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熟识文老多半是从他的楚辞研究开始，记得文怀沙先生也曾因此被毛主席评价为“骚作开新面”，从而得了“活屈原”的称呼。这次有幸接触到这位年已９５岁的国学大师实在是沾了茶的光，在１０月中旬的天下赵州禅茶文化交流会上第一次见到这位耄耋之年的世纪老人，精神矍铄，话语铿锵，样貌难以让人相信他的年龄。同来的记者告诉我，欢迎宴上，文老伸手炫耀自己双手没有一颗老年斑。难怪交流会上的发言开场，文老便讲：“什么都可以记得，就是不要记得年龄。”

当年在章太炎门下文老曾与鲁迅先生同学，对经史百家、汉魏文学、金石书画无所不窥。如今也可谓是全国人民的家中一宝。近几年，在茶文化活动中，文老时有露面，问及缘由，文老笑得孩子般卖着关子先讲了自己应邀写的一字千金的碑文。

文章是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所刻的两块石碑而写的，一块在上海浦东，一块在深圳，碑身正面为文，反面是文老以近半数的稿酬请陈林做的翻译。连同正文后记不足５００字，约稿稿酬高达５０万。

条件是：一要中学生看得懂，二要越是学问大的人越能从中得到心灵震动。

文老在交流会的发言中读了全文：

燕堂茶话

茶文化与酒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

酒令人糊涂，茶令人清醒。郑板桥说：“难得糊涂”；文怀沙说：“难得清醒”。只听说酗酒闹事，却不曾听说品茶打架。

醒酒的良方是饮茶。

酿酒始于奴隶社会；喝茶则先于阶级社会。茶人是酒人的老前辈。

人类糊涂之极，导致战争；世界清醒气爽，则走向和平。我晚年倡导《三字经》——正、清、和“文化”，她与茶文化一脉相承。

我主张：少开酒楼，多设茶馆。

以上短文，书讫，文怀沙自评曰：本人青年时代曾有过酒精中毒的经验，我几乎醉死。复生后戒酒，遂移情于茶。

囿于个人遭逢，以上《茶话》难免片面，如冷静平心而论：茶与酒各有千秋，即糊涂与清醒各有各的用处。可悲者：该糊涂时偏偏清醒；该清醒时又偏偏糊涂。有的人大事糊涂，小事清醒；有的人小事糊涂，大事清醒。看来清醒与糊涂也许有互补作用。古今歌颂酒的诗、文，真是太多、太多。本诸“矫枉必须过正”，我歌颂茶!我赞美屈原高唱“举世皆醉，唯我独醒”。我认为所以“独醒”乃不饮酒之故。我心目中的酒徒郭沫若先生反对我的论断，曾对我说，屈原酒量特别大，所以喝不醉也。

文老说年轻时，自己饮酒过度，酒精中毒差点死掉，是在酒糟上植物人一样静躺了几天几夜经历了很多痛苦才捡回了这条命，所以现在移情于茶。文老戏谈：有人问文怀沙你不是视酒为妻吗？怎么中途变节了？我说，是酒谋害亲夫。我本身是两个文怀沙，一个文怀沙是酒的文怀沙，已经死掉了，一个是茶的文怀沙。

其实，关于清醒与糊涂，清茶与浊酒，都还有所含指。百字文中略有敛盖、点到为止。身为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文老曾将这一清一浊比做东西方文化。众所周知，茶是可以解酒的，是令人神清气爽的饮料。文老说，以茶解酒正像东方文明可以帮助西方文明从物质性与技术性的癫狂与迷醉中走出来。文明糊涂的极点就是战争，战争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却是不流血的战争，这其间也有着王道与霸道的区别。文老对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此起彼伏的局部战争、日渐猖獗的大规模的恐怖活动十分担忧。他引用郑板桥的“难得糊涂”，说出今时今日对世人“难得清醒”的忧虑。他曾说惟有真正的清醒与反思，才能使世界重归于和平，渐趋大同，希望东方的“中国茶”，能够解了西洋沉迷日深的“酒毒”。

文老的碑文是给大学问者以心灵震动的，在此并不好妄自揣测。然而他健康的身体、敏捷的思维、激情言语的字句铿锵是有目共睹的。包括中国广西巴马县在内的世界长寿之乡多有长期饮茶的习惯，茶与健康的关系也正随着科技的进步而逐渐被认识，健康饮茶的历史更不乏佐证。正如文老所说，茶饮确是清醒调和而非麻醉逃避之物，希望在茶为国饮的倡导下，饮茶与茶文化真正可以带来全民的大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