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兴盛产茶叶，有“茶的绿洲”之美誉，其产茶历史源远流长，据考证，阳羡茶始于东汉，盛于唐朝，成熟于宋、明、清，衰于民国，复兴于今。

宜兴的产茶历史应早于1800多年前的东汉末期。成书于东汉末年的《桐君录》中有“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之说。晋陵是今天常州的别称，而自古以来常州辖区内多产茶的仅有阳羡。由此可以推断，阳羡出产的茶叶在公元220年前的东汉时期就相当有名气了。

阳羡茶在唐朝达到了空前的鼎盛。唐朝中期，李栖筠任常州太守时，有山僧进阳羡茶，陆羽品为“芳香冠世，推为上品”，“可供上方”。经过陆羽等人的举荐，阳羡茶以其优良的品质被朝庭定为贡茶。据《宜兴县志》记载，当时出产贡茶的唐贡山，“在县东南三十五里，临罨画溪，以唐时产茶入贡故名，金沙寺即在其下”，这也就是今天的宜兴唐贡山、唐贡村的由来。

在唐朝的茶政制度中，设贡茶院生产贡茶。宜兴贡茶院“有房屋三十余间，役工三万人”，“工匠千余人”，“岁贡阳羡茶万两”。唐朝采制贡茶是一件大事。贡茶开采时太守要亲临开园，征调万人突击采茶，贡茶制成后要张宴赋诗，蔚为盛事。由于唐贡山生产的贡茶是皇室偏爱的珍品，产量不多，极为名贵，故须通过驿道快马加鞭、日夜兼程急送长安，称为“急程茶”。唐代诗人卢仝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称：“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充分说明了阳羡茶在当时的至尊地位。宜兴西南一山因此而得名“茗岭”。由于宫廷讲究茶事，地方十分重视，茶树由山岭野生成为作栽种，并进而扩展到民间，饮茶之风由此逐渐推开。

据考证，唐人用茶与今人不同。唐人吃的是饼团茶，用茶时，先把饼团茶碾成茶粉，入开水锅烹煮，汤中加盐，调成咸味。皇宫贵族在烹茶时还要加点胡椒粉等调料，增加香味。煮成后舀入碗内，连汤带茶粉一同吃下，谓之“吃茶”。

与唐朝相比，宋代每年进贡的阳羡茶数量基本没有减少。阳羡茶不仅深受皇亲国戚的偏爱，而且得到文人雅士的喜欢。多次到宜兴并打算“买田阳羡，种桔养老”的大文豪苏轼，留下了“雪芽为我求阳羡”的咏茶名句。

元朝战事较多，但阳羡茶却因战争而推广到边疆少数民族，当时的需求量更大。《万历志》卷四载：“每年贡荐新茶九十斛，岁贡金字末茶一千斛，茶芽四百一十斛”。一斛合今天的33.5升，应该说元代进贡的阳羡茶数量是十分可观的。为了适合蒙古贵族的嗜好，元朝在贡茶院之外，又设置一个名为“磨茶所”的贡茶官署，兼管宜兴的贡茶。

到了明代，阳羡茶依旧是贡品。明代的制茶工艺、饮茶习惯有了较大改变，叶茶（片茶）逐渐取代了末茶，绿茶制作工艺基本成熟，在沿用煮茶法的同时出现了沏泡茶的方法，并且开始用紫砂壶泡茶。到崇祯年间，开始设立茶馆，饮茶得到进一步普及，深入到宜兴百姓的日常生活，成为“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之一。由于茶叶已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朝庭对茶叶的生产和经销采取了更为完备的管理措施，专门设立了“茶局”和“茶引所”。宜兴至今还保留着茶局巷、茶亭等茶文化古迹。

在整个清代的几百年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宜兴茶业起起落落，因时局动荡，战乱并发，宜兴的茶园损失巨大，逐步走向低谷。但上层名流、文人雅士，仍然十分喜好阳羡茶，并由饮茶而推崇紫砂壶，使紫砂壶达到鼎盛时期。

民国以来，由于战火不断，社会不安，宜兴的茶叶生产和销售进入了相对萧条时期，一直延续到解放前。但到茶馆品茶，已成为有些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宜兴人爱饮茶，有朋自远方来，一定要泡茶表示敬意。

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宜兴的茶叶生产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茶园面积从建国初期的1万多亩发展到现在的7.5万亩，茶园面积、茶叶产量均居江苏省之首。先后创制的“阳羡雪芽”、“荆溪云片”、“善卷春月”、“竹海金茗”、“盛道寿眉”等一系列名茶，在历届全国“中茶杯”、江苏省“陆羽杯”等名特茶评比中屡获殊荣。1989年乾元茶场生产的“阳羡雪芽”、新街茶林场生产的“荆溪云片”双双获得农业部全国名茶称号，1990年岭下茶场生产的“阳羡雪芽”又获国家商业部全国名茶称号。之后，名特茶在宜兴茶叶产品中逐步形成主导地位。2002年，宜兴成为全国首批20个无公害茶叶生产示范基地市(县)之一。

阳羡茶的特点

阳羡茶产于江苏宜兴的唐贡山、南岳寺、离墨山、茗岭等地；焙制后的成品茶条形紧直锋妙，色翠显毫。沏泡后，汤色清澈，叶底匀整，清香淡雅，滋味鲜醇，回味甘甜，沁人肺腑。阳羡春茶多在谷雨前采制。

“阳羡茶”以汤清、芳香、味醇的特点而誉满全国。宜兴，濒临太湖，层峦叠嶂，风光绮丽，更兼有“善卷”、“张公”、“灵谷”三洞之胜，吸引着无数海内外游客；不少慕名而来的旅游者，在饱览了宜兴的湖光山色、洞天奇景之后，都忘不了沏上一杯“阳羡茶”来品尝一番。泡出来的茶汤清色浓，味香而甜，堪称茶中佳品。

阳羡茶的历史

宜兴产茶历史久远，古时就称之为“阳羡贡茶”、“毗陵茶”、“阳羡紫笋”和“晋陵紫笋”。宜兴古称“阳羡”。阳羡茶始于东汉，盛于唐朝，成熟于宋、明、清。

早在三国孙吴时代，就名弛江南，当时称为“国山茶”。“国山”，即今之离墨山。据《宜兴县志》载：“离墨山在县西南五十里……山顶产佳茗，芳香冠他种”。

到了唐朝，被称为“茶圣”的陆羽，为了研究茶的种植、采摘、焙制和品茗，曾在阳羡（今宜兴的古称）南山进行了长时间的考察，为撰写“茶经”一书积累了丰富的原始资料。

陆羽在他的《茶经、一之源》中记及：“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芽者次”。陆羽在品尝同僧进献的佳苟后，认为“阳羡茶”确是“芳香冠世，推为上品”，“可供上方”。由于陆羽的推荐，“阳羡茶”因此名扬全国，声噪一时。

从此，“阳羡茶”被选人贡茶之列，故有“阳羡贡茶”之称。

大致在唐代肃宗年间，常州刺史李栖筠开始，每当茶汛季节，常州、湖州两地太守集会宜兴茶区，并且唐皇特派茶吏、专使、太监到宜兴设立“贡茶院”、“茶舍”，专司监制、品尝和鉴定贡茶的任务。

采下来的嫩茶，经焙炒好后，立即分批通过驿道，快马日夜兼程送往就京城，赶上朝迁的“清蝗宴”。当时称此种茶为“急程茶”，一刻也不能延误。

明代周高起，在他的《洞山茶系》中赞曰：“阳羡茶”以“淡黄不绿，叶茎淡白而厚，制成梗极少，入汤色柔白如玉露，味甘，芳香藏味中，空深永，啜之愈出，致在有无之外”。

诚可知，江苏宜兴距京城（今北京）有数千里之遥，不知累坏了多少驿役？累死了多少骏马？……正如唐代诗人李郢（茶山焙焙歌）诗曰：“凌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贴催，……驿路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里皇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

与唐朝相比，宋代阳羡茶不仅深受皇亲国戚的偏爱，而且得到文人雅士的喜欢。多次到宜兴并打算“买田阳羡，种桔养老”的大文豪苏轼，留下了“雪芽为我求阳羡，乳水君应饷惠泉”的咏茶名句。

而卢仝曾在宜南山区种茶，他写的《七碗茶诗》在海内外广为流传，更被奉为日本茶道文化的启蒙内容。元朝阳羡茶却因战争而推广到边疆少数民族。《万历志》卷四记载：“每年贡荐新茶九十斛，岁贡金字末茶一千斛，茶芽四百一十斛”。一斛合今天的33.5升，应该说元代进贡的阳羡茶数量是十分可观的。

为了适合蒙古贵族的嗜好，元朝在贡茶院之外，又设置一个名为“磨茶所”的贡茶官署，兼管宜兴的贡茶。到了明代，阳羡茶依旧是贡品。到崇祯年间，开始设立茶馆，饮茶得到进一步普及，朝廷对茶叶的生产和经销采取了更为完备的管理措施，专门设立了“茶局”和“茶引所”。宜兴至今还保留着茶局巷、茶亭等茶文化古迹。

在整个清朝的几百年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宜兴茶业起起落落，但上层名流、文人雅士，仍然十分喜好阳羡茶，并由饮茶而推崇紫砂壶，使紫砂壶达到鼎盛时期。民国以来，宜兴人到茶馆品茶，已成为有些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宜兴人爱饮茶，有朋自远方来，一定要泡茶表示敬意。

现在在宜兴竹海的阳羡茶生态观光园开门迎客的卢仝草堂则将向人们重现茶仙悠然见南山的恬淡景象。

阳羡茶的茶史追溯

至于“阳羡茶”的始源，据《宜兴县志》载，饮茶的创始人却是一位叫潘三的农民，后来被尊之为宜兴的“土地神”。宋朝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引“重修义兴茶舍记”：有一位和尚把阳羡山中产的野茶送给当时的常州太守李栖筠，经他请陆羽鉴定后，建议当作佳物进贡给唐代宗皇帝，时间是大历年间（766年左右）。

仅次于陆羽的第二位“茶圣”。诗人卢仝，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写下了“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的咏茶名句，明末清初刘继庄的《广阳杂记》记有“天下茶品，阳羡为最”。明代袁中郎（宏道）在评茶小品中指出：“武夷茶有药味，龙井茶有豆味，而阳羡茶有‘金不味’，够得上茶中上品”。东邻日本十分慕名“阳羡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