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在20世纪30年代初已有了苦茶庵的斋名。在1934年1月正值五十寿辰时，作了两首吃茶的打油诗，以知堂五十自寿诗为题发表在《人间世》上。因诗中流露的躲在书斋玩骨董，谈狐说鬼且到寒斋吃苦茶的士大夫悠游闲适而消沉的生活态度，招致许多进步青年特别是左联的激进青年的强烈批评，责骂他思想倒退，洞里蛇，自甘凉血，闹了一场哄动当时文坛的风波。阿英就嘲讽不断的国内外炮火，竟没有把周作人的茶庵、茶壶和茶碗打碎呢?特殊阶级的生活是多么稳定啊。鲁讯当时作了公允之论，认为诗诚有讽世之意，其实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只是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蟭……周作人不肯承认自己的思想消极，只是说大家承认我是饮茶户，而苦茶是闲适的代表饮料……(《关于苦茶》)。

周作人饮苦茶，当然不是说饮茶习惯越来越浓，只是表明自己新的生活形象或者生存状态而已。历史上，文人的最高理想是奋吾智能，济世救世，但往往又怀才不遇，开始转向归隐山林，游戏人生，从日常生活的琐碎中寻求艺术的情趣，或纵酒品茗，或吟诗作画以自娱，周作人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开始，到逃避隐退，躲进书斋小天地里吃苦茶、玩骨董，正重复了历史上大多数文人的道路。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这原是无足怪的。(周作人《永日集》)。所以，他吃苦茶，品尝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挤压下的苦涩，苦中作乐。这正是他原本就认为的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 ，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中享受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最后，他便开始了苦茶而苦果的悲剧。

1937年7月，日本占领了北京，茅盾、郁达夫、郭沫若等许多关心他的朋友都劝他离开北京南下，参加抗日救国工作，但他不肯离开舒适的八道湾，不久在日伪势力下做了汉奸。胡适在周作人附逆前的1938年8月，曾以他俩共同所好的茶为隐语，从伦敦寄诗劝他放下茶钟，离开北京南下。诗曰：藏晖先生(胡适自指)昨夜作了一个梦，梦见苦茶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南天行……周作人也以茶为题回信解释不肯离开的原因，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周作人在附逆的当时，1939年1月14日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反映他的心境：饱吃苦茶辨余味，代言觅得杜樊川。他曾在《苦茶随笔·小引》中说，苦茶并不是好吃的，平常的茶小孩也要到十几岁才肯喝，咽一口酽茶觉得爽快，这是大人的可怜处。在苦茶庵中隐忍苦住，只有饱吃苦茶，余味是什么?可怜的苦中作乐的爽快。这样一种悲凉、无奈、无助而苦寂的心境，从中走不出来，安于隐忍苦住，由苦茶而苦果也就毫不奇怪了。 三、周作人的苦茶文学 周作人在1945年把自己的文章分为两大类，正经文章和闲适文章。我写闲适文章，确是吃茶喝酒似的，正经文章则仿佛是馒头或大米饭。他还说自己这些闲适的小品文有如饭后喝一杯浓普洱茶之类而已，当作雅玩、小摆设。他认为现代文学的源流是明末公安派文学。周作人的小品文同明清流行的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文学一脉相承，形成了冲淡、清涩、平和为特色，有广泛影响的苦茶派文学。曹聚仁说：知堂的文字，淡远移人，如饮龙井茶，耐人寻味。他的小品文，亲切通达而闲适的趣味，搀杂着几分忧郁、惆怅，平和冲淡的境界，同时注重适度的含蓄，另有一种涩味。在别人眼中冲淡的闲适小品，周作人自己是怎么看的呢?周作人在1942年1月作《药味集·序》中说：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所谓闲适，其实只是外表，真正的是苦味，闲适原来是忧郁的东西(周作人《风雨后谈·序》)。周作人住苦茶庵，品苦茶，作闲适涩味的苦茶文学，人生悲剧的苦果，竟如此巧合一身!我们也不难理解他因吃茶打油诗挨骂而作的辩解。在1935年2月的《关于苦茶》文中用三个未必然作内心表白，对于茶有什么特别的了解，赏识，哲学或主义么?这未必然。一定喜欢苦茶，非苦的不喝么?这也未必然。那为什么诗里那么说，为什么又叫做庵名，岂不是假话么?那也未必然。这里三个未必然欲藏还露，似是似非，是说茶，不全是，借茶发挥，人生的境况，内心的体味，全泡在这壶茶中了。周作人的茶，周作人的人生，怎样一个苦字!由人及茶，由文及茶，或者由茶及人，来认识周作人，不由得也感慨系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