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革芽茶疏》写作到现在已有四百七十周年了。这是安徽茶叶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事。这篇文章对封建王朝的贡茶制度进行了鞭挞和暴露。

曹琥明史无传，生平不详。据疏文测之其在明正德十年到正德十三年(1515-1518年)前后署理庐州知府。此文约写于1517-1518年。

明朝是中国最黑暗、最腐收的封建王朝之一。皇帝的昏庸、皇室的穷奢极欲、太监的跋扈横行、王公贵族的贪婪诛求，把中国农民推到水深火热之中。当然亦有少数封建士大夫的明智之士看到了这种矛盾和危机。尽管他们从其本阶级利益出发，或出于忠君思想，指出了这些矛盾及其危险性。甚至做了一些缓和这些矛盾和改良措施，为民请命，被人们视做“青天大老爷”。“清官”，如海瑞、况钟者流，曹琥就是其中的一员。但是客观上却无情地暴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矛盾和丑恶，同时为后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史料。使我们充分认识到封建社会的腐朽性，从而激励着我们更加珍惜和热爱今天的新社会。

疏文开宗明义第一句就点出：“为节贡奉以苏民困事。”民困乃是因贡奉太多之故也。“臣闻天之生物，本以养人，未闻以养人者、害人也。……以一人之奉而困天下之民，以养人物而诒害人之患”。矛头所向，直指至尊，把无上权威的皇帝推到贻害万民的罪魁、祸首、元凶的位子上去了。接着指出明初：“额贡芽茶风岁不过二十斤……迩年以来，贡额之外有宁王府之贡，有镇守太监之贡。是二贡者有芽茶之徵、有细茶之征……宁府正德十年之贡，取去芽茶一千二百斤，细茶六千斤”。

正德十年距明初不到一百五十年而贡茶额数竟翻了三、四百倍之多。这还仅仅是宁府一处之贡。如果加上皇帝宫贡、监守太监之贡，实征自民间的更不知是多少倍了。甚至连太守曹琥也不禁要问：“实贡朝廷者几何”，其弊可知。更有甚者，“官校临门、急如星火”致使“农夫蚕妇各失其业，奔走山谷以应诛求者、或相对而泣，或因怨而怒，殆有不可胜言者”。读至此人们不禁联想到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王涯倡“榷茶法”，民怨沸腾，激起有名的“甘露之变”。民可载舟也可覆舟。前车之辙，后车之鉴。“近日抚州守御千户所千户吴隆；赉执牌面到府，内称舍人秦钦，传奉令旨，去年进贡不敷，要得加添数目，等因在内，其令旨之有无，臣不得而知，若传奉之应否，臣不能不为之寒心也。”从而对封建王朝最神圣不可亵渎的“令旨”，也持有怀疑态度了。

该文进一步指出芽茶之贡有五害民：有失农时、民艰于食、民不聊生；官商勾结遂使“射利之家、坐索高价”致使芽茶一斤，卖银一两犹恐不得以盘剥小民；官校乘机私买私卖以鱼肉乡里，遂使朝夕盐米之小民相戒不敢入市。并指出芽茶之贡是“皆切民之深患、致祸之本源”。

与曹琥同时稍后一点陈霆在他的《两山墨谈·卷九》(书成于1539年)上写道：“六安茶为天下第一，有司包贡之余，例馈权贵于朝士之故旧者……予谪宦六安，见频岁春冻，茶产不能广，而中贵镇守者，私徽倍于宫贡，有司督责，头芽一斤至卖白金一两”山谷窭民有鬻产卖子以充者，官司视之漠然，初不为异也。故茶在六安始若利民，而今为民害则甚。”此段文字可与疏文互相参证。

《请革芽茶疏》虽写芽茶贡之弊，但就其积极因素来看是对整个贡茶制度的抨击。鞭辟入里、触目惊心。他不仅在安徽茶叶史上有其显着的地位，在全国茶叶史上也有其重要的一页。陈祖规木、朱自振两先生在所辑《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中收录了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