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谈古代茶业的向近代发展，就有必要先讲讲西方茶的饮用和贸易历史。因为，近代茶业，从某种角度来说，主要就是中国和西方茶叶贸易的事业。

那么，关于饮茶和茶的知识，是什么时候从我国和东方传到欧洲、播及全球的呢？更悠远的情况，已说不清楚，从现在能够见到的确切记载，欧洲出版的最早介绍茶叶的著作，是１６世纪５０年代威尼斯作家拉马歇所写的《中国茶》；最早把茶运销西欧的，是１６１０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队。自此以后，当时被称之为“草药汁液”的茶叶，首先在西欧上层社会风传了开来。接着由西欧、中欧传遍整个欧洲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使茶和丝绸，成为中国和西方贸易的两种主要商品。

茶在中国的传播，就从西汉王褒《僮约》为始，至唐朝中期普及南北，共用了８００多年。但是，茶从１７世纪初首输荷兰，由欧洲进一步传饮美洲、非洲和澳洲，也只用了仅一个多世纪。当然，这与中国古代和西方近代的社会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的差别有很大关系，但茶之畅饮欧洲、畅饮全球，与茶的自身魅力，不是无关的。毋庸多说，饮茶习俗在西方或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过程，自然也就是茶叶国际贸易不断和相应发展的过程。这一点，就以英国和中国的茶叶贸易，即可说明。以英国国内茶叶消费数量为例：１６９９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仅订购３００桶上等绿茶、８０桶武夷茶，市场就为之充斥。但至１８世纪末，英国每年从中国输入的茶叶，年均就达到了３３０万镑左右；至１８３４年，更猛增到３２００万镑。

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前，世界茶叶贸易，主要就是西方各国与中国的贸易。因为，其时除中国以外，产茶的国家还有日本和朝鲜，但他们出产的数量都不多。而在西方各国的茶叶贸易中，尤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著；其庞大的船队，差不多整整垄断茶的世界贸易有两个世纪之久。英国和东印度公司在长期独擅华茶贸易的过程中，一方面获得了大量税收和巨额利润；另一方面，又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英国工业产品的天生抗性，英国在英中贸易中，又长期处于逆差的地位，银两随茶叶贸易额的逐年提高，一年比一年更多地流向中国。

对于以搜括世界钱财为业的当时英国殖民者来说，茶叶贸易包括转口贸易虽然给了他们不可胜计的利益，但是，当他们看到他们到手的白银又倒流中国，这对他们来说，犹如芒刺在身，是会时刻想法拔除的。他们以有毒的鸦片，来换取中国有益健康的茶叶，以此抵消与中国贸易的逆差。这自然激起我国人民的义愤和反抗，结果，也就随之爆发了众所周知的中英鸦片战争。

战争的结果，英国的洋枪大炮，洞穿了“大清国”外强中衰的神秘外衣，并且自此的数十年间，把中国整个裸置于列强各国任意宰割的刀俎之上。英国通过鸦片战争，除维护了其贩卖鸦片的权益以外，他们为自己也为所有列强各国，打开了与中国“通商”的大门，使外国资本得以在中国沿海和内地直接开厂、设栈，强行把中国置于他们直接控制和掠夺之下。以茶叶来说，在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以后，俄国、美国等等，也竞相参与了华茶贸易，从而也打破和结束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茶叶贸易长期垄断的局面。这些变化，对于中国的主权，无疑是一种侵害；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未尝不是把中国的茶叶出口和茶叶生产，更进一步地放置于世界茶市之列，使中国茶的生产、贸易，直接或较大地受到国际茶叶市场经济的影响和调控。因为这样，所以在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商能直接在中国开行、开厂、设库、设栈，使中国茶叶贸易和茶叶生产，也相随出现了一个飞跃发展的局面。这里，我们不妨摘录中国１８６６—１９００年间一些年份的茶叶出口数为例（见下页表）。下表实质上是我国上一世纪后期茶叶出口的一个消长情况表。表中摘录了同治五年（１８６６）至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的有关茶叶出口数。从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１８８６年，是我国历史上茶叶生产和出口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的统计，我国茶叶出口的数额，继道光末年和咸丰的发展趋势，逐年呈跳跃式的递进。１８８６年以后，由于英国在印度、斯里兰卡引种和发展茶叶生产获得成功，大批新茶园投产，他们对自己的茶业实行保护政策，结果使中国茶业由持续快速发展，蜕变为连年急剧大落。

清季我国茶叶生产受国际茶市影响出现的这种大起和大落，正好也构成我国茶业由古代向近代转化的独特背景。鸦片战争以后，随各国从我国输入茶叶逐年增长的需要，我国特别是福建、广东、江西、安徽和湖南、湖北等省的茶叶生产，在咸同年间，一哄而起，出现了一个盲目发展高潮。以福建为例，如《东瀛识略》所载：“茶固闽产，然只建阳、崇安数邑。自咸丰初请由闽洋出运，茶利益溥，福、延、建、邵郡种植殆遍。”②关于福建咸同年间植茶的风起，其时闽人卞宝第也有这样一段形象的记述：沙溪“由永安入境，物产茶。土著不善栽植，山地皆租与汀、广、泉、永之人，并且将山旁沃壤弃而出租者，轻本重末，大妨农业，由是客民众多，棚厂联络。”③另外《光泽县志》中也提到，“咸丰、同治以来，遍处种茶，生息亦广”④。

类似的记载，也常见于我国南方各省的有关方志中。如安徽歙县，在其民国县志中也约略指出，“歙地宜茶”，但在“道光八年前生产无多，故须认销他县茶。厥后逐渐推种，求变为供。至光宣间，计输出者已达三万数千担”①。这里所说“道光八年前生产无多”，主要是根据道光八年撰刊的《歙县志》的记载；“至光宣间”，没确定具体年代，不过从这条资料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歙县甚至整个皖南的茶叶生产，也是在咸同或主要就是在咸同年间发展起来的。其实，清季也是我国古代茶业最后的一个发展高峰，其确切的年限，当包括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至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这样４０多年时间。中英鸦片战争，１８４２年８月签订《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向西方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５个口岸。１８４３年在虎门，又被迫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从《南京条约》和其补充“章程”等签订的具体时间，我们将五口通商对茶业产生影响，不妨就暂定为１８４３年。至于１８８６年，这一年，是我国海关统计茶叶出口最多的一年；在这年之后，我国茶叶出口就一年一年锐减了下来。

这里还要指出，清代后期我国茶业的这一飞跃发展，与国外对红茶需要的剧增是相联系的，所以，在茶类生产上，也表现出以红茶为主的发展特点。举湖南的一些史实为例。如同治《巴陵县志》载：“道光二十三年，与外洋通商后，广人每挟重金来制红茶，土人颇享其利。日晒者色微红，故名红茶。”②巴陵即今湖南岳阳县。再如同治《安化县志》也称，湖北通山一带过去也是一个重点产茶区，咸丰时因太平军征战江汉流域，原来往返通山的一些茶商，有的就“估帆取道湘潭，抵安化境倡制红茶，收买畅行西洋等处，称曰广庄，盖东粤商也。方红茶之初兴也，打包装箱，客有冒称武彝以求售者”①。这条史料不只说明安化的红茶生产，是咸丰年间由广东茶商“倡制”发展起来的，而且也反映，福建武彝和全国其他许多地区的红茶生产，也差不多都是在此前后，由广东和各省茶商倡导下风兴起来的。因为这里说得很明确，其时正值红茶“初兴”；不是指安化，而是指全国当时都属初兴阶段。这一点，我们还可从后来每年红茶所占的出口比重，看出一些线索。

从表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不但我国鸦片战争以后至光绪初年茶叶生产和茶叶出口的发展，是这一时期国际茶市对红茶需要在红茶方面的一种突出发展；同时也明显反映，在光绪十二年以后我国茶业的直线下落，是因国际红茶市场被挤而主要是红茶出口的一种衰落。其实，关于这点，在我国咸同年间茶园和茶叶生产大发展的过程中，本身也就潜伏着即将衰落的危机。因为我国各地这一纷起拓展茶园的过程，正好也是英国在印度、斯里兰卡和荷兰在印尼大规模发展种茶的过程；当他们茶园发展起来以后，受影响的必然也只会是我国茶叶的出口和茶业。事实也是如此，印度和斯里兰卡最先和主要生产的，不是别的茶类，而一开始瞄准的，就是当时世界上最畅销和中国出口最多的红茶。

上表和前表的数字还告诉我们，在１８８６年至１９世纪末的十四五年中，我国茶叶出口的数额，锐减了３８．５７％；平均每年要减少３８２８７６担。这也就是说，我国咸同和光绪初年发展达到的茶园最大面积，至上世纪末，至少也应减少或荒芜３８％。不，１９世纪末，我园茶园实际减少的面积，远不止这一数字。因为盲目发展的特点就是一哄而上，一风而散。一些地方生产的茶叶卖不出去，不只在咸同以后发展起来的新茶园，有的甚至连同过去的老茶园也一并废弃了。以广东的情况为例，如民国《广东通志稿》中就记说：“中国商品，向以茶为出口大宗，而在广东，又夙推罗定之珠兰茶为巨擘。在昔远近驰名，销流甚广，年中所值，以千万两计。近数十年来，竟为印度、锡兰茶所压倒，一落千丈，于今尚未底止，微乎殆矣。”①再如宣统《南海县志》也载：“茶叶从前为出口货大宗，现在出口之数，历年递减。光绪十八年出口尚有六芳五千担，至二十八年，出口不过二万四千担，盖西人多向锡兰、印度购茶，以其价廉也。

前后仅距十年，销数之锐减已如是，中国茶业之失败，亦大略可覩矣。”②类似的记载，在这一时期的方志和史书中，随翻即是。清末我国茶业的衰微，不简单只是出口锐减和茶业凋蔽的问题，其盲目滥垦、毁林和毁田种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生态破坏，则是更无法用一般数字来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