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茶业教育和科研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从此更激发了他的工作热情。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他自愿要求到工作、生活条件较艰苦而盛产茶叶的安徽工作，担任安徽农学院副教授兼茶业系主任，亲自抓教学大纲的制定、课程的设置和生产实习基地的建设，为该系的创办、教学科研逐步走上正轨化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1957年晋升为教授。这期间他还致力于提高《制茶学》的教学水平，两次主编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材《制茶学》以及《茶叶检验学》，出版了《茶树栽培技术》、《安徽茶经》和《炒青绿茶》等专著，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离开教学、科研岗位后，也从未中断过写作。他结合自己的教学和实践经验，将平时收集的资料加以整理，写成了《制茶全书》，分“总论”、“绿茶”、“黄茶和黑茶”、“白茶和青茶（俗称乌龙茶）”、“红茶”等５个分册，共100多万字。

“文化大革命”后，他又回到了教学、科研第一线，这时虽已年高体衰，但精神更加焕发，他说：“我好像严冬下的一棵‘老茶树’，春天来了，我这棵‘老茶树’又重新抽枝发芽了。”1977年，他虽然肌膜炎复发，不能走路，但还是忍着疼痛，夜以继日地在病榻上撰写了《茶业通史》、《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史》、《茶与医药》3部共100多万字的巨著，向全国科学大会献礼，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对党和人民的赤诚之心。同时，他还向国务院提出了茶业教育事业发展的设想，1978年，建议并参与在安徽农学院茶业系创办全国第一个机械制茶专业。1978年9月，他不顾自己年迈体弱，不畏路途遥远，带领９所院校茶叶专业的教师深入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茶区，历时1个多月，搜集有关茶叶生产的科研资料，以充实《制茶学》内容，按时完成了教育部、农业部交给的高等农业院校统编教材《制茶学》的主编任务。之后，他又编著《制茶技术理论》，作为研究生必修课的教材，主编《中国名茶选集》，作为制茶学的补充教材。正如他的学生们所说：“陈老师的一生是著书的一生，也是育人的一生。”在完成上述教材后，他又着手编写茶业经济专业的教材，主编了《茶叶商品学》，受农业部乡镇企业管理局委托编写了《茶业经营管理学》，还编写了《茶药学》、《茶叶市场学》、《茶叶贸易学》，这些教材有的已经出版，有的即将出版。他说：“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还想完成茶业经济专业的最后一本教材《茶业经济学》，这样就初步建立了完整的中国茶业教育体系和各专业的主要教材。”他就是这样锲而不舍地追求，废寝忘食地工作。他说：“毛主席有两句话我印象最深刻：外国人有的我们要有，外国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一生要为此奋斗，建设外国人没有的茶业教育体系。”

几十年来，陈椽在教学的同时从未间断过茶叶科学的研究工作。早在40年代，他就在制茶技术、茶叶化学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研究，特别是在茶叶“发酵”的理论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提出了制茶的变色学说，论证了制茶变色的原理和色变的机制与实质。证明制茶过程的变化主要是多酚类化合物在一定条件下的氧化变化，从而形成了各类茶的品质，产生了茶叶的各种色泽。1951年，前苏联科学院院长奥巴林院士来我国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特意来复旦大学茶叶专修科参观访问，向陈椽询问黄茶的制作方法，陈椽把他在茶叶化学研究方面的大部分内容提纲式地写在黑板上，这位院长看了之后发现自己的假说“茶叶发酵与呼吸有联系”是错误的。回国之后，即在杂志上发表文章，高度赞扬陈椽在茶叶科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文中写道：“谁说中国人不研究茶叶，复旦大学陈椽教授不是在卓有成效地研究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茶叶研究受到重视，条件也好多了，陈椽更集中全部精力潜心于茶业教学和科研，不断实验，不断总结，昼夜伏案地撰写专著和论文，到1990年8月止，共发表189（部）篇共1000多万字的论文和著作，为中国茶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

茶叶消费总量三亚有什么茶叶

80年代以来，国外许多学者都慕名前来或写信向陈椽求教。日本丰茗会理事长松下智专程来合肥拜会陈椽，向他求教制茶起源、饮茶起源等问题。1987年2月，日本研究黑茶专家将积祝子教授也从日本来到合肥参加庆贺陈椽80寿辰大会。她在祝词中说：“陈椽先生是我的导师，他像慈父一样，对我循循善诱，进行了多方面的指导。我是一个尚未成熟的研究者，研究还刚开始，主要从事日本黑茶的研究，今后还想继续在陈椽先生的指导下，从各个角度深入开展研究……。”1987年10月，英国皇家农业中心邀请陈椽参加皇家国际农业展览会，他虽然因年老不便远行，但他的几部著作在展览会上展出后，同样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此外，他又为在北京召开的由北京市政府、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烹饪协会、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和北京饮食文化国际研讨会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饮食文化国际研讨会”撰写了《茶树起源及其原种》和《十二论茶文化大观》两篇论文。所有这些活动均推动了中国与世界的茶叶文化和学术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