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椽，茶学家、茶业教育家，制茶专家，是我国近代高等茶学教育事业的创始人之一，为国家培养了大批茶学科技人才。在开发我国名茶生产方面获得了显著成就。对茶叶分类的研究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著有《制茶全书》、《茶业通史》等。

幼年时期，他父亲常常向他讲述戚继光、郑成功、林则徐的故事，灌输爱国主义思想，鼓励他长大后要像这些民族英雄那样为国家干一番事业。1934年，26岁的陈椽从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毕业后，先后在茶场、茶厂、茶叶检验和茶叶贸易机构工作。他既看到了茶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也看到了当时中国茶叶科学的落后。于是下定决心献身茶业教育事业。在他任浙江茶叶检验处主任时，就开始着手收集茶叶科学的有关资料，建立了茶叶检验实施办法和一套完整的表格。1940年，他拒绝了堂兄弟为他谋得群商组织的如达公司董事长的聘请，毅然赴浙江英士大学农学院任教，专心致志地开始研究茶学。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到处狂轰滥炸，英士大学数迁校址，教学与生活都十分艰难。但在教学中，他照旧认真备课、讲课，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鼓励学生为发展祖国的茶叶科学而努力学习。没有教材，他就深入茶场、茶厂搜集资料，编著了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高校茶学教材《茶作学讲义》。这本教材包括茶业通论、茶树栽培、茶叶制造、茶叶检验等方面的内容，从而被晋升为副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受聘到复旦大学任教，继续为创立茶业教育体系而努力。先后编著了《茶叶制造学》、《制茶管理》、《茶叶检验》、《茶树栽培学》等４部教材，以满足教学的需要。在教学的同时，他还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不断充实教学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茶业教育和科研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从此更激发了他的工作热情。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他自愿要求到工作、生活条件较艰苦而盛产茶叶的安徽工作，担任安徽农学院副教授兼茶业系主任，亲自抓教学大纲的制定、课程的设置和生产实习基地的建设，为该系的创办、教学科研逐步走上正轨化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1957年晋升为教授。这期间他还致力于提高《制茶学》的教学水平，两次主编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材《制茶学》以及《茶叶检验学》，出版了《茶树栽培技术》、《安徽茶经》和《炒青绿茶》等专著，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离开教学、科研岗位后，也从未中断过写作。他结合自己的教学和实践经验，将平时收集的资料加以整理，写成了《制茶全书》，分“总论”、“绿茶”、“黄茶和黑茶”、“白茶和青茶（俗称乌龙茶）”、“红茶”等５个分册，共100多万字。

“文化大革命”后，他又回到了教学、科研第一线，这时虽已年高体衰，但精神更加焕发，他说：“我好像严冬下的一棵‘老茶树’，春天来了，我这棵‘老茶树’又重新抽枝发芽了。”1977年，他虽然肌膜炎复发，不能走路，但还是忍着疼痛，夜以继日地在病榻上撰写了《茶业通史》、《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史》、《茶与医药》3部共100多万字的巨著，向全国科学大会献礼，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对党和人民的赤诚之心。同时，他还向国务院提出了茶业教育事业发展的设想，1978年，建议并参与在安徽农学院茶业系创办全国第一个机械制茶专业。1978年9月，他不顾自己年迈体弱，不畏路途遥远，带领９所院校茶叶专业的教师深入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茶区，历时1个多月，搜集有关茶叶生产的科研资料，以充实《制茶学》内容，按时完成了教育部、农业部交给的高等农业院校统编教材《制茶学》的主编任务。之后，他又编著《制茶技术理论》，作为研究生必修课的教材，主编《中国名茶选集》，作为制茶学的补充教材。正如他的学生们所说：“陈老师的一生是著书的一生，也是育人的一生。”在完成上述教材后，他又着手编写茶业经济专业的教材，主编了《茶叶商品学》，受农业部乡镇企业管理局委托编写了《茶业经营管理学》，还编写了《茶药学》、《茶叶市场学》、《茶叶贸易学》，这些教材有的已经出版，有的即将出版。他说：“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还想完成茶业经济专业的最后一本教材《茶业经济学》，这样就初步建立了完整的中国茶业教育体系和各专业的主要教材。”他就是这样锲而不舍地追求，废寝忘食地工作。他说：“毛主席有两句话我印象最深刻：外国人有的我们要有，外国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一生要为此奋斗，建设外国人没有的茶业教育体系。”

几十年来，陈椽在教学的同时从未间断过茶叶科学的研究工作。早在40年代，他就在制茶技术、茶叶化学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研究，特别是在茶叶“发酵”的理论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提出了制茶的变色学说，论证了制茶变色的原理和色变的机制与实质。证明制茶过程的变化主要是多酚类化合物在一定条件下的氧化变化，从而形成了各类茶的品质，产生了茶叶的各种色泽。1951年，前苏联科学院院长奥巴林院士来我国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特意来复旦大学茶叶专修科参观访问，向陈椽询问黄茶的制作方法，陈椽把他在茶叶化学研究方面的大部分内容提纲式地写在黑板上，这位院长看了之后发现自己的假说“茶叶发酵与呼吸有联系”是错误的。回国之后，即在杂志上发表文章，高度赞扬陈椽在茶叶科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文中写道：“谁说中国人不研究茶叶，复旦大学陈椽教授不是在卓有成效地研究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茶叶研究受到重视，条件也好多了，陈椽更集中全部精力潜心于茶业教学和科研，不断实验，不断总结，昼夜伏案地撰写专著和论文，到1990年8月止，共发表189（部）篇共1000多万字的论文和著作，为中国茶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

80年代以来，国外许多学者都慕名前来或写信向陈椽求教。日本丰茗会理事长松下智专程来合肥拜会陈椽，向他求教制茶起源、饮茶起源等问题。1987年2月，日本研究黑茶专家将积祝子教授也从日本来到合肥参加庆贺陈椽80寿辰大会。她在祝词中说：“陈椽先生是我的导师，他像慈父一样，对我循循善诱，进行了多方面的指导。我是一个尚未成熟的研究者，研究还刚开始，主要从事日本黑茶的研究，今后还想继续在陈椽先生的指导下，从各个角度深入开展研究……。”1987年10月，英国皇家农业中心邀请陈椽参加皇家国际农业展览会，他虽然因年老不便远行，但他的几部著作在展览会上展出后，同样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此外，他又为在北京召开的由北京市政府、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烹饪协会、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和北京饮食文化国际研讨会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饮食文化国际研讨会”撰写了《茶树起源及其原种》和《十二论茶文化大观》两篇论文。所有这些活动均推动了中国与世界的茶叶文化和学术的交流。

为国家培养了几代茶学科技人才

陈椽自1940年登上大学讲坛至今，已经有50个春秋了，目前，他仍以80多岁的高龄风雨无阻的亲自到教室给学生讲课，在黑板前一站就是两个钟头，大家都为他这种对教育事业火样般的热情和忘我的工作精神所感动。

他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几十年来一丝不苟地对待每一堂课，有时遇到出席重要会议，会议结束后他总是及时地把课补上。他常把学生请到家中，听取他们对教学的意见，以提高教学质量。他说：“教学、科研是我们大学教师的首要任务，为四化培养人才不提高教学质量是不行的。”《茶叶商品学》从原来的8章增加到14章，就是在接受学生意见的基础上而增补改写的。

陈椽善于改革教学方法，积极推行启发式教育。他要求学生在上课前要预习3次，第一次阅读全章的内容；第二次找出全章的问题；第三次用红笔划出难题，然后思考问题自己解决，如有困难先在同学间切磋，不能解决的问题在上课时请教老师。全国制茶助教进修班和研究生班都是采取的这种教学方法。在每章学习结束后，要求大家写出读书报告。这样做不仅较全面地复习总结了本章的主要内容，而且还锻炼了大家书面语言的表达能力。同学提交的章节论文短的一二千字，长的１万多字，他都认真批阅。有的还当面和学生交换意见，或指出不足之处，或表扬学生的独立见解。他还常常亲自指导学生的制茶实习，言传身教，耐心细致地讲解制茶原理，亲自指导操作技术，有时为了制好一种茶，要连续操作到深夜，连饭都顾不上吃。

他在教书的同时还重视育人，重视学生的思想教育。他说：“过去那种教书不教人的教育方法害死人，必须彻底改革，我们要培养出合格的高级科学技术人才，教书就得教人。”由于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对同学热情帮助，体贴关心，所以经常有不少学生登门求教。他从不以来访者、来函者身份的高低、年龄的大小而区别对待。有求必应，来者不拒，这是他待人的准则。他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1989年获全国高等院校教学成果二等奖。

半个多世纪以来，陈椽为国家培养了几代茶学科技人才。除了2年制的专科生和4年制的本科生外，1980年恢复研究生制度后，又先后招收了制茶、茶机、茶叶检验、茶史、茶叶贸易、茶叶市场学等方面的硕士研究生13名。为了加速高校的师资培养，1986年开办了全国制茶助教进修班，亲自编写教材并讲授《制茶技术理论》课程。并多次配合农业部、商业部等单位举办全国性制茶技术训练班，以及通过下场、下乡举办短期学习班等方式，培训基层技术力量。通过上述多层次的教学方式，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高、中级人才，他的学生中不乏教授、专家及茶叶部门的业务骨干。

论证中国云南是茶树原产地

20世纪40年代，英、美、日、印度等国某些学者提出“茶树原产地是在印度阿萨姆，中国茶树是从那里传来的”，并说：“中国茶的起源据可靠史料，约在公元3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