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世界上最先饮茶、最早业茶的国家，当然也就是茶树原产的地方。笔者认为，我们这里所说的“原产地”，实际应该就是指人工栽培以前的原始分布区。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任何一种作物和栽培植物，特别是在古代条件下，都有一个驯化过程，换句话说，即都是从野生采集而后才发展为人工栽培的。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这样说，至少在古代，首先利用和栽培某种植物的国家或地区，也就是该种植物原产的区域；这是一种规律和真理。

既然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还要谈什么茶树原产地问题呢？这是因为近一二十年来，在我国茶学家，掀起了一股茶树原产地讨论热，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不仅讨论出了多种看法，甚至争论出了成见，所以我们在这里也顺便谈谈我们的看法。

关于前一段我国茶树原产地的讨论，我们首先肯定，是有成绩的。因为，这场讨论的实质，大多数参与者的动机和目的，是在于证明茶是中国原产。这一点，无论是在陈椽先生的论著中，还是在陈彬藩和吴觉农先生的大作中，他们从各种不同角度，利用一切学科的有关成果，从茶树的演化形成、自然环境的变迁、野生茶树的分布以及茶的词源学等等，广征博引，为这方面的研究，积累了不少材料，提供了大量的论据，这无疑是一种进步和深入。但是，重复一个命题，每一本书上都把这些问题罗列一遍，就显得重复和多余。所以，笔者在强调讨论要有新意的同时，在这里我们也不准备重复大家已经提出和一致的那些内容。

有人把这场讨论说成是和外国某些资产阶级学者的论战和学术争论。其实在国外并没有找到多少对立面，我们是自己出题自己做；论而未战，论而也没有多少争。因此，我们所批驳的，除个别人还活着外，都是故人故语。如提出“茶树原产印度说”的始作俑者——英国驻印度的殖民官员勃尔基兄弟，是上一世纪２０—３０年代的事情。

其后各书提到的１８７７年，贝尔登在《阿萨姆茶树》所说的中国和日本的茶树，是“由印度输入”的谬说，这与其说他们是“故意歪曲事实，诋毁中国是茶树原产地的形象”；还不如说他们是为了争取在印度或南亚发展种茶的支持和对中国茶史的无知。

因为，在１９世纪２０年代，作为英国在印度的主要统治机构——英国东印度公司，他们对维护与中国的茶叶贸易，比在印度和南亚殖民地发展种茶更感兴趣。英国东印度公司，从１７世纪起，垄断中国出口茶叶贸易整整有二个世纪。在这一中英茶叶贸易的过程中，如果说前一时期由于伦敦茶叶贸易和转口的不断增长，英国长期处于逆差的不利境地的话，那么，１８世纪后期起，英国东印度公司发明用走私鸦片来抵销贸易逆差后，他们同中国的贸易，便迅速由平衡转变为顺超。

有人估计，至上一世纪前期，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在广州卸下他们捎带的鸦片，一圆不花，就能装回满船的茶叶和巨额的白银。

所以，对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来说，不但要弄清在印度能不能种茶，而且还要算一算种茶和种鸦片谁更合算的问题。

事实也是如此，对于当时在南亚英属殖民地种茶的阻碍，并不在于中国茶业的悠久历史和世界茶叶贸易的独占地位，而主要的，还在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不够重视和不予支持。因为不说１９世纪２０年代，就是到１９世纪中期，当时在印度的英人宣传“印度是茶树原产地”，呼吁在印度发展种茶的整个过程中，并没有也不需要否定中国些什么。恰恰相尽，倒是他们一次次组织到中国考察、收购茶籽茶苗和招聘中国的种茶、制茶技工，把他们宣传发展茶业变成一个大张旗鼓的效法中国的活动。举例来说，如早在１７８８年，英国有位叫彭克斯的科学工作者，专门就印度引种茶树和发展茶业诸问题，编印了一本小册子。１８１５年，一位哥特博士对彭克斯的小册子又进行了修订、补充，向有关方面，力谏在孟加拉西北大力发展种茶。另外，在这期间还特地组织过科学考察团，深入到中国茶区进行考察和搜集茶种。但是，所有上述这些努力，都因东印度公司取消极的态度，使印度发展茶业的要求和计划，一直停留在纸上。到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１８３３年东印度公司垄断中国茶叶贸易的合同的到期和清朝政府拒绝续订的因素，英国国内和在印度的一批殖民主义者，更加积极地倡导在印度和南亚发展种茶。如１８２５年，英国技术协会公开设奖，奖励在印度或英国其他殖民地种茶最多和茶质最好的业主。

１９３４年１月，英国驻印度总督，正式批准成立“印度茶业委员会”，专门负责印度引种中国茶树的研讨。印度茶业委员会成立不久，就开展了两方面工作：一是广泛散发通告，宣传适宜种植茶树的气候、土壤和其他环境条件；二是派秘书戈登到中国，专门研究茶的栽培、制造方法，采购茶种以及雇佣茶工等等。自此以后，在英国和印度的文献中，到中国引种茶树的记载不断，其中尤以１８５０—１８５１年引种的最为理想。这次从中国采购的茶种，运至加尔各答时色泽仍很鲜艳，后来栽种东北山区成活的１２０００株，其品质完全表现出不亚于阿萨姆土种的优良性状，一度成为引种中国茶树成功的范例。

所以，从上面英国殖民者一方面宣称“印度是茶树原产地”，一方面又不断大量从中国引种茶树的史实来看，当时他们提出“印度是茶树原产地”的看法，并不是为了否定中国，主要的也只是为他们在印度发展茶业多造一条舆论。因此，如果说“茶树原产印度”带有否定中国是茶树原产地的意味的话，那么，这最多也只是一种以明显的谎言来换取社会对发展印度茶业的许可和支持的做法。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包括上一世纪后期和本世纪个别借“茶树原产印度说”，蓄意混淆事实、贬低中国茶业功绩的伪学者。但是，把话回过头来说，这样的人，毕竟是个别又个别，值不值得花这么多时间、精力去批驳？似可重新考虑。这一点，国外学术界的反映，颇可参考。他们的茶学家对过去英国人说的“印度是茶树原产地”既不盲从，对我国近年有关茶树原产地的申辩，也没有表现出多少特别兴趣。

因为，和上面所说那样，我们如果把茶树原产地作为原始分布来理解，那么，中国作为饮茶和茶业最早滥觞的国家，不管印度是否也是茶树原产地，其史实本身就是无须其他证明、无可动摇的当然原产地。道理十分浅显，不论是栽培植物或者还是驯养动物，它们的引种，特别是古代，总只会也只能是引进那些价值已经显现或被人类驯化利用的这样对象。当然，野生动物或植物的分布，在一定的外在因素作用下，也会出现地域上的变更或扩大，但这些都属于自然传播的范畴。自然传播和人工引种的区别，在于后者是一种自觉的行动。这也就是说，在印度和世界上还无人知道茶树为何物和何用时，我们的先民，是绝不会在古代把茶树从印度远带到中国来培育的。因此，中国最早发现和利用的茶叶，只会也只能是原来就生长在我国的茶树。

这里顺便补说一句，可能正是因为上面所说的简单道理，所以，各国茶学家对于英国人提出的“茶树原产印度说”，没有和少有应者；对我国前一段茶树原产地的讨论，也无有反对者。这就是说，上一世纪冒出“印度茶树原产地”问题后，即便有人想利用它来否定中国茶树原产地的地位，但在国际茶学界，并没有大乱，实际受此影响不大。在茶树原产地问题上，国外不怎么乱，但在我国前一段讨论中，倒显得有点偏激和混乱。

偏激，是把个别当一般，把英国个别学者在茶树原产问题上的图谋，当作一种正式的观点或倾向来批判、对待，把问题看得严重化，以至有的文章由学术讨论，变成了学术批判。混乱各人讨论的基点和角度不一，各持各说。我们的观点较清楚，茶树原产地，就是指茶树人工栽培以前茶树原来分布的地区。但也有一部分学者，把原产地理解为“茶树的原始产地”，即茶树起源的地区来看待。如有的文章坚持，我国“云南和西双版纳是茶树的原产地和原产中心”；很明显，这种意见，就把原产地看作为茶树“种的发源地”，把人工栽培以前的分布中心，看成为茶树的原生中心（一称起源中心）。对原产地的这二种理解，“原来”、“原始”只一字之差，但在时间上，则两者内容，已相去数千万年。

茶树起源于什么时候呢？有人据植物学分类的方法，推断茶树“发生在中生代的末期至新生代的早期”，具体年代，“起源至今已有６０００万年至７０００万年历史”①。而人工栽培前的分布，不妨更早一些，从茶的发现、利用算起，说到顶，以“神农时代”起算，也只数千年和上万年的时间。对茶树原产地的二种不同理解，不但时间相差甚远，而且沧海桑田，二者在环境的变化上也很大。如第三纪初期，中国大陆和印度次大陆，还是隔海相望的二块陆地，现在号称“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不是连接而正是分隔中国和印度的地槽海域。如果上面茶树起源的年代推断不错，那么，原产地作为起源地来理解，其时印度还属海中孤岛，与茶树的系统演进和最终形成，似乎不大可能；这一意义上的茶树原产地或原产中心，大致也只会是中国大陆。但是，如果作为人工栽培以前的原来分布来说，那么，中印之间浸漫海水的地槽，在印度次大陆和亚洲大陆并合的过程中，早已碰撞成隆起的喜马拉雅山脉，把二块大陆连成了一体；经过数以千万年的同体变化、发展，在我国发现和开始利用茶叶之前，在印度邻近中国的地区，已有茶树及其亚种分布，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对茶树原产地的理解和概念不同，时间、环境条件和结果也就不可能相同，我们不能要求二个不同角度得出一个和自己一样的结论。

所以，笔者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原产地如果作为起源地或起源中心来理解，这完全与印度无涉，说原产我国西南、云南或我国西南、西双版纳是原产中心，各自作为一家之说，事实没有多大出入，二种说法应当是都是可以成立的。这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在印度次大陆和中国古代大陆之间，茶树的起源地域或中心，只能是一个。而且，从诸多因素来看，也只会是在今天的中国陆地，而不会是第三纪以前喜马拉雅山地槽海域彼岸的印度。对于这点，这是凭今天的知识就能作出肯定的。至于具体起源于中国或中国西南什么地方？现在各人提点自己看法，作为一种预言，我们相互间不作肯定和否定，把几千万年以前的事，留待我们后代科学条件许可后去做，应当是可以，也较为合适的。

如果把茶树原产地作为人工栽培前的原始分布来理解，我们把西南、西双版纳说成唯一的原始分布地和分布中心（原产地和原产中心），就未必一定正确，而且在茶树的生存、演进过程中，有点否定种的自然传播了。茶树人工栽培前的原始分布地和分布中心，较茶树的起源地和起源中心，范围无疑要宽阔得多。过去，我们对茶树原产地持上一种理解的人，一看到人家提及在印度、缅甸发现有野生茶树，就敏感地认为是对我国茶树发源地和起源中心的一种否定或设疑，想方设法回避和否定这一事实。其实回避不如承认，在我国茶叶界，很多人是心照不宣，都知道印度开始和最初发展种茶，主要是引进我国的茶种和茶叶生产技术，但是后来获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引种中国而是改植印度土生茶树的结果。关于印度土茶的记载，最早见之于１８１５年驻印英军拉第尔上校的报告。其称在阿萨姆新福山中的土著，习惯采集一种野生茶叶，加工制作成为饮料，也和缅甸人一样加油、蒜等佐料食用。这报道可以是传闻，不一定亲眼所见。１８２３年，英军Ｒ．勃鲁士少校至新福贸易，在滞留期间至附近山林作植物调查，亲自发现了野生茶树。之后，印度野生茶树，也引起了其兄Ｃ．Ａ．勃鲁士的兴趣。１８３６年，Ｃ．Ａ．勃鲁士在萨地亚建立了一个专门种植野生茶树的茶园；１８３７年，他在萨地亚附近的马坦克又发现几处野生茶产地；１８３９年，进一步在那加山、梯旁和古勃伦山一带，新找到了１２０处野生茶产地。通过广泛调查，Ｃ．Ａ．勃鲁士归结指出，缅甸和印度的“野生茶产区，自伊洛瓦底江至阿萨姆以东之中国边境，绵亘不绝”①。除新福和萨地亚外，所谓“阿萨姆土生茶”的野生茶树，１８５５年在锡尔赫特的张卡尼山等地，也有大量发现。应该指出，这种分布范围很广的阿萨姆土生茶，不但在品种上自成一统，而且大部分都是自然分布，其在印度生长的历史，肯定早于我国茶的饮用和人工栽培之前；所以，从这些事实来说，称印度也是茶树的原始分布区或“原产地”，不但完全能够成立，实际也并不排斥和否定我国是茶树起源中心和原产地的结论。

近年我国关于茶树原产地的论著很多，众说角度不一，根据不一，观点也有不少不相同之处。本文对于大家都提到和一致之处，不作重复，仅就个人粗见，对前一段讨论和争论，作些归纳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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