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讲述的故事，是一个香港老普洱茶人，姓姚名计，广东东莞人，少年“文盲”，来港后在南北行“和隆兴”店铺当学徒，后升至店铺管店（向船公司取载位，赚取船公司运费的退佣），有一点积蓄。姚计有个好朋友叫李润，解放前在广州茶叶铺干活，熟悉茶叶品质、产区的情况，特别对云南普洱茶情有独钟，他向姚计传授了不少普洱茶的知识。50年代中期，两人在港合作开设“联兴隆“茶行，开始生产六堡笠装茶转销星马市场。后来香港加工成本高，加上星马与大陆直接贸易，致转销星马业务量萎缩，“联兴隆“转而加工生产云南普洱散装茶。进入70年代，因云南青毛茶供港断断续续，故购入北越河江茶储旧后供应市场。

姚计没有文化，但他人勤奋，用一套独特简单的方法观察世界。他从不穿西装，从来只买电力公司和电车行的股票。他心里明白，人总是要明亮要乘车。他相中了云南普洱茶，悟出长期存储会提升价值的道理。他用手上的钱，购进香港德辅道西147号一幅地皮，于60年代初期建成一幢6层高的商业楼宇，上面的楼层出租/出售，临街则独资开设了“义安茶庄”，供零售茶叶之用。

店铺开设初期，从香港经销商进一些货品应市撑门面。70年代中期，通过港茶叶商会理事长郭宏廉先生介绍获“德信行”批准以二盘商身份参加广交会。由于云南茶叶公司当时尚是货源供货单位，该段期间尚未直接出口，姚计只好向广东茶叶公司购进一些品种。80年代初，他通过“德信行”茶叶部林圣光先生（因姚不懂普通话）当翻译在广交会上认识了我。林先生告诉我，别看他像个乡巴佬，土财主，入了仓的茶难得拿出来卖，只在店铺里卖给茶客，一点都不给茶楼酒家。计划经济时期，广交会上茶商分为两个档，进口商也叫头盘商，可在头十天入会洽谈交易，经销商也叫二盘商要到后期才能进馆洽谈。我那时是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出口科副科长。一般来讲，我们手里的货单都让头盘商先过一遍，挑剩的货单再留给二盘商。头盘商是过手财主，多数不存茶，洽谈时专挑应市快的品种。二盘商里，像姚计这样大批存茶的也鲜见，多数接货后卖给茶楼酒家，尽量争取不入仓。

我对姚计发生了兴趣。林先生不在时，我们比手划脚地交谈，个别字句用笔写出来，外贸术语那几个英文词，他也还写得出来。我留意他订的货，紧压茶没得选择，散茶都是粗脚大手那一类。印象特深的是，下关的产品种类多，综合使用原料能力强，筛出的5、6级普洱茶粗壮肥硕但没有芽头。芽头用到滇青、青沱和茶砖盖面上了。出乎意外，姚老头专挑这个茶。日本人订了一批货，芽头特显，合同履行完还有一两吨堆尾。香港的茶商都不要，我想说服姚计，同时把价格拉低报给他。价低他也不要。我一再追问，他道出了原委。老辈人告诉李润，嫩芽存放时间久了会炭化掉，味儿也不好。原来嫩芽纤维度低，苦涩味不够，做绿茶口感好，做普洱却转不出醇味。到车间观察，如老嫩青茶同堆发酵，粗壮叶子还未发透，嫩芽已经烧了。

90年代初，省体委主任戴文忠和我率云南桥牌队参加香港国际城市桥牌邀请赛。除了比赛，我还要去参观姚计老先生存放云南普洱茶的仓库。他来赛场转了几次，要请桥牌队吃个饭。餐厅服务员看他那身穿着，只管我们，竟然不招呼他。餐厅很考究，菜肴有鱼翅、鲍鱼和燕窝。看戴主任诧异的神情，我告诉他，老头是个土财主，存了几百吨云南普洱茶，存茶数量在香港数第一。姚老头在香港有十多个存茶地点，他或租或买，全部是大楼的地层。仓里各类新老茶叶混杂堆放，从地到顶，见缝插针，堆得满满的，只有屁股大个地方周转。库房里没有圣书上说的缸罐器皿，没有空调更没有除湿机，一切依自然而自然，只有老头常在仓里翻来倒去折腾。

姚计老先生没有文化，他不知道法国人的科学实验，他想不到今天有那么多书在写普洱茶，但他有悟性，悟出了普洱茶几百年历史的真谛。与香港饮用普洱茶的历史相比，台湾短得多。香港人懂做普洱茶却不懂做文化，台湾人懂做文化却不懂做普洱茶，终于引来一片江湖混乱。有个叫茶煲小生2的网友大叫：“我晕头转向!我晕头转向!我晕头转向!”作家吴合对是个用心喝茶的人，喝了一年多，也喝晕了。他在徘徊中找到我，饮了一壶老茶，岁月的陈香让他清醒过来。看他的神情，高兴了。

香港回归前，姚计老人己患有“老人痴呆”症，什么人及事情都不能回忆起来，只是会常问起邹、林二人的近况。老人2000年病逝，享年88岁高龄。他走了，留下一批好茶，实实在在的好茶。

百年普洱茶图谱登了一张砖茶图，有悖历史，但不会影响姚计老人兢兢业业、光明磊落储存云南普洱茶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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