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的宗教文化，对一个地方的民俗民风、普通民众的性格心理、社会文化的结构层次等，往往会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作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正好就是历史上宗教文化繁育生长的丰沃土壤。成都作为中国道教的发源地和佛教文化的历史重镇，一直都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一席之地。同时，作为民间土壤中影响最深、涵盖面最广的佛、道信仰，也是成都地方文化众多元素中极为重要且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有“茶仙”之称的唐人陆羽，在其著名的《茶经》中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树如瓜芦，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实如栟榈，叶如丁香，根如胡桃。”又说蜀中茶的品级，“以彭州上，绵州、蜀州次，邛州次，雅州、泸州下，眉州、汉州又下。”《神农本草》中说：“茶生益州，川谷山陵道旁，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干。”在这些中国早期的典籍之中，凡是说到茶，都离不开巴山蜀水一带，那时候成都平原和盆地周边山区，气候温润适宜，正是中国茶的原产地之一。

陆羽所在的唐朝时期，中国疆域广阔，对外交往频繁，国都长安更是当时世界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国茶文化的主体精神，就是在这种大气候下形成的。而西蜀成都又是大唐天子两度避乱驾临之地，所以，蜀中的茶文化也一度冠盖于全国。

东方民族全民皆好饮茶，传至西方之后，如今饮茶更成为风靡世界的三大无酒精饮料之首。法国人认为茶是“最温柔、最浪漫、最富有诗意的饮品”；英国把茶视为“健康之液，灵魂之饮”；在日本，饮茶的传统则与中国一脉相传，他们不仅视茶为“百病良药”，还将之提升到“道”的高度。现在的中国，虽然西洋饮品席卷而至，且品种花样繁多，但除了吸引小孩子那好奇的眼球外，对全民饮茶的习惯并无多大改变。究其原因，饮茶除了解渴这等功能性的实用价值外，内里还大有文章，其精神高度和文化含量，是一切外来饮品所难以企及的。

寺庙道观的茶艺茶礼

就成都而言，老成都人爱坐茶馆，其嗜茶好饮之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各地。无论市区乡镇、闹市野外，大小茶馆可谓比比皆是，一直到今天也长盛不衰。那里的竹靠椅、小方桌、三件头盖碗茶具、老虎灶、紫铜壶，以及茶倌跑堂时添水吆喝的特色，都形成了一套川味浓郁的茶馆文化，难怪世有“蜀土茶称圣”之说。

其实，中国茶从一诞生起，就与蜀中高邈而神奇的禅、道文化密不可分。

在唐代，蜀中禅、道盛行，这些修行之人除日常看经习教之外，最重要的修炼方式，就是长时间静坐，以期“存神静虑”、“调息入定”，一般俗称打坐。无论是禅、道两家，对静坐修行的要求，除晚上不吃任何食物之外，还要求排除所有的杂念，专注于一心一境，这样才可能达到身心轻安明净，最终开悟证道的目的。静坐修行最大的障碍是昏沉嗜睡，心不清明，而饮茶所特有的提神养心、换气醒脑的作用，既可以让出家人有效地保持长时间静虑存神的功夫，又可使他们晚间减轻饥饿感，增强体质。所以，当时无论是禅门还是道家的修行人，都首选上好茶叶作为其助道的饮品；日常的寺庙经济也以种茶、制茶为主。到了后来，寺庙道观形成了饮茶的定制。佛教寺庙以“请茶”、“普茶”等作为日常礼仪；而道观里则以入“茶寮”参加“神仙茶会”为礼仪。由此看来，在禅门、道家的礼数当中，吃茶这种休闲娱乐的方式，早已从它的原始功能中衍化开来，上升为一种修心养性的精神活动。

唐人饮茶，以煮茶为主，到了宋代，改唐人的煮茶法为点茶法，并在色、香、味上更加精细讲究。至南宋时，又出现泡茶法，使饮茶之习得以简化，从而由寺庙宫观普及到寻常百姓家。宋代饮茶技艺如同当时的其他传统艺术一样，均已达到一个高峰。这在整个历史上是鲜见的，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如宋人一样热衷于茶的感官趣味。当时的著名茶客大多数都是著名文人大家和僧道中人，如欧阳修、王安石、苏门三杰、黄庭坚、梅尧臣等，以及与他们作方外之游的名僧高道。当时的情形是诗人写茶诗，书家写茶帖，画家工茶画。而普通老百姓，则把饮茶作为增进友谊、融洽社交的手段，并发展成为民间礼节。据载，北宋流行的民俗是，有人搬进新居，左邻右舍便要彼此“献茶”；邻居之间请喝茶叫“支茶”，等等。宋人对茶的热爱使茶艺有了极大的发展，甚至以“斗茶”、“茗战”这种激烈的品茶竞争方式，作为日常娱乐的一部分。

到了明清，茶叶生产方式和饮用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冲泡法的兴起，使从唐宋沿袭下来的茶具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明代的紫砂壶艺的兴起，是明代茶叶文化的一个丰硕果实，清代则使茶馆文化更加深入民间。

成都茶馆，除了供人们闲时品茗之外，更是重要的娱乐场所和社交场合。听戏看书、纸牌麻将、赏花买彩票、谈生意做交易，诸如此类，可谓是成都市民社会生活习俗的一面镜子。可以这么说，如果不去成都的老茶馆，你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成都人的精神状态，更不可能体会成都地方独具魅力的民间生活。

蜀中禅茶：日本茶道的源头

一天傍晚，在极具传奇色彩的日本一休禅师的道场里，一位嗜茶如命的年轻禅僧结束了一天的苦参，端起自己心爱的茶具，准备用那清香沁人的茶汤，滋润一下已经精疲力尽的身心。但是，就在茶碗刚刚送到嘴边的一刹那，悄悄来到他身边的一休禅师，突然在他耳旁大喝一声，紧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挥起铁如意，将他手中的茶具打落在地！

这是在日本禅宗史上意义非凡的一刻！——应声粉碎的，不仅仅是那套名贵的日本茶具，也包括这位年轻禅僧内心的是非得失、名利荣辱、苦乐生死！在一休禅师的钳锤棒喝之下，这位名叫村田珠光的年轻禅僧，终于在饮茶的一瞬间大彻大悟了！到了今天，他已经被全日本尊奉为“禅茶之祖”了。

村田珠光因茶而悟道之后，他的老师一休禅师便将自己平生所得的禅法心髓传给了他，并且还将自己秘藏多年的宝贝——来自中国成都昭觉寺的一代宗师圆悟克勤禅师手书的“禅茶一味”遗墨，一并传付与他。珠光对这幅墨宝珍爱之至，一直将它作为自己的茶室挂轴悬在正中，以时时提醒自己，要以一个禅者的堂堂威仪进行点茶、品茗、洗心。

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在后世日本的茶道仪礼中，其第一要具，便是茶室之中必须有格高脱俗的字画挂轴，尤其以高僧大德所书之佛言祖语和历代禅门祖师画像为极品。圆悟祖师的这幅“禅茶一味”墨宝，如今仍保存在日本奈良的大德寺中，成为日本禅茶的至宝。想来也只有在这样恒时散发着德行光辉的墨迹面前，人们才能虔心恭敬，才能从袅袅出壶的茶香中，品尝出禅茶中的妙谛来。

除了圆悟祖师这一幅“禅茶一味”的书法以外，日本禅茶与成都还有什么渊源呢？

原来，茶叶的栽培制作自唐代传入日本之后，到了宋代，寺庙饮茶之道的东传，形成了日本饮茶文化的第二次高潮。当时成都昭觉寺一代禅门领袖圆悟克勤大师的临济宗法脉，经由得法弟子佛海慧远，传至日本来华参学的睿山觉阿上人，想来这幅“禅茶一味”的墨宝，可能就是此时传至日本的。成都昭觉寺圆悟禅师一系法脉经过数代传承，使临济禅宗在日本大兴于世。据《巴蜀禅灯录》记载，镰仓时代全日本有24家禅宗，其中20家都是出自成都昭觉寺圆悟克勤禅师一系。

对于日本茶道中的“茶礼”，普遍的说法是来源于成都大慈寺的“无相禅茶之法”。当年昭觉寺圆悟克勤禅师的师父、绵竹人五祖法演，便曾在成都大慈寺学习佛教经论及佛门礼仪，对大慈寺历代相传的茶礼也十分熟悉。他离开大慈寺到湖北省黄梅县五祖山讲禅，向同门师弟刘元甫谈及大慈寺的茶礼，刘元甫以此写了一本《茶道清规》，提出了“和、敬、清、寂”的饮茶理论。

后来，蜀僧道隆禅师东渡日本，先后担任日本多家寺院的住持，将大慈寺传承已久的茶礼也传遍了日本。道隆收有一位日本弟子南浦绍明。这位绍明禅师后来又到中国求法，并专程将刘元甫所著之《茶道清规》一书请至日本。从此，日本寺院僧堂中僧人的饮茶礼仪无不带有成都大慈寺的影子。《茶道清规》中“和、敬、清、寂”这四个字，正是如今日本茶道的“四规”，成为茶道信徒顶礼膜拜的最高宗旨。

青城道茶：道家养生的仙品

至于道家饮茶，原本并不讲究太多的规矩形式，而是从道教贵生、养生的目的出发，以茶饮的自然药用价值来助长道行功用。如果说佛家之禅茶，重视的是灵明玄妙的精神品质的话，那么道家之道茶，则偏重于长生保命、益寿延年之功果。

蜀中产茶，历来以雅安蒙顶茶、青城山雪芽、大邑雾中茶、峨眉竹叶青等最为著名。这几处盛产茶叶的地方，在过去都是道教所谓的“仙家灵地”，尤其是被后世道教尊为“第五洞天”的青城山，更是翠峰幽谷，温润怡人，适宜茶树的生长。加之此处为仙家修真的圣地，地脉风水奇佳，物产多含灵气，故历来盛产仙茶名品。

道教有多神崇拜的倾向，所谓“聪明正直，死而为神”，因此以著述《茶经》而闻名的唐人陆羽，自然也就被尊奉为“茶神”。青城山上如今有茶神庙，不仅供奉了陆羽，同时还供奉有神农氏的石刻像。相传南朝著名的炼丹家陶弘景曾到青城山修过道，他在《杂录》中说：“苦茶，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在《神农本草经》中又说：“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以此推断，茶的饮用和药用功效，青城道士们很早就已经掌握并运用了。据说早在唐宋时代，大凡入青城山沿丹梯石级而上的朝山者，每每在人困力乏，口渴难耐之时，就会遇到沿途道士所设的施人茶水的摊点。此施茶济水之风一直延续下来，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可以在青城盘曲的古径之上，看到那些令人感动的道人身影。

上世纪90年代，考古人员对青城山古建福宫遗址进行了试掘，在发掘出来的大量文物中，有一件宋代的仿建窑兔毫纹黑釉深腹小圈足茶盏，显得造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