的经营特色是，主打做羊以及羊产品的生意。其畜牧业，养羊达70多万只，每年拉到归化城售卖的绵羊达4.5万只以上，马也有3---6千匹。道光年间，蒙古各部已是普遍贫困，清廷却是越到末日越倚重mgc。所以依然下令，本人还不了的由亲族还，亲族还不了的由盟旗各部还。在重压之下，外蒙普遍穷困潦倒，到处破产，人口流移，一片萧条。据一份资料表格，车臣汗部在1835---1841年短短6年间，在没有遭受战乱和灾害的情况下，人口减少了5000多，牧群减少9万多头只，下降了7%。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1825年有8万3千人口，到1852年下降到7万6千人，牲畜从144万头只，下降到84万头只。到20世纪初，幅员辽阔的外蒙古，总人口减少到区区大约60万的样子。 光知道各种捞钱的驻蒙官员也感觉大事不妙，有人开始上奏朝廷，说“晋商重利盘算”，将蒙古“搜刮将空！”，蒙古的“万群千骑”，都被晋商有各种商业手段据有，“长驱入塞，以致蒙古生计颇艰，贫瘠日甚”。但清廷已是自顾不暇，哪还管得了外蒙的死活？到1910年，旅蒙的俄国一所大学远征队也看到了可怕的景象：“蒙古人遭受旅蒙商号盘剥，以致陷入贫困致极，而旅蒙商号对我们诉苦称，近年来买卖不佳。这或许是真的，因为各旗已经贫困潦倒”。沙俄帝国地理学会的会员彼夫茨夫也说过“蒙古人民对中国商号表示公开的不满，因为中国商号毫无怜悯心的剥削本地的人民”。1911年，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上报：蒙古人穷困现象越发严重，若不改变条例规定，则难以补给赡养。而晋商集团们，却早赚得盆满钵满，最盛时，各商号在外、内蒙开了几千家店铺，各类从业人员达到40万之巨。与外蒙人丁凋零不同，内蒙的归化城（呼和浩特）在清末成为繁华的商业大码头，人口从乾隆时代的“人口三万余，喇嘛二万”，发展到城内居民就达10万之多。还兴起了博克图（包头）、多伦（锡林郭勒）等商业城市，包头的商号广顺恒，1877年以3万两本钱起家，到1930年歇业，53年间，累计赚了300万两银子，平均年利润达187%。更厉害的是复兴恒商号，1892年拿着1万两银子开业，到1912年歇业，不过经营20年，就累计赢利200万两，平均年利润高达995%！（卢明辉、刘衍坤《旅蒙商----中原与蒙古贸易关系》）多伦更是中国最大马市，各类商号达4000多家，城内“殿宇廊庑，钟台楼阁。。。。居民鳞比”。至于靠近内蒙的河北北部，也连带繁荣起来。据解放后的采访老晋商，他们喜欢把“锡林浩特”说成“稀里糊涂”，有位高姓老者就曾跑过张家口、贝子庙一带。他回忆“那时候，战乱频繁，可张家口的大买卖家却不少，他们争着把这些在内蒙经商的人当成他们的主顾。每到春天，骆驼车、牛车开始到内蒙启行拉货之前，各商号老板就请这些旅蒙商到有名的酒楼饭馆大宴一番，摆上几十桌子酒席，客满厅堂，还有妓女相陪，又是酒又是肉。”（于立平《旅蒙商的回忆》）。在这种空前繁荣的“盛况”中，大盛魁在光绪末年时有的年份在归化城售卖的羊就达50万只，马匹达7万之巨。当蒙古平民陷于饥寒交迫之境时，晋商们却在蒙古住着豪华的装饰得像王侯一般的蒙古包里，穿着华贵的衣料，吃着珍肴，品着南国的水果，身边有成群数十计的蒙古最漂亮的年轻女子伺候，供他们尽情享用，艳福之美甚至连蒙古王公也垂涎。因为财力雄厚，到了mgc战争，清廷因战败苦于支付赔款，旅蒙晋商们还慷慨解囊，捐了200万两为清廷解忧。即使到后来严重衰落的民国12年，大盛魁每股的红利依然高达1.2万两银子。所以当时普遍流传一个说法，晋商从外蒙榨取到的财富之多，大盛魁可以用五十两一锭的银元宝从库伦（乌兰巴托）一直铺到北京城，长达2000公里之远。而元盛德则能用骆驼在这条路上排成两行。（《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1卷）。晋商早已成为外蒙真正的统治者，把持着这里的一切经济命脉，垄断着这里的财富和流通。1911年，因晚清的式微，外蒙脱离清朝试图独立，人们纷纷趁乱抢劫mgc商铺，一些汉商被杀死打伤，中小商号纷纷逃回张家口以南。只有大盛魁等三大商号等因为家大业大，在外蒙到处有牧场、商号、库房，逃不了，只好留下观变。时局混乱，清朝驻军甚至向汉商们分发武器，要求助战。一些商号站到清军那边，提供军需，或武装自卫。比如元盛德，因帮助清兵，最后失去了90%的员工，而且最终被外蒙方面没由了商铺和财产。大盛魁却暴露了投机本质，为了保住商业利益和债权，竟投到外蒙一方，与清朝敌对，因而一时没受多少冲击，保住了财富。外蒙脱离中国搞“自治”的八年，据苏联官修蒙古史的说法，这种“自治”使外蒙人终于可以脱离欠汉族商人高达1500万卢布的债息。实际上并非如此，战乱结束后，蒙古各王公至少还承认大盛魁的债权，继续开出印票，一边继续借钱，一边继续还过去的老债。然而，北洋政府又杀了个回马枪，著名的“小扇子军师”徐树铮，嫌驻蒙将军陈毅过于温和，将之革职，于1919年11月带兵回到外蒙，命令外蒙上层结束自治，接受中国直辖。然后，依仗入驻库伦（乌兰巴托）的6000中国驻军，在晋商集团强烈要求下，对外蒙进行严厉的大追债，晋商各号列出一个向蒙古人的索取mgc欠款的抵债清单。其中，仅仅向外蒙科布多一个地区，就要求财物如下：骆驼55000头、马75000匹、牛40万头、羊50万只（其中，大盛魁要求的就有骆驼1万5千头，马2万多匹，羊20万只）按1913年价格折算，相当于2000万卢布之多。而1918年外蒙政府财政总收入才177万卢布！一场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赔款2.3亿两之巨，也不过折合两年半的财政收入，而汉商却要外蒙的科布多一个地区拿出相当于全国近12年的财政收入，来还mgc的债息。而当时据俄国人调查，科布多的蒙民总共也才有3.5万头骆驼，13万匹马、12万头牛，100万只羊。即使把它们全部折价，也还不了2000万卢布的债！至于外蒙其他地区，汉商也向各旗提出了类似的，堪称荒唐的巨额财产要求。但徐树铮一味使强，居然全盘接收了汉商这个巨大的索赔要求，对科布多不管官民贫富，也对各旗，进行了公开大“掠夺”。这种掠夺一直持续到第二年七月，段祺瑞政府被直系的曹琨击败下台为止。北洋政府的过分偏激的政策，使外蒙人大批投向入境的白俄匪帮。白俄的温甘伦带领的流兵，入境时只有800人，才一年就扩张到5000人之巨。 1921年2月3日，白俄击溃北洋兵，占领库伦。北洋军队与商民大批逃向蒙、俄边界的恰克图买卖城。当年3月，在苏联支持下，蒙古人发动暴动，攻占了面积不过24万平方米的恰克图买卖城，驱逐了2千北洋兵和3千武装汉商。从此外蒙从实际上脱离了中国直辖。据蒙古内务部的报告，当时外蒙四部104旗欠汉商债务900万两白银，而据《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则是1100万两，相当于整个外蒙人均欠汉商近20两银子，得外蒙把所有的羊只全部卖掉，才能还清这笔钱。有苏联撑腰的蒙古政府，开始取缔汉债，没收各类汉商财产。到1924年时，大盛魁也跑不脱了，此时，它光在科布多一个地区，就有1.5万峰骆驼、2万马匹、20多万只羊的债没收回，被没收的财物总值二、三百万两银子。虽说这些钱对早就是商业巨头的大盛魁来说，比例不算多高，但毕竟失去了外蒙古这个最赚钱的市场，从此也走向没落。（有人提出大盛魁后来转向南方做生意不确，姑此重辑） 对于外蒙来说，出于经济上的依赖，即使新的蒙古政府也不能完全拒付所有债务，依然不得不承认相当多的债务，并许诺延期偿还。比如博克多汗山部，清理出尚欠15万两，蒙古政府与商号协商，免去其中9万两，剩下6万两，因该部实在穷困之至，最终由政府用马匹抵偿。到后来，因为政治、经济完全由苏联把持，外蒙开始中断与中国经济来往，1928---1929年就驱逐了8000多汉商，并没收了80多家商号财产，到1930年，外蒙境内几乎已无汉商存在。只有天义德商号，因为早先很有远见的吸收了一个外蒙活佛做股东，所以时逢乱世，别人都倒霉，天义德却在活佛极力保护下，得以全身而退，回到归化城。 ------------最后，其实这是一个双输的故事。 晋商与蒙古的商业博弈，虽说是一种一边倒的盘剥，但晋商似乎也没有赢。1，不平等的商业关系难有赢家，它无法提升商业水平，推动社会进步，升华思想与道德，更没有开拓创新，反倒在mgc结中沉沦与堕落，沉迷于畸形的暴利。2，mgc强不了国。晋商主宰蒙古商业经济200年，虽说使内蒙、河北北部等地区大为受益，兴起一批商业市镇，带动了当地发展，却没有振兴外蒙古经济，反而给当地脆弱的生产力带来致命打击。而山西本身也并没有因此富起来，强起来，先进起来。以大盛魁为首的商号，内部文化依然是封建家长制式的，这样固步自封，靠mgc过日子，最终只是退化自己，走向愚昧的深渊。3，制造了民族隔阂与矛盾无情的盘剥，只能助长民族仇视，酿成血斗。只有注重平等互利，造福了对方，才能造福自己。官商文化之下，永远不可能有商业文明的进步。4，一切悲剧，都是我国管理学的落后所致清廷在外蒙的治理模式，是封建官僚+联合当地上层的半羁縻统治。最后搞成赖政，败政，从官府到官员个人，从公到私，都把商人视作唐僧肉，勒索压榨，然后放任商人去盘剥底层。所有矛盾与负担，最终都由底层人民承受。如此腐朽、落后的管理思路，怎么能不离心离德？主要参考资料 内蒙师范大学 贺喜格图雅《19世纪末20世纪初旅蒙商在外蒙古的债务问题研究》叶列娜(Sinaeva Elena) - 内蒙古师范大学《19世纪下半期20世纪初期中俄贸易中的晋商》内蒙师范大学 褚继辉 《旅蒙商对外蒙古地区经济的影响》

古代游牧民族为何对茶叶情有独钟，为何为了茶叶甚至不

游牧民族的饮食主要以牛羊肉等肉类食物为主。肉类属于高油脂食物，但具有燥热、油腻、不易消化等缺点。长期以肉类为食得三高是肯定的，所以他们需要一种去油促消化的饮品来解决这问题。茶叶里面含有生物碱和茶多酚。

蒙古是怎样一个国家？

后面家人14年去过一次，过去溜达一圈。扎门乌德号称蒙古小香港，我很不愿意贬低蒙古这个国家，可是它真的不怎么样啊。二连浩特海关有一个大大的彩虹门，那时候蒙方边检前面是一个木头小房子，旁边是人工路卡（人用手压下去把路卡抬起来），小木头房子里有一台手摇电话机(?边检站是一个像加油站似的破破烂烂的一层大厅，人从大厅里过关，车从外面过。扎门乌德市看来很像一个蒙古包窝棚小院子的聚集地，市里最高最好的建筑是火车站，反正买了几块巧克力花了3000多图格里克……当地也收软妹币。中午在火车站附近自家餐厅吃的“那可能是我最忘不了的一顿饭，我只记得汤是类似于俄式红菜汤的羊肉汤，飘着两片白菜一小块羊肉，冷菜是四片黄瓜和四片王中王……主菜是两个药丸大的羊肉丸子……那个味道，我实在不敢恭维啊，其实让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外蒙而是内蒙。在乌兰察布吃的第一顿饭是锅茶炒米牛肉干。我更忘不了这顿饭，你不知道锅茶有多香，配上干米熬，再来一口牛肉干，在赛罕塔拉牧民家里！人家现场杀一只羊款待我们，问我吃得惯羊肉吗，我说我山西人？生来就对羊肉有好感，整盆的酸奶奶酪奶皮。那酸奶是我喝过最好喝的酸奶没有之一，手抓肉太实在了。半米见方的盘子堆的满满的肉，十几个人吃撑了没吃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