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之为贡见诸最早的记载便是晋人常璩《华阳国志》。说的是武王克殷之后，将其宗族的人封于巴，并封为子爵。而这些“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王亲贵戚，片刻不会忘记得到的好处，因此，搜罗当地的特产，象什么桑荞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等等，“皆纳贡之”。

由此可见，最早的贡品中已有“贡茶”。

蒙顶茶从唐代开始入贡，经宋、元、明、清历代，有盛有衰，但作为贡品，一直持续到清末，绵延了一千多年历史。

关于蒙山茶及蒙顶贡茶，相对集中的记载还是见于唐宪宗元和（806年）以后几十年的各种典籍中，有正史，也有笔记体或志书。

成书于公元813年的《元和郡县志》中说：“蒙山在县南十里，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

杨烨所著《膳夫经手录》，写于唐宣宗大中十年（公元856年）。《膳夫经手录》对蒙顶茶的兴起和发展还叙述道：“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先后之人，竟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说明了唐代蒙顶茶的名誉和产量。

王痒《蒙顶茶记》说：“唐志贡郡，剑南唯雅州一郡而已”。

由此可以看出，蒙顶茶在唐代进贡皇室，在贡茶中一枝独秀。到了宋代，由于南方名茶的崛起，贡茶的品种众多，蒙顶贡茶才不象以前那样独步朝廷。

宋代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列举了当时全国的几种贡茶。蒙顶茶之“万春银叶”、“玉叶长春”名列其中。

另据《锦绣万花谷续集》：“万春银叶造自宣和二年（1120年），正贡四十片；玉叶长春造自宣和四年（1122年），正贡一百片”。这里所谓的“片”，并不是“一片叶子”之“片”，而是指“一饼”，因为宋代以前的茶叶主要是做成“团茶”、“饼茶”。

明清时代，蒙顶贡茶多依旧制。

《名山茶业志》引《明史·食货志》：“四方供茶……时犹仍宋制，所进者俱碾而揉之，为大小龙团。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其劳民力，罢龙团，唯采芽茶以进。”

由此可以看出，明代以前进贡的茶都是“大小龙团”，明太祖朱元璋嫌这样太劳民伤财，所以下旨不再进贡团茶，改为散茶进贡。从此以后，蒙山贡茶改为炒青散茶，有石花、黄芽、雀舌、芽白等品种。明代万历年间，张德谦所著《茶经》，在其“上篇论茶的“茶户”中，列举了几十种天下名茶，其中就有“南剑蒙顶旨石花”、“雅州之露芽”，并且还说：“品第之，则虎丘最上，阳羡真岕，蒙顶石花次之……。”

由于蒙顶茶进贡时间长，上清峰七株真茶又有“仙茶”之称，于是就成了专供皇帝祭祀和饮用的专用茶，也就是所谓的“正贡”茶。园外所采之茶，谓之“陪茶”，供王公贵族饮用。从淳熙十三年吴理真被封为“甘露普惠妙济大师”开始，蒙顶七株仙茶就用石栏杆围起来，列为神圣之地，言有白虎巡山，凡人不得靠近。“民间不可瀹饮，一蠹吏窃饮之，被雷击死”。

到清代，皇茶园之茶更神圣。每年采三百六十五叶，供天子祭天及祀太庙之用，使皇茶园之茶真正变成了“仙茶”。

《名山县志》对贡茶的采制有详细的记载， 关于贡茶采摘、制作，有严格的规矩和程序。

《蒙顶茶说》记：“岁以四月之吉祷采，命僧会司，领摘茶僧十二人入园。官亲督而摘之。尽摘其嫩芽，笼归山半智矩寺，乃裁减精细及虫蚀，每芽仅拣一叶，先火而焙之。焙用新火燃猛火，以纸裹叶熨釜中，侯半焉，出而揉之。诸僧围坐一案，复一一开，所揉均摊于纸上，绷于釜口烘令干，又精拣其圆润完洁者为正片贡茶。

茶经焙，稍粗则叶背焦黄，稍嫩则黯黑，此皆剔为余，茶不登贡品，再后焙剪弃者，入釜炒焉，置木架为茶床，竹存为茶箔，起茶箔中揉，令成棵，复疏而焙之，曰颗子茶以充副贡，并献大吏。不足，即漫山产者充之。”

由此可见，贡茶采制是非常严格的。时间是在清明左右，由县令亲自主持，还得选择良辰吉日，朝服祷告。采茶者为“十二僧”，象征一年十二个月。采贡茶三百六十叶，象征一年三百六十天。赵懿作为县令，每年采制贡茶，是他的“必修课”，必须由其“亲督”才行。所以对于那些人去做，怎么采，在那里做，用什么锅，燃多大火，使啥子家什，如何揉之，怎样焙之、拣之，都是近距离“亲密接触”、“身体力行”，所以记叙得既详细又生动。

制好的正贡、副贡，分别装入特制的银瓶：“每贡仙茶正片，贮两银瓶，瓶制方，高四寸二分，宽四寸。陪茶两银瓶，菱角湾茶两银瓶，皆盛以木箱，黄绢丹印封之。临发，县官卜吉，朝服叩阙，选吏解布政使司投贡房，经过州县，谨护送之，其慎重如此。”

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西山兰若试茶歌》中有：“何况蒙山顾渚春，白泥赤印走风尘”的诗句，描写的就是象蒙顶茶、顾渚春这样的贡茶快马送入京师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