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涛 周树红

茶，为中国特产，古代与丝绸媲美，世俗被列入开门七件事中。据《日知录》卷七“茶”记载，我国古代饮茶“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自那以后，饮茶风俗逐渐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茶馆，作为人们交流思想、切磋技艺、洽谈生意或化解纠纷的场所，随着饮茶的普及和茶业的发展而逐渐在各地涌现和兴旺起来。

以“龙井茶虎跑水”著称的杭州，作为我国著名的“茗都”，其茶馆的历史可追溯到宋代，甚至更久以前。宋代承唐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转折阶段(五代十国)以后，社会经济的发展，又踏上一个新的台阶。作为经济生活标志之一的茶馆，在杭州并不亚于北方的汴京且有盛无衰。大街小巷，茶馆林立，大有“卖酒的青楼高 ，卖茶的红炭满炉”之场面。在记载杭州城市生活的《都城纪胜》一文中，专门有“茶坊”一书，描述杭州城内的茶坊(即茶馆、茶楼)很考究，室内“张挂名人书画”，供人消遣欣赏，以前只是酒楼内挂字画，“今茶坊皆然”。《梦梁录》中也提到杭城茶馆“……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门面”。茶坊里还“四时卖奇茶异汤，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或卖盐鼓汤。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梦梁录·茶肆》)元、明时代的茶馆，基本上是宋代茶肆、茶楼的延续，在内容和形式上没有多大区别。我国元末明初的小说家施耐庵曾是元末至顺年间(1341～1368年)的进士，在钱塘(杭州)做过两年官，后终身不仕，矢志著述。他在小说《水浒传》中对茶馆的描写，可以说是反映了当时杭城的茶馆面貌。当时的茶馆似乎不如酒馆来得多，但夜间也营业，而且对茶叶的质量、泡茶用水、盛茶器皿等都在过去经营茶坊的基础上有所总结和提高。

清代，社会政治局面稳定，经济繁荣，出现了前期的“盛世”和“太平”局面，使得“太平父老清闲惯，多在酒楼茶社”中。晚清时期，中国封建王朝日趋腐朽，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国家凋敝，政局动乱，茶馆成了悲观消极的人们虚以度日，以及关心国家和自身命运的人们了解信息的场所，这些都促使了清代茶馆业在明代的基础上更加兴盛起来。

清代的杭州，受大气候的影响，也是茶馆遍布，茶客云集，茶馆成了上至达官贵人，下至挑夫小贩云集的场所。《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曾在乾隆年间来到杭州，在小说中描述了马二先生在钱塘门外、净慈、雷峰附近、吴山上、城隍庙等处6次吃茶的情景。一路上茶馆云集、鳞次栉比，单吴山上就有茶馆(茶摊)30多处。《儒林外史》虽然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其中对茶馆的描述，完全可以作为当时的社会茶俗史料运用。事实上，不仅是吴山，在杭州各个景点，如玉皇山、宝石山、云栖等，以及城市大街小巷，都有规模大小不等的茶馆。 随着清王朝的衰败，太平军起义，辛亥起事，层出不迭的政治风云弥漫全国，茶馆酒楼正好作为这种交流、发泄最好的场所而在全国 城乡发展起来。杭城也不例外，并且由于杭州龙井茶、虎跑水的闻名遐尔以及西湖山水的秀丽景致，使杭城茶馆业更加欣欣向荣。当时，西湖东面湖滨一带城墙高耸，游船在柳浪闻莺一带停泊，附近开设有“三雅图”，“藕香居”两大茶苑。后来城里有“四海楼”、“连升阁”茶楼，城站有“迎宾楼”茶楼，南星桥有“碧霞轩”茶楼。井亭桥畔的“七重天”茶馆还开了“露天夜花园屋顶茶室”，还有专养鸟者买卖鸟类的“鸟儿茶会”。另外还有万安桥下的水果行茶店，堂子巷、城头巷的木匠业茶店等以行业划分的专业茶馆。

解放以后，杭城茶馆业曾一度低落，但进入本世纪90年代，杭城的各式茶馆、茶艺馆、茶楼、茶苑、茶艺中心和茶艺乐园又骤然兴起。它们有的以西湖为中心，环沿西湖的南山路、湖滨路、北山路上，以及一些高级宾馆、酒楼、商厦附设的茶座，装修豪华，设备精良，既有现代风格，又有古典情调，但消费较高，成为名声显赫的“上档次”茶馆、茶艺馆，出入者一般为现代都市时髦男女和“大款”，或成为客商洽谈生意之处；有的则开设在西湖游览区、庭园景点的山村水边，如中国茶叶博馆内的茶室、西湖国际茶人村、龙井寺茶室、虎跑茶室、九溪茶室等，多以民居风格建筑，古朴典雅，或配以楹联字画、名人书画、壁画木雕为点缀，具较浓厚的文化氛围，而茶资又适中，为广大市民所喜爱；此外，杭州植物园、吴山、平湖秋月以及老年公园等茶室虽设备简单，不加修饰，但有青山碧水、草地云天、古木相衬，给人以宁静、温馨、悠闲的心境，茶资又较低，是平民百姓、退休职工和上了年纪的居民弈棋、玩牌、品茗的理想场所。

近年杭城茶馆的新发展，既迎合了人们期望“回归自然，崇尚健康”的心态和时尚，又合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为宏扬祖国茶文化，促进茶叶消费提供了一次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