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以后，随我国大片国土的沦陷，当时我国茶业的贸易和有关政策，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因此，尽管其时环境艰苦，我国在这个阶段的茶叶贸易、生产和科研、教育，仍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和提高。

如上海沦陷后，我国茶叶出口市场转移香港，１９３８年６月，财政部颁布了第一次战时产业统制的“管理全国茶叶贸易办法大纲”①，由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主办茶叶的对外出口业务，在全国推行茶的统购和统销。这一改革结果，不但革除了过去茶叶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的诸多陋规，减少了中间剥削和洋行延期付款扣现等旧弊，使广大茶农和茶商得到很大好处；而且还极大地促进了出口贸易。如１９３８和１９３９二年，我国茶叶出口额、出口价格都比往年要高，是年茶叶出口创汇，在全国所有出口农产品中，也是首屈一指。后来日本实行海上封锁，我国从香港出口受阻，在贸易机构和政策上，才不得不又多次进行调整。

据吴觉农先生当时对茶叶统购统销和自主贸易的肯定，其成就“最堪为茶业界所注意的”，就是“外销红绿茶的分级的厘订”②。过去洋行或代理商收购茶货，完全据当年该国总部通知而定，而我国内地茶商，则又都是根据去年出口茶类的数量、价格收购，故历来出口供需不能协调。实行统购统销后，贸易委员会一面以国外需要规定内地生产数量，并在内地收购规定农商利润，去除了过去中间栈商从中抬高抑低的流弊。为了定价收购的公平，并在中央提高品质的主管政策之下，实行优质优价，因此对品质的改进，也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为了贯彻和实施贸易委员会的全国茶叶贸易管理大纲，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与浙江、安徽等有关各省，还订立了茶叶运输合约，领导各省茶叶的管制生产。这时，各产茶省也相应成立了茶叶管理处或局，负责茶业的各项改革和行政管理工作。这些改革和机构的建立，不但稳定了当时的茶叶生产和贸易，而且对于出口茶叶进一步支援抗战，也起到了十分明显的作用。

其次，在这一时期前期，茶叶合作事业，也取得了突出的发展。

上面说过，制茶合作社由吴觉农等先生倡导，战前在祁门、平水等茶区便取得了较大成绩，抗战开始后，随爱国热情的高涨，我国闽、浙、皖、赣、湘、鄂等省的合作事业，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以浙江为例，据陈观沧先生回忆，１９３８至１９３９二年，浙江全省合作事业的发展，宁治台区７县，共成立制茶合作社７３个，社员４２２６人，组办茶厂９家；温处区４县，建社３２个，社员４２４０人，设厂１５家；遂宁区三县，建社２９个，社员３５７２人，办厂１家；接近敌占区的于潜、孝丰、昌化、临安、分水、富阳等县，也建社２３个，有社员４６４５人①。至１９４１年，浙江制茶合作社达３０７家，社员人数总计达２７８０５人。是年贸易委员会茶业处处长吴觉农到衢州万川筹办东南茶业改良总场，率中茶公司大批技术人员直接参与遂安、淳安、开化的合作运动，使这一茶区合作事业，更取得了满意的成绩。据统计，是年东南茶业改良总场等共集中精制各社毛茶１７０２８担，当年各茶厂的箱茶，均由中茶公司收购后转运香港出口。在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下，合作社无疑对茶户和小商是一种有效的保障。吴觉农对其时遂淳茶区的合作有这样评价：“这一工作的展开，使遂淳区的绿茶品质大为改进，茶农利益增加，全区的组织完成，创合作社新记录。”①其他对茶叶质量的提高，可以说是合作社成立后的普遍现象。但至１９４２年，浙江由于日寇在沿海和沿浙赣线发动进攻，人民流散，茶园荒芜，茶厂被毁遭劫，一度兴起的合作热衰落下来了。其他各省，非遭日寇战祸，也因中央补助经费停发等由相继烟散了。

由于上述战时实行的一系列改革举措，社会上对茶叶科技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过去各地讲习班形式培养的学生，办办停停，人数、质量也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所以，这一时期在茶叶专业教育上，也出现了不少新的发展。

如抗战时期，我国茶叶改由香港出口后，负责办理这一业务的富华公司，应统购统销的急需，就首先在香港和上海招收２０余人，经几个月的培训，即把他们派到了内地工作。１９４０年中茶公司改组以后，亦招考过高级及中级茶训班一次。至于各省特别是安徽、浙江二省的茶管处、改良场、茶厂，也分别招收过类似的训练班。这是应急性的一种就业教育。对这批人如吴觉农所说，他们在后来的“行政及技术方面多有贡献”。关于农校和茶校茶学专业开设的情况，除１９３５年福安开办的茶校和前面提过的湖南修业职业学校茶业班（后迁安化茶区）继续存在外，在福建崇安也办了一所初级茶业学校；１９４０年，方翰周在江西婺源改良茶场内，创办了一所茶业职工学校（１９４７年迁修水改名为修水茶业学校）；１９４０—１９４４年，安徽省在徽州农业职业学校内，也增设茶叶科，“学制三年，共办了两期”①。茶业中等教育是战前即有，但高等教育则是这一时期的新出。抗战期间出现的茶业大专班，有１９４０年英士大学特产专修科所附设的茶业专修班；东南“第三战区”在崇安筹办的苏皖技艺专科学校的茶业科（后因经费等由，招收的２０多名学生后并入福建省农学院继续学习）和复旦大学茶叶组。复旦大学茶叶组，是我国解放前最有影响也是唯一的一所本科专科并招、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茶叶高等教育机构。１９４０年春，复旦大学内迁重庆，校方和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处、中国茶叶总公司三方协商，决定在复旦大学内同时设立茶叶系、茶叶专修科和茶叶研究室（后因当时主管教育的部门认为茶叶乃一种作物，面窄不宜设系，才改称为组附在农艺系），其经费主要由中国茶叶公司负担，学生毕业，也尽先由中国茶叶公司选用②。复旦茶叶组第一年在西南和东南分区招收本科和专科各二三十人，１９４２年毕业的２０多名专科生，均由中茶公司任用，抗战期间为茶叶战线培养了不少茶叶技术骨干。

在茶叶科研上，这一时期和教育一样，也有不少发展和成绩。前面提过，在３０年代初期和中期，在我国沿海和中南的长沙高桥，江西修水，福建崇安、福安，湖北羊楼洞，浙江嵊县三界等地，就建立了一批茶叶改良场厂。抗战军兴以后，除在西南如１９３９年在贵州湄潭，１９４０年在昆明宜良、凤庆顺宁等地继续兴建了一批这样的茶叶改良示范单位外，１９４１年，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在浙江衢县成立了东南茶叶改良总场，１９４２年迁址福建崇安，改名为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①。这也是我国最早建立的茶叶科学的专业研究所。

上述各地的这些改良研究机构，在当时物质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艰苦奋斗，不同程度地都积累了一批发明和创造。以制茶和茶叶加工机器为例，这时在湖北、云南各地有较大推广的“木质揉茶机”，人力、畜力可以两用，就比引进的印度、日本同类机器，克服了动力限制。再如安化茶场设计的筛分机，使用灵活，非舶来者可比；祁门茶场制有萎凋柜、足踏茶筛及特置加温萎凋室；婺源茶场的木质筛分机、发酵加温箱及烘筒代替锅炉②。

但这些还只是改良场厂的一些技术改良。崇安茶叶研究所的科学研究情况，陈观沧先生对该所１９４２—１９４４年茶树栽培、茶叶制造、化验和推广方面，有一个很完全的记录，因这具体反映也代表了当时我国茶叶科学研究的水平，这里我们不妨选录如下：

１．栽培方面。

①育种试验。分鉴定、选育、创新三个科研途径，对茶叶品种、单本选择、武夷名丛性状、开花习性、茶树遗传因子等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②繁殖方面。对播种、压条、扦插等法及茶籽储藏、播种期等进行了试验。

③生理试验。如茶树日照、茶树抗寒与制茶品质关系的研究。

④栽培试验。对水仙树型剪定、茶树剪枝日期以及摘花、摘果等项目的研究。

⑤病虫害试验。对武夷山茶树煤病以及茶蚕和茶毛虫等当时茶区盛发的病虫害进行研究和调查。

２．制造方面。

①品种试验。分别在崇安、安溪两地进行。各茶树品种制造红茶、绿茶（眉茶、珠茶、龙井、莲芯）、青茶（乌龙茶）的适制性试验。

②红茶、绿茶、青茶的制造方法试验。

③红茶分级及碎切茶试验。分别在祁门、崇安、福安进行，同时向全国红茶产区征集样品进行红茶分级拼和试验。

④包装储藏试验。

⑤制茶机械的设计与有关试验。

３．化验方面。

①生化研究。如茶叶分级化学标准的探讨、岩茶制造过程中水分变迁研究。

②工业试验。如咖啡硷的提炼，茶叶杂料制造等研究。

③肥料试验。如厩肥、树叶肥田、天然肥料的各种比较试验。

④土壤研究。如土壤盐基饱和度、武夷茶岩壤调查研究。

４．推广方面。

主要有办理茶树更新、调查统计和编辑出版书刊这样三方面工作①。关于调查统计和书刊出版我们不加多谈，这里仅就茶树更新稍展开一说。因为这一点和其前的统购统销，是战时茶叶改革的两大茶政。１９４１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封锁海上，我国海运茶叶出口中断。为避免茶园荒芜、救济茶农生活，也为战后茶业复兴积蓄元气，吴觉农先生高瞻远瞩，提出“幼树留蓄，壮树继续采制，老树则彻底更新”②的“茶树更新运动”。茶农更新的经济损失，由中茶公司出资补贴，具体组织、办理，由崇安茶研所和茶树更新运动指导处负责。

从１９４２年春天开始，至１９４４年底结束，３年中共维护了１０余万亩茶园，更新了１０００多万的茶丛。这一数字，与原先计划是无法比拟的。但原计划第一年中茶公司就应出资１０００万，３年完成；但实际３年中只收到中茶公司３００万元。所以，上述数字，有人形容“不是用钱，而是用工作者的心”完成的。因为经费等诸多原因，运动计划受挫，一波三折，没有完成原定的目标，说以失败告终也可以。但是，正如吴觉农指出，除维护了１０万亩茶园外，“尚育成茶苗２００万株，并完成浙、闽、皖、赣四省外销茶区土壤调查”；另外，在推行更新之区，使茶农普遍地获得更新的知识，这更是无法以钱来衡量的。所以，这一运动在更新本身可能成绩不怎样大，但其在技术和技术推广上的意义，是深远和应当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