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神话般地征服了英吉利民族，在苏格兰，最卑微的家庭都要饮茶。英国每个家庭平均每年要用十分之一的收入购置茶叶。

18世纪，航海的人们不仅要躲过好望角的巨大风暴，还要逃离马六甲海峡中海盗的劫掠，经过一年的航行才能到达广东。他们往往以高达20%的减员的代价完成漫长的远航。虽然代价高昂，但在当时，每年都有上百艘像它们一样的远洋航船，从欧洲出发，排除重重险阻来到中国。而此时的中国皇帝康熙，对西方世界同样抱有强烈的好奇心。

为了振兴沿海地区萧条的经济，康熙下令废除明朝以来施行的禁海令，在东南沿海设立粤、闽、江、浙四大海关。然而，由于长期的封闭，清政府并没有成型的外贸体制。开关初期，接待西方商船的制度极其混乱，遇到大量船只到来时，官员们常常是招架无方，洋船常被堵在港外迟迟不得贸易。

1685年春，广东的官府终于找到了解决的方法。在广州珠江岸边有大量的商户牙行，它们用正常的经济手段集散货物，办事效率高，应变能力强，深受外商欢迎。1686年春，广东巡抚李士祯在广州颁布了一项公告，宣布凡是“身家殷实”之人，只要每年缴纳一定的白银，就可作为“官商”包揽对外贸易。令李士祯想不到的是，这一公告竟会在以后的岁月里为中国催生出一位世界首富。几乎不为今人所知的是,二三百年前,曾有一批中国商人被西方世界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而伍秉鉴就是其中闻名世界的巨富。

　　伍秉鉴生于1769年，卒于1843年，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1801 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伍家的事业开始快速崛起。当然，这一切还得从伍秉鉴一家加入广东十三行说起，中国历史上的“广东十三行”，几乎不为今人所知。这个被忽视的商人群体，经营了大清王朝全盛时期惟一的对外通商口岸，他们曾一度活跃在中西贸易的舞台上。当时，这些中国商人被西方世界认为是18世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而其中的伍秉鉴就是闻名世界的巨富。

1685年，广东官府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牙行经纪人，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这被普遍认为是十三行外贸组织建立的标志。从此，一个全新的商人团体“十三行”开始慢慢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所谓的“十三行”，实际只是一个统称，并非只有13家，多时达几十家，少时则只有4家。由于享有垄断海上对外贸易的特权，凡是外商购买茶叶、丝绸等国货或销售洋货进入内地，都必须经过这一特殊的组织，广东十三行逐渐成为与两淮的盐商、山西的晋商并立的行商集团。在财富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广东十三行中涌现出了一批豪商巨富，如伍秉鉴、潘振承、潘有度、卢文锦、叶上林等，以至于当时就流传有“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的说法。在后世看来，这些行商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怡和行横空出世

清代共出现过三个商业群体，他们分别是两淮的盐商、山西的晋商和广东的行商。两淮的盐商经营盐业、晋商经营票号、行商的主业则是外贸。但有所不同的是，行商的资产更为集中，其中经营长达百年的伍氏家族让行商的资产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伍家的怡和行成为广州行商的领头人。伍家似乎要比其他行商更精于投资之道，很快就积累了巨额的财富。
1834年时，伍家自己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有人估算这相当于今天的50亿人民币。就是这个数字，在当时西方人的眼中是世界上最富有的。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研部研究员覃波介绍说，伍怡和家族来自福建，康熙初年入粤。伍氏入粤以后，早年的情况比较模糊，只知是从事商业的，到了伍国莹这一代，已开始参与对外贸易，他在一家行商的店内当账房。当时商户的账房，不仅是做会计的工作，也参与资产的管理，并且作为商行的成员也可以投资贸易，伍国莹因此积累了经验与财富。在没有担任行商之前，伍国莹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已有商业往来。1783年，伍国莹才在海关监督的要求下充当行商。
1783年，伍国莹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成立了怡和行，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该商名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浩官”实际上是他们的商名，以“官”作为名字的一部分，在十三行时期的广州本是一种尊敬的称谓，代表的是这个人的社会地位，但初来的洋人却误认为这就是真实的名字，结果约定俗成，以后行商都被称为某某官。
1801年，伍国莹的儿子伍秉鉴继承伍家怡和洋行的业务，伍家的事业开始快速崛起。他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位世界巨富之一。正是他使怡和洋行成为了行商中的佼佼者。
伍秉鉴被西方商人认为“诚实、亲切、细心、慷慨，而且富有”，英国人称赞他“善于理财，聪明过人”，但是又说“他天生有懦弱的性格”。
据说他有一个红色的顶戴，但他从不在公众场合戴出来炫耀，只是在自己生日的时候偶尔穿一下。伍秉鉴真实的性格现在已很难说清楚，但正是由于他复杂的个性，让他成为了十三行历史上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
有众多关于伍秉鉴的趣闻逸事在外商中流传，其中一个故事，使他成为了中国商人慷慨大方的象征。
一个美国波士顿商人和伍秉鉴合作经营一项生意，由于经营不善，欠了伍秉鉴7.2万银元的债务，但他一直没有能力偿还这笔欠款，所以也无法回到美国。伍秉鉴听说后，马上叫人把借据拿了出来，对波士顿商人说：“你是我的第一号"老友"，你是一个最诚实的人，只不过不走运。”说着他就把借据撕碎，向对方表示他们之间的账目已经结清，对方可以随时离开广州回国。
要知道，7.2万银元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当时一艘远渡重洋的中型海船所携带的货物总价也不过10万银元左右。从此，伍浩官的名字享誉美国，被传扬了半个世纪之久，以至于当时美国有一艘商船下水时竟以“伍浩官”命名。

名贵茶叶行销国际市场

在经营方面，伍秉鉴依靠超前的经营理念，在对外贸易中迅速发财致富。他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1834年以前，伍家与英商和美商每年的贸易额都达数百万银元。伍秉鉴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常向伍家借贷。正因为如此，伍秉鉴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一些西方学者更称他是“天下第一大富翁”。
茶叶是18世纪国际贸易最重要的货品。17世纪，中国茶叶与阿拉伯咖啡一起登陆英伦，茶叶作为礼品赠送英国女王，据称它“香味隽永作用柔和”，使咖啡黯然失色。但茶价异常昂贵，有“掷银三块，饮茶一盅”的说法。以后，茶叶神话般地征服了英吉利民族，在苏格兰，最卑微的家庭都要饮茶。英国每个家庭平均每年要用十分之一的收入购置茶叶。十三行贸易季节随每年五六月新茶上市开始时，西南季候风就把洋船吹送到口岸，七八月间内地茶叶运抵洋行货栈，九十月海上东北季风盛行，正是洋船满载，扬帆西归的时节。这天时地利的完善结合，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似乎是中国的龙和他们的上帝的特意安排”。至今，广州仍保留着每年举办春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传统。
当时的欧洲对茶叶质量十分挑剔，1816年，行商提供的茶叶在伦敦拍卖会上出售，竟分为21种价格等级。正因为这样，十三行涌现出了一批响誉海外的国际名牌茶叶。行商伍秉鉴供应的茶叶曾被英国公司鉴定为最好的色种茶，标以最高价。以后，凡是装箱后盖有伍家戳记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就能卖得出高价。

尝试投资新领域
经过伍秉鉴的努力，怡和行后来居上，取代同文行成为广州十三行的领袖。伍家所积累的财富更令人吃惊，成为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建在珠江岸边的伍家豪宅，据说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媲美。
1837年，24岁的美国商人约翰•穆瑞•福布斯回到美国。
8年前他前往中国时，还是不名一文的学徒。在中国，福布斯以贩卖茶叶为生，还认了一个义父——当时的商界领袖伍秉鉴。这层关系让他回到美国时口袋里多了50万墨西哥银元的投资。福布斯利用这笔钱开始了一门新生意——修铁路，并成为横跨北美大陆的最大承建商。
与其他行商不同，伍秉鉴很愿意尝试新的投资领域，他买有美国的证券，向美国的铁路建设投资。多方面地投入为他换来了更多的收益。
美国商人也把他看成了行商中最可靠的人，尽管他生意太忙，收费较高，仍乐意同他交易，因为在时间和质量上都有保证。他能够从存放在英商行号的百余万元的期票中，算出利息是900多元，与英商兑付时的数目不差分毫，这让当时的外商极为惊讶。

把“怡和行”打造成跨国财团
据说，行商内部竞争激烈，互相倾轧。伍家父子却能恩威并用，驾驭其他行商。伍家利用其雄厚资金，协助英公司向濒于破产的大多数行商放债。
嘉庆十六年至二十四年(1811年到1819年)，伍家向濒临破产的行商放债达200余万元，使多数资金薄弱的行商，不得不顺服于他。伍家还凭借自己雄厚的财力笼络其他行商，英公司要求伍家独立担任羽纱销售的代理人，伍家便要求将利润按比例分给全体行商。老行商刘德章因得罪公司失去贸易份额，伍秉鉴便出面斡旋，使公司恢复他的份额。行商黎光远破产充军伊犁，伍家又同外商筹款捐助他在流放地的生活费。
伍家除了和美国商人关系密切以外，同英国行号也有着紧密的联系。
伍家的“怡和行”在中外商界都是一个极为响亮的名字，英国行号查顿•马地臣行，其中文行名就借用了伍家“怡和行”的老字号，称“怡和洋行”。
伍家父子既是封建官商，又依靠同西方商人的贸易发财致富。他们同外商联系最为紧密，伍家能在东印度公司、散商和美商中左右逢源。
在1834年以前，伍家与英商美商每年贸易额达数百万两白银。伍秉鉴还是东印度公司的“银行家”和最大债权人。东印度公司负责人在每年结束广州的交易前往澳门暂住时，总是将大量的存款和金银交给伍秉鉴保管。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也向伍家借贷。
19世纪中期，伍浩官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山（武夷山）、店铺和巨款，而且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等，他的富有在当时举世瞩目。西方学者称其为“天下第一大富翁”，怡和行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
在十三行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中，不但造就了繁荣的外贸和富有的行商群体，同时在中西方的文化、艺术等交流中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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