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代茶业的改革发展:清末民初茶叶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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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我国近代茶叶科技的普及推广,主要集中在印发科技报刊、开办讲习班和参加茶博览这样三个方面。前面说过,近代茶叶科技,是上一世纪中期以后才形成发展起来的。所以直到上世纪末,近代茶叶专著,还只有英国1872年出版的EdwardMoney《茶叶栽培和制造》,1898年GeorgeWatt的《茶树病虫害》等不多几部书。所以,清末民初我国近代茶叶科技知识,也不是通过书籍,主要是通过《农学报》等一类报刊的译文和专文来传播的。
和《农学报》差不多时间创办的类似报纸,还有1896年上海的《时务报》,1897年上海的《译书公会报》及湖南《湘报》等。这些报刊,由于用较多的篇幅教人讲求经济、时务之法,宣传泰西科学技术和介绍日本维新经验,所以在深受当时士人欢迎的同时,也颇为各级地方官吏的重视。如鄂督张之洞和湖南、江宁、贵州、浙江、杭州等府衙,都专门下发文件,“饬各属购买或订阅”上述报纸,“分发各署衙和各书院”供传看。除浙江等少数地方是由各单位和各书院自费集中订阅外,一般都是用“官银”购买送发。而且有些“札”文中明确提出,一报要大家轮流“阅遍”。“劝令广阅”的目的,即在于“择其可效法者,随时教民行之”,以储人才,以裨补地方。
对各级官吏来说,阅读后是要他们认真推广;对于优处乡闾或在书院的学子,是广其见闻,在他们现实或以后的生活中,“随时劝导农民,俾裕利源而维邦本”。一句话,当时“中国农人,病不识字”,实现传统农业包括传统茶叶技术的近代发展,就正需要也只能通过上述这些对象来“教民以自牧”。
我国近代茶叶教育,较1897年杭州养蚕学堂(后改蚕学馆),甚至后来成立的湖北农务学堂等等,都要迟一些。这究其原因,可能与戊戍变法的失败有一定联系。早在1898年的9月,光绪载就批准刑部主事萧文昭奏请的办学意见,“谕于已开通商口岸及产丝茶省份,迅速设立茶务学堂及蚕桑公院”。但不数日,载被慈禧幽禁瀛台,关于“迅速设立茶务学堂”之事,如果光绪未作御批,可能还会迅速些,变法失败以后,人们想办法也要缓一步了。所以,直到1904年在张百熙、张之洞等“重订学堂章程”的奏折中,又再一次的提出在产茶省份“设立茶务学堂”之事;大致在此之前,还没有地方开办这样的学校。不过,茶务学堂开办虽迟,茶务课程还是开设较早的。如1899年湖北创办的农务学堂,招生告示中公布的课程,为“方言、算学、电化、种植、畜牧、茶务、蚕茶”共7门。前3门,类似现在所说的基础课;后面农学、畜牧、茶业、蚕桑,实际即全部专业课。我国历来农牧并提、农桑并重,这里把茶叶提到和农、牧、蚕桑相并的地位,也足见其时社会上对茶业的重视。这也是我国茶业设课授学的最早记载。
从我们查阅的资料情况说,我国茶业开班办学,是以四川为最早。光绪三十二年,四川发布过这样一则消息,决定于次年(1907),开办“四川通省茶务讲习所”。这所讲习所有没有开办?可惜我们没找到进一步的报道,但从民国《双流县志》这样一条资料中:“本县有牧山第一茶业社一所,系前通省茶务讲习所毕业生骆德纯所组织,集资一千八百余金,佃商瞿祭地八十余亩,推广种植。现在成树者二千数百余株,其所制茶叶,色泽香味亦不亚于各地售者。”这反映这所四川全省的讲习所,不但开办,而且其毕业的学生,在民国初年,在各地“推广种植”等茶务工作上,便已做出了相当的成绩。这我们在宣统三年《峨眉县志》中也可找到这样旁证:“峨邑辟居偏隅,工艺骤难发达,惟桑茶向系特产,自宣统元年开办蚕桑茶业传习所以来,……蓄茶焙制等法,亦月异而岁不同。”就一般而言,在当时风气未开的情况下,要是省里讲习所未办起来,县里可能是不会先办的。这一点,吴觉农先生忆称,在四川之前,1909年湖北羊楼洞茶场就附设过讲习所。至于“四川通商(省)茶务讲习所”,他说是成立于“宣统年间”,“所址初设灌县,后迁成都”,这除成立时间可能有出入外,内容当是可靠的。
清末很可能就只有四川及峨眉和羊楼洞等少数地方办过茶务讲习所。因为在宣统二年十二月农工商部在呈朝廷的奏折中,还在请示“沿江沿海各省渔业公司设立水产学堂,并就产茶各省设立茶务讲习所”等事;在这份奏折之后不几月,就改元民国了。此奏折之后不几天,宣统三年元月十一日,两江总督呈递“设茶务讲习所”的奏折,而且其所提还特别具体。
指出皖、赣等省茶叶向运宁、沪出洋销售。“宁垣为南洋适中之地,拟设茶务讲习所,专收茶商子弟及与茶务有关系的地方学生。……开办及常年经费,均由皖南茶税局拨支,学生毕业以农工商部之艺师、艺士筹职分别委用。”这里经费、生源和毕业后分配待遇都讲得很清楚,筹备工作如此充分,其开办是不会有问题的。不过,办出来也当是民国以后的事情了。
民国初年除在南京办的“茶业讲习所”外,吴觉农还提到:“1915年湖南设立茶业讲习所,初在长沙,嗣移安化”,以及云南“茶务讲习所”等内容。关于这二点,有其事,但可能在成立的时间和所名上记忆有误。据民国13年《昆明市志》载:“前实业厅创办茶业实习所于大西门外,所有采揉焙制,一用新法,制出之茶,约十余种,色味但较普洱、景谷所产为佳。……日前该所之长曾勘得市外大麻苴地方有荒地一块,广约百余亩,……堪以植茶,已呈准开办为模范茶圃,一以供该所学生实习之便,兼以提倡本地植茶事业。”云南在民元以后一直到抗战期间,其茶业的发展是极其明显的,这一点,与1920年前后云南茶业实习所为全省培养出来的学生所提供的技术条件,是不无作用的。
参加和组织博览,是促进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日本也是在明治维新时才认识和重视这一工作的。
我国最早介绍博览会情况的,是光绪庚子(1900年),罗振玉翻译日本“新农报”《记巴黎世界大博览会农展馆》这篇文章。
在这个展馆中,日本馆的面积仅宽四丈二尺,长六丈六尺多;“场所既狭,出品亦少”,但“日本茶、台湾茶、酱油”三样展品,却受到参观者的特别“嘉许”。台湾其时新为日本所占,这可能也是我国茶叶首次参加世界博览会的记录。罗振玉在《农学报》上亲自编发这篇文章,当然不是为介绍上面日本参展的情况,而是为了借此宣传他的这段按语。“玉按:博览会之益,可奖励实业家之进步,可推广国家之商务,可增长交换国民之意识,盖一举而数善备焉。中国风气未开,而地大物博,若加讲求,……鼓励甚捷。”罗振玉的这几句按语,还是有作用的,1904年,美国圣鲁易举办博览会,清朝不仅准商民参加,而且还派了官员带队。
与会期间,美国有的华侨上书,要求在北京也召开这样的博览会。指出:“日本仅吾一省之地,而开博览会,况我中国乎?!”这意见虽然没有立即被采纳,但清朝和北洋军阀时期,我国在江宁和北京,还是先后和分别召开了这样的博览会。下面,我们将方志中各地有关参赛获奖的资料,稍作汇述:民国10年《宿松县志》载:“松产之茶,品质纯厚,气味香美,其尤佳者,则为罗汉荡之云雾茶,清宣统时江宁赛会,近年美洲赛会、巴拿马赛会,松茶亦荷褒奖。”民国37年,《广德县志稿》:“民国四年,美国巴拿马赛会,……以广德茶之与赛,得金牌大奖。现尚有得奖证明书之照片。”民国14年《丹徒县志》:“碧螺春茶,见南洋劝业会审查给奖册,……
宣统二年列入劝业会获奖金牌。”民国19年《寿昌县志》:特产“以十都之绿茶及十二都里洪坑之红茶为最,曾得北京展览会及巴拿马赛会特奖头等金牌。”民国22年《景宁县志》:茶以“惠明寺及澄头村出产尤佳,民国四年得美利坚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一等证书及金质褒章。”民国14年《都匀县志》也载:“民国四年,巴拿马赛会曾得优奖。”建瓯茶业研究会参加南洋劝业会和巴拿马赛会的资料,在前面《振兴茶业组织》部分已经提及;类似的记载还有,这里不再多作引录。从上面我们不难看出,民元前后,我国虽然召开和参加这类博览会还不多,但这种活动,不只部分地把我国茶的生产、贸易,带进了近代机制,而且在科学技术上推动了交流,宣传了良种良法,对我国茶叶生产特别是制茶科技,起到了明显的促进和推广作用。如碧螺春,它的发源和传统产地是吴县洞庭东山和西山,但在南京召开的第一次南洋劝业会上,获得金奖的竟是镇江;再如安徽宿松、广德,浙江的新昌、寿昌和景宁等县,原来制茶都不精,通过参展,技术上较前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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