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人民以肉奶和青稞糌粑为主食，茶叶是日常生活必需之物。正如《天下群国利病书》所言：“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因此藏民中向有“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说法。但因限于土质气候条件，康藏各地并不产茶，于是距离较近的雅安地区，茶产适合需要。

　　唐时茶马互市开始汉藏贸马之先河，当时雅茶即为大宗。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因陕西道阻，蕃马绝迹，宋朝在西川设买马提举，在名山新店设茶马司，招徕大渡河以南少数民族诸部市马。雅州盛产茶叶，又是当时由西川通达云南、吐蕃的要道，也就成为当时茶马互市的中心地区。明初，明太祖设茶课司于天全六番(碉门)及秦州、河州(今甘肃天水、临夏)等地，雅安、天全一带又成为明朝西南路茶马互市的中心区域。明朝规定茶叶为统购物资，建立仓库，收购储存茶叶，专门以之易马。朝廷每年用茶叶换来大批藏马，如明洪武十年(1377年)的一次贸易，明朝即运茶叶50余万斤，获马13800匹。

　　明嘉靖中实行“茶引”制度，定四川茶引为五万道，以二万六千道销内地，称为“腹引”，二万四千道行销边地，称为边引。每道发茶票一张，每行票一张准配茶叶五包，每包茶叶重十六七斤。雅州所属各县之茶主要行销康藏边地，所以叫作“边茶”。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清廷首手经营打箭炉(今康定)。康熙四十年，清廷平定西炉叛乱之后，以经营边茶为主的汉藏贸易市场由雅州、碉门、岩州(泸定岚安)西移至打箭炉，以带动康藏商贸。清乾隆以后，边茶需求量大增。为保证对康藏地区的茶叶供应，自清中叶以后，将边茶供应定为“专岸”，即指定雅安、荥经、天全、名山、邛崃五县所产之茶只能在打箭炉行销康藏地区。民国初年，川中“腹引”已一律取销，独边茶为康藏人民生活所必需，仍旧保留，照岸运销，定茶票为11万张，由雅荥天名邛五县大小茶商分担定额，每年运销量约700万斤左右。

　　边茶主要是雅茶。自1913年至1942年，先后由川康财政厅每年迳发茶票10万张，五县各自分担正额为：雅安县27000张，天全县21000张，名山县9000张，荥经县17000张，邛崃县6000张。其余20000张为五县新老茶商自愿加领之票额。此规定沿民初旧案，至1942年才被废除。边茶除少量的邛崃茶外，全是雅属各县之茶，其中又以雅安县之茶最多。1935年前数年间，雅安一县约占边茶全额之半。

　　雅安、荥经、天全、名山所产边茶，分为毛子、芽子、砖茶、金尖、金玉五种，于夏秋间采收鲜叶，其制成茶产量总额可达600多万斤。雅安、名山、荥经所制砖茶及毛、芽细茶主销西藏，并远至尼泊尔、锡金、不丹与印度克什米尔等地。天全所制金尖、金玉，大都销至康区各地。由于雅茶性凉，故为康藏人民所乐用。1936年12月任汉光所作《康市锅庄调查报告书》指出：“藏康商旅，率来康定，非在物品之销售，乃为川茶之购买。”

　　运输方面，从唐宋到民国，雅安至康定主要由人力背负，每人约可背10包，走“茶马古道”大路。茶背子分两段运，以汉源泥头镇为中继点。茶背子经过泸定铁索桥要接受严格的引票检查。到康定后由藏商改用牛皮包装，雇“驮脚娃”用牛马转运至康藏各地。由边茶催生的康定三大行业——锅庄业(商栈)、缝茶业(缝制牛皮茶包)、驮脚业(畜力运输)，一直兴旺了多少年。

　　二十世纪初叶，英属殖民地印度的茶叶逐渐侵销西藏。为了增强边茶竞争能力，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恪守边茶销边护边的崇高使命，保护自身商业利益，雅荥天名邛五县茶商曾两次携手联合，奋发改善茶务，振兴茶叶。1910年在清政府的支持下，五县茶商联合集股成立了“商办边茶股份有限公司”，总部设在雅安，在康定、理塘、巴塘、昌都、青海结古五处设售茶分号，在名山、邛崃、天全、荥经等县设制茶处，在清溪设转运处，在嘉定(今乐山)、宜宾等地设采配处，力图振兴茶务。

　　1939年1月，五县在康茶商二十多家联合筹资与西康省政府合办“康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总部设康定，分公司设雅安，并在雅荥天三县设立十个茶叶制造厂。对边茶的植、采、收、制、运、销各环节开始进行有计划的改进，发动茶农、茶工、大小茶商一体参加。积极推广科学栽培，改良品种，更新老树；建立采、收、制作标准，适时采集，分级收购，严格按照规格标准制茶，提高茶叶品质，反对掺杂混假，缺斤少两；缩短启运和转运时间，加快运输速度，开辟新的入藏渠道等。所产边茶运往康定销售，茶叶商标为“宝焰”，深受藏胞欢迎。

　　一千多年来，以雅茶为大宗的边茶，不仅满足了康藏人民的生活需要，而且对于加强祖国内地与康藏地区的联系，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西康通志稿》对此评述道：“以雅茶为边民时刻不可缺少之饮料，因此我国政府向来即以茶叶羁縻康藏。及至近年，茶于康藏，更有重大之使命。因康藏两地，无论政治军事或经济，均不能不有所联系。近年西康军队不能踏入西藏，而中央政府人员亦不能过金沙江一步，故康藏隔阂殊甚，惟茶则为联系康藏唯一之使者，确能使之发生密切关系，故茶非但局部之商品，且与社会国家有整个关系。尤其在建省以后，本省已由边防线进而负起国防线之责任，于是边茶更进而成为国防商品，近年西藏与中央能发生关系者，全恃茶叶之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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