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区域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我国最早的茶叶区域市场存在于公元前一世纪的四川。《僮约》记载的“武阳买茶”表明，川西茶叶生产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以武阳为中心的产区初级市场，各地茶叶汇集至武阳然后向外地输送，武阳则是茶叶周转中级市场。

西汉以后，随着茶叶产区的扩大和饮茶习俗的推广，茶叶商品化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茶叶区域市场也从四川一地逐渐向全国其他地区推进。据《茶经》引《神农食经》云：“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既“久服”茶茗，自然很大部分必须以金钱购买。这是华佗在总结许多人饮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据此推断江淮一带的中原已出现茶叶市场。据《吴书·韦曜传》载，孙皓每宴客，所有参加者每人须喝七升以上酒，大臣韦曜不胜酒力，因此得到“密赐茶荈”的恩宠。饮茶风气相当普遍，自然茶叶贸易已经开始。《刘琨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说到“吾体中烦闷，常仰真茶，汝可信致之”，说明茶叶在南方可以买到，且交易数量不会太少。两晋南北朝时，统治阶级饮茶成风，所需的大量茶叶，有很大部分是通过贸易手段获得的。如南北朝刘宋江祚等《江氏家传》有“江统……常上疏谏云，今西园卖醢面、菜、茶之属，亏败国体”。这表明茶叶与其它商品一样出现在国都市场上。由上可知茶叶贸易在茶产区及其他地方已有扩散，但全国远未形成统一的茶叶市场（注：以上材料均引自陆羽：《茶经·七之事》。）。

二、全国茶叶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我国茶叶贸易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出现是从唐代开始的。唐代国土辽阔，政治安定，生产发展，封建经济呈现高度繁荣，茶叶贸易不但在产区而且在非产区的广大城乡得到迅速发展，初步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现据唐代杨华《膳夫经手录》提供的材料编制唐代宣宗时我国茶叶产销流向简表（注：参见朱自振：《茶史探微》，农业出版社1996年版。“五湖”的说法源于翦伯赞《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3卷第1册，第224页。）。

茶名产地主要销售区域每年产销数量

新安茶蜀蒙顶不远春时供本地饮用

蒙顶茶蒙顶山周围岁出千万斤

蜀茶《茶经》剑南走北越, 谷雨后岁取数百万斤,

南茶区北临五湖散落东下

浮梁茶饶州,歙州 关西,山东 其于济人,百倍于

,江州一带 蜀茶

蕲州, 鄂岳宣歙观陈、蔡以北,幽 其收藏、榷税,倍于

鄂州, 察使的部分、并以南浮梁

至德茶地区

衡萧湘至五岭更远岁取十万

州衡州及交趾

茶

建州建州唯广陵、山阳人

大团好尚之

歙州, 歙州, 梁、宋、幽、商贾所赍,数千里

祈门, 婺州并诸州不绝于道路

婺源方

茶

潭州茶, 今长沙和川唯本地及江陵、襄

阳团茶, 鄂湘黔接阳数十里食之

渠江薄壤区

片,江

陵南木

,施州

方茶

说明：“五湖”即“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

从上表材料再结合其他史料看，唐代茶叶贸易出现了产区集散市场和全国市场的分工和联系。产区集散市场以浮梁为最著名。白居易《琵琶行》有“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汉口守空船”。浮梁本为著名茶产地，加上周围皖南、浙西等地的茶都汇集于此，遂成为东南最大茶叶集散地，此点可从刘津《婺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中的“大和中，以婺源、浮梁、祁门、德兴四县茶货实多……于时辖此一方，隶彼四邑，乃升婺源为郡置，兵刑课税，属而理之”得到证明。“其于济人，百倍于蜀茶”的浮梁茶，经茶商购买，沿信江北越鄱阳湖，长途运贩关西、华北，以致出现“浮梁歙州，万国来求”的盛况（注：《敦煌变文集·茶酒论》，转引自符红：《话说浮梁茶》，载《农业考古·中国茶文化》专号，第3辑。）。产区茶在集散市场集中后， 运往全国各地，形成了较为稳定的销地市场。

宋代茶叶贸易形成了更为稳固的产销市场，市场层次更明，容量更大。关于此点，李晓曾作过详细论述，可资参考（注：李晓：《宋代的茶叶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他把全国茶叶市场划分为东南七路产地市场，以汴京为中心的北方销地市场，川陕四路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产销地市场，以永兴秦凤、熙河为中心的西北诸路及西夏、吐蕃地区销地市场四大块。其理论依据是从产、供、销三环节入手，通过农村初级市场、中转集散市场、最终销售市场的市场空间来进行抽象分析的。

应该看到宋代茶叶生产，饮茶风俗较唐朝有所发展，产区初级市场也更见发达。宋代起集散作用的产区小集市星罗棋布，如浙江山阴县名胜兰亭，在城南25里，这里山间产茶，由此“兰亭之北是茶市”（注：陆游：《剑南诗稿》，第42卷。）。镜湖周围的不少地方，“村墟卖茶已成市”（注：陆游：《剑南诗稿》，第12卷。）。陆游在《秋兴》、《幽居》中分别有“邻父筑场收早稼，溪姑负笼卖秋茶”，“园丁刈霜稻，村女卖秋茶”（注：引自陈祖规、朱自振：《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269页。）等市墟卖茶的描写。 周密的《山市晴岚》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湖南小集市是“黄陵庙前箱竹情，鼓声坎坎迎送神。包茶裹盐入小市，鸡鸣犬吠东西邻”（注：周密：《草窗韵语》，第4卷。），由此可见茶与其他商品一样， 是“小市”中的重要交换物。四川市墟自唐代已蔚然崛起，名贵茶蒙顶先春，“不数十年间，岁出千万斤”，成为安身草市的大路货。唐宋是四明茶叶生产的盛期，产量十分庞大，它又推动着产区市镇的发展。早在唐代，九陇（今彭县）张守珪的仙君山茶园每年要招雇采工百余人，显然提供的商品茶数量颇多（注：《太平广记》，第37卷。）。至宋代，无论是业主还是佃种茶园，都是雇工经营的商品生产。每生产18斤茶叶，能获净利近200文，平均生产1斤茶叶赚钱10文（注：《净德集》，第1卷。）。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宋朝榷茶前，川陕四路采取的茶叶政策是“听民自买卖，禁止出境”（注：《宋史·食货志》。）。因此各类大小茶园生产的茶叶，可以自由经草镇市交易。熙宁七年（1074年）宋廷在成都府路、利州路、梓州路实行榷茶，仅夔州路网开一面，这样前三路州县茶只能通过各地镇设立的各茶场投售，每至售茶旺季，茶场交易量极大。如熙宁十年四月十七日导江县棚口镇一天收获6万余斤， 交易额达3600余贯。二日后天刚亮，又有5000多茶户前来售茶（注：《宋会要辑稿·食货》。）。榷茶破坏了茶叶商品生产，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川陕四路所产3000万斤茶叶，“尚有二千五百万斤，皆属商贩流转三千里之内”（注：《净德集》，第3卷。）。

产区初级市场中市墟、集镇的功能大同小异，都是把分散、零碎的茶叶汇集起来，形成庞大的数量，然后再经茶商转运到更大的中转集散市场上去。因此市墟、集镇是联系产区与外部市场的桥梁。初级市场上市墟的交易量有限，集镇市场销量就大得多。进入市场的茶叶，部分在当地消化，绝大多数经商贾外运。宋代茶叶初级市场上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包买商”的普遍出现。即商贩为了得到稳定的茶叶或扩大业务，预先给茶叶生产者一笔钱，让生产者去准备粮食，召雇人工种制茶叶，然后以新茶价值，连本带利归还。这样茶商的商业资本通过贷放—预购方式就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渗透，控制了茶叶产销。“包买商”的活动很普遍。如盛产腊茶的建州壑源，每年初春，“春雷一惊，筠笼才起，售者已担簦挈橐于其（园户）门。或先期散留金钱，或茶才入笪，而争酬所直。故壑源之茶，常不足客所求”（注：王儒：《品茶要录》，第10卷。）类似情况也存在于四川鼓州导江的私茶园中，“自来隔年留下客放定钱，或指当茶苗，举取债负，准备粮米，雇召夫工，自上春以后，接续采取”（注：《净德集》，第3卷。）。 包买商的经营方式对宋王朝实行榷茶产生了很大影响，政府也广泛采取了“其售于官，皆先受钱而后入茶，谓之本钱”（注：《宋史·食货志》。）的做法。

中转集散市场是茶叶初级市场与销地市场的中间环节。这个环节是否畅通，运输能力是否强大，直接关系到茶叶商品流通渠道的畅与滞。中转集散市场一般依托产区，交通便利。东南市场上一些重要的茶叶集散中心，早在唐代中后期就已形成。典型事例有浮梁，成为皖南、浙西、赣东茶的交汇中心，茶叶由此运往各地。江陵、扬州、绍兴的山阴、会稽、余姚也是重要的茶叶中转市场。此外宋廷设置的十三山场和六榷场所在城镇，也是重要的茶叶贸易集散地。川陕地区的茶叶中转集散市场也很发达。如成都是西南产区较大的茶叶集散地，“成都府据川陆之会，茶商为多”（注：《续资治通鉴长编》，第334卷。）。 兴元府地处川陕通道上，成为商贾会集之地，“天下物货种列于市，金缯漆臬衣被他所。近岁洮河所仰茶产钜亿，公籴私贩，辇负不绝”（注：文同：《丹渊集》，第34卷，《奏为乞修兴元城及添兵状》。）。据学者计算，川陕3000万斤茶，有700多万斤集中到了兴元府，占总数的23.3％。除此以外，产区规模较大的中转集散基地还有利州、渠州、夔州等。

此外销地市场上也有更大的中转集散地，它是产区中转集散市场的继续，其基本作用与产区的中转市场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在更大规模上的集中和分散。东南市场上的茶主要输往北方，汴京销售很大部分外，还大量销往京东、河北、河东及辽国。四川的文、龙、茂、威、邛、雅、黎、戎、泸州、永康军是面向西、南蕃部的茶叶中转集散市场，它们往往既是茶叶产地，又是与少数民族开展贸易的新兴商业城镇（注：李晓：《宋代的茶叶市场》。）。

茶叶销地市场是茶叶生产的最终承销地，主要集中在不产茶的地区。当然茶叶消费市场遍布全国。茶叶在初级市场、中转市场上均有不少直接进入当地居民的消费领域，其余大部分则转移到西南、西北、北方市场销售。在长期运销过程中形成了不同地区茶相对稳定的销场和运输路线。北方销地市场包括淮河以北的京畿、京西、河北、河东路，茶叶主要来源于东南茶区。茶叶东西二路运京，淮南西部的大部分，荆湖、江西等地的小部分上京茶均取道庐州、寿州，陆运至寿州后，或入颍河，西出正阳镇溯流北上，经陈州入蔡河至汴京；或入淮河东出荆山镇，入涡水经亳州、太康入蔡河到汴京。此外福建省陆运的物资，至洪州泛鄱阳湖抵舒州，经庐州、寿州上京（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两浙、江南、荆湖及福建海运至通州、泰州的茶叶从真州、扬州入运河，北经高邮、楚州、泗州转汴河经宿州、应天、陈留至汴京。淮西茶也往往顺江东下取此漕运大动脉上京。

川陕成都府路、梓州路北部和利州路全部茶叶主要西流吐蕃，北入秦凤、熙河。成都府路、利州路南部地区的茶叶，除流入吐蕃外，主要销往南边的两林、虚恨、马湖、石门、罗氏等蕃部。夔州路茶以本路南部少数民族地区和顺江出川作为主要流向，其他三路茶不能出川。

西北茶销市场，成为东南茶叶长途贩运的主要流向，这些茶叶很大部分转往西夏地区。熙宁七年（1074年）禁榷川茶后，永兴、鄜延、环节、秦凤、泾原、熙河六路“并为官茶禁地，诸路客贩川茶、腊茶，无引杂茶犯禁界者，许人告捕，并犯私腊茶法施行”（注：《宋会要辑稿·食货》。）。南茶受到打击，但却又以走私方式进入陕南。崇宁二年（1103年），宋廷又“许令商贩通入南茶”（注：《宋会要辑稿·食货》。）。政和四年（1114年），凤翔府以东岐山等八县再次成为南茶地分。

为了贸利固边，宋廷从熙宁七年（1074年）到元丰八年（1085年）间，先后在秦、泾、熙、陇、成、岷、渭、阶州、镇戎军、德顺军、通远军等地设置了332处卖茶场（注：《宋史·食货志》。）。在熙、 河、岷州、通远军、宁河寨设置6处买马场。 又置提举熙河路买马司于熙州。宋徽宗时又置湟州茶马司。西北诸卖茶场每年用于杂卖和博马的川茶，一般年为3万余驮（注：李晓：《宋代的茶叶市场》。）。

由此可见，宋代茶叶市场不仅在宋王朝统治的中原地区形成了层次分明的市场网络，而且市场扩展到西夏、辽、吐蕃、西域的广大地区，并通过这些少数民族把茶叶传播到更远的中亚等地。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宋代茶叶市场已很发达，市场空间、容量比唐代均有发展。

三、明清茶叶市场的复苏和回升

明朝以前，由于蒙古贵族饮茶风气不浓，直到14世纪才普遍饮茶，茶叶市场没有多大拓展。明初，统治阶级强化茶马互市制度，严格茶法，造成茶叶浪费惊人，也不利于茶叶贸易的开展。直至明末，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茶叶专卖制度有所松动，茶叶国内市场才开始回升，这种趋势到清康熙、乾隆以后更为明显。雍正十二年（1734 年）废止了700余年的茶马互市制度，全国茶叶产区除陕西、四川、江西、湖南等少数州县还保留“茶引”外，茶叶贸易已经完全放开。加上清代疆域辽阔，又出现了所谓的康乾盛世，茶叶贸易比任何时候均有扩展，茶叶市场遍及全国。如安徽六安一带的茶，主要销往华北及华中，“土人不辨茶味，唯燕、齐、豫、楚需此日用，（商人）每岁隔岁经千里挟资而来，投行预质”（注：嘉庆《霍山县志·产地》。），其中不少是徽商。武夷山区“清初茶市在下梅，附近各县所产茶，均集中于此。竹筏三百辆，转运不绝”（注：林馥泉：《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第81页。）。“客商携资至者，络绎不绝”（注：嘉庆《崇安县志》，第1卷，第3页。），而“茶业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 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这是用作茶马贸易的茶。自此武夷茶“水浮陆转，鬻之四方”，南路“贸易于姑苏、厦门及粤东诸处”（注：林馥泉：《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第81页。），北路由闽商经海船运天津。皖南茶以松萝茶为著，是徽商外运谋利的重要物资，甚至“北达燕京，南极广、粤，获利颇赊”（注：嘉庆《崇安县志》，第1卷，第3页。）。云南普洱茶，每产百余万斤，“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注：引自陈祖规、朱自振：《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392页。）， 主要销往西北及西南边区，并入贡京师。四川茶分销内地、边地、土司三路，边销又有南路、西路、邛州三路，西路茶销松藩、青海南部，南路茶由打箭炉（康定）入藏。北方的张家口、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成为重要茶叶中转市场。康熙年间晋商由东西口（东口张家口，西口归化城）深入蒙古腹地，所运货物“以砖茶及日用品为多，而三六砖茶及二七砖茶为最通行，且有用以代货币者，故其销路远在他品之上”（注：《山西商人西北贸易盛衰调查记》，《中外经济周刊》，第124号。）。 晋商贩卖茶叶至恰克图，与俄商进行着大宗贸易。雍正十三年（1735年），西北茶马互市废除后，除部分官茶外，允许商人领引贩卖，运销西北的茶由单一的湖广黑茶变为湖南、浙江、安徽、福建、云南等地的茶（注：庄晚芳、王家斌：《西北茶叶贸易史研究》，《农史研究》，第3 辑。）。有清一代，茶叶市场空间、容量得到进一步发展，为开始大规模对外贸易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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