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茶采茶再采茶，

炉城一去远离家，

姑嫂房中齐叹嗟，

哥哥背茶未回家。

——茶马古道民谣

在横断山脉的险山恶水之间,在横跨世界屋脊的原野丛林之中，绵延盘旋着一条神秘古道——茶马古道。这是这个星球上最令人惊心动魄的道路之一。千百年来，无数的劳作者在这条道路上默默行走。古老的茶马古道赋予了康巴文化鲜明的特征与深邃的内涵：茶马古道既是汉藏商业活动的结果，又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是藏区独一无二的人文现象。作为汉藏交往与团结的象征，茶马古道原西康省所辖雅安（现四川省雅安市）至康定一线的“背子”，也许就是诠释康巴人文背景映衬下的古道最为真实的一块人文“活化石”。

大地上的史诗

茶马古道，是中国历史上内地农业地区和边疆游牧业地区之间进行茶马贸易所形成的古代交通路线。茶马贸易，是以中原地区的“茶”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马”为载体所开展的贸易活动。茶马古道有两个出发点，一是云南普洱，一是四川成都，两条路线在今西藏东部的洛隆宗汇合。古道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海拔最高、地势最险、路程最长的古商贸通道，也是世界上地势最高的文明文化传播古道，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经济文化交流意义。是与古代中国对外交流的海上之道、西域之道、南方丝绸之路、唐蕃“麝香—丝绸之路”相并列的又一条国际通道。

青藏高原由于地形复杂，气候恶劣，使这块特殊的大高原与周围地区联系的道路崎岖艰险，路途漫长。从历史角度而言，内地进出西藏的大驿道主要有三条：由成都至雅安经打箭炉至拉萨；由云南大理至拉萨；由青海西宁至拉萨。这其中，属于茶马古道范畴的就占了两条。

茶马古道运输线方方面面都充满着神奇与惊险。由成都、雅安经打箭炉至拉萨一线中，雅安至康定段完全以人力来背运货物；而云南一线基本以畜力来运输。据纳西族作家白郎考证：在云南的马帮中，耐力与力气更大的骡子取代马匹担当了运输的主角。不管四川的肩挑背驮还是云南的骡子马帮，茶马古道在藏彝走廊中的穿行无疑都是在用人与牲口的生命与险恶的大自然决斗。原西康省所辖雅安（现四川省雅安市）至打箭炉（康定）的交通，在二郎山隧道未开通前，对于以车代步的现代人都可谓“雄关漫道真如铁”；对于当时以人力来背运货物的挑夫其难度更可想而知。在云南一线，经历漫长三个多月的颠簸，到达终点时损失一半的骡子已是常事。德钦县内的澜沧江夹在梅里和白玛两座大雪山之间，溜索是惟一的交通工具。大风中，高高悬在空中的人、牲口与货物来回晃动；下面，咆哮的江水肆无忌惮，稍有不慎，马帮便有可能葬身于滔滔江水之中。

从一张老照片进入

1896年的一天，一名来自法兰西的异国人,怀着殖民的梦想登上了去往中国内陆的小帆船。他就是清末法国驻滇总领事方苏雅。在他所去的中国西南的土地上，秀丽山川、纯朴民风、独特建筑、悠久文化所构成的那一幕幕千姿百态的神奇画面,注定要让这位蓝眼睛白皮肤的“洋人”惊心动魄。1903年,在云南至川藏的一条崎岖山道上，坐在一把洋伞遮蔽下的大轿中的方苏雅，发现了一群奇特的苦力者，他们人人头顶着一顶大草帽,每人手持一根丁字形拐杖，一块圆形的篾条挂在每个人的胸前。他们身后背负一团高大而沉重的包裹，随行的仆役告诉方苏雅：这是一群向西藏运输茶叶的苦力，他们身后那一团高大而沉重的包裹就是茶包。在当天的日记中，对于这一段让方苏雅刻骨铭心的“窄路相逢”，他记述到：“戴在头上的大草帽不仅遮阳挡雨，也使背夫们的身形奇特而且高大。苦力们一天内要走大约40公里,负重可能超过100斤。”他发自内心地感叹：“这些外表无生气，极度贫困的人怎么能胜任这种工作，表现出如此的耐久力！”

四十三年后，一位从雅安到康定“公干”的俄国人在一处名叫瓦斯沟的小村子中，又如方苏雅一般，被征途中不期而遇的背夫完全征服了。此时，这位38岁名叫顾彼得的西洋人，脚穿一双网球鞋，手柱一根拐杖正悠闲在村中漫步。前几日令人头昏眼花的惊险行程,让他几乎感到自己似乎已快把人一生所能走的最艰难的路全走完了。

在瓦斯沟村口，一条羊肠山道旁的悬崖下，一块小小的平地上，他看见几间背夫停歇的破烂房舍，几棵果树围绕其间。山道上，运茶者络绎不绝，他们一个跟着一个,像一条长蛇阵一样：“连枝带叶的粗茶和被压成碗状的茶坨被放入长方形的柳条箱中，柳条箱又一个个高高地垒起来放在木制的背架上，背架在背茶脚夫的头上微微向前弯曲。这些可怜的人按负荷的重量收取报酬,所以他们有时背重达180斤的一堆柳条箱。他们背货时一般携带一根短粗的手杖，顶端是铁的，手柄是十字形的。由于他们背负的货物很重，高山上空气又十分稀薄，所以他们每走几分钟就要停下来歇息,把货物靠在相邻的岩石上或是放在专门为停歇而堆好的石块上。他们一步一步挣扎着往前走，拐杖也随着步伐嗒嗒作响，插入地上的拐杖起着平衡的作用。他们十分可怜，褴褛的衣服遮不住身体，焦黄的面孔有些发青,茫然无神的眼睛和消瘦的身躯好像行尸走肉一般。……如果有月光的话,他们又继续上路，沉闷的脚步声在寂静的空气中上下回响，不管阴雨绵绵还是阳光灿烂,风霜雪冻，成百上千的背茶者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来往于雅安和打箭炉之间。当死亡来临之时，他们只是往路边一躺,然后悲惨地死去,没有人会关心他们的死活，这样的事周而复始，没有人会因此而掉泪。由于过度的疲劳,他们在休息时已经累得说不出话来，沿途的一切景物对于他们来说都毫无兴趣,他们像机器人一样机械地拖着步伐从一块石板迈向另外一块石板,他们仿佛是些异类,你无法安慰或是帮助他们。”相对于方苏雅诧异中平淡的语句，顾彼得却用近乎哲学化的语言感叹到：“他们似乎已经脱离了人类的情感，比骡子和马匹还更加沉默。”如此悲壮的场景，让这位多怨善感的西洋人,随后很长一段日子里,内心充满了无比的悲哀和不可言说的无赖。

2004年6月，当我们采风“藏彝走廊”到达原西康省所辖雅安的天全县甘溪坡村时，村里的老背夫李忠全大爷已经81岁了。他也许是整个“茶马古道”上，如今健在的年数最高的“背子”了。李大爷12岁就开始在当地跑短途背杂货（盐、菜油、山货等），18岁开始背茶包走康定，到1951年解放为止，他在山道上走了16年，其中有10年走在茶马古道上。“当年做完庄稼，就去背茶包挣点钱补贴家用，好比现在农村人外出打工，在天全的村寨里，当背夫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光甘溪坡村就有四五十人。”身板硬朗、神智清楚的老人，满脸自豪地回忆到。说完了这一段话,他便沉默了，目光呆望着村外那一片云雾笼罩的群山峻岭。在那里，一条崎岖的盘山公路上，一辆辆飞驰而过的大卡车，满载上吨的货物飞快奔向远方的世界。

那一刻，我知道：他的历险连同“茶马古道”当年的辉煌都已经远去了，老人那许多让人荡气回肠、悬念丛生的往事，如今只能作为一段段茶余饭后的故事，讲给小孩子们听了。山间的烈日，阳光如一丝一缕光亮的绒毛编织在老人皱纹密布的脸庞上。山风摇弋的那一刻,沉默得如同一尊雕像的老人,他的灵魂也许又飞回了藏彝走廊,飞回到那一条美丽而险恶、苦难而漫长的，隐秘于深山密林间的茶马古道。

敲响群山的肤皮

事实上是多样因素决定了茶马古道上如李忠全老人般“背夫”角色的产生。首先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四川没有云南这样善走山地高原的骡子和马；其次,四川人口众多，劳动力廉价，而川人又善于背负；从地理学角度而言，茶马古道必经的二郎山一带,险要的地势不适合于骡马通行,似乎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于是在多条茶马古道上，背夫成为了雅安到康定段所特有的一种现象。作为离雅安最近的山区县——天全,成为茶马古道向西延伸的第一个县，而素以吃苦耐劳著名的天全人,在险恶的二郎山山道间,顺理成章成为浩浩荡荡四川背夫队伍中的主力军。

甘溪坡是一个不大的村寨，路边已经立起了“茶马古道”的石碑，青瓦木墙的老房子整齐朴素,带着客栈和商铺的痕迹。光滑的石头古道穿寨而过，你会很轻易在石头上发现一个个的小石窝，那些深入大地肌理的石窝如一团团拥挤着的麻点，随古道消失在连绵群山之间。据说，这就是当年前仆后继的天全背夫们用T字形的手杖支撑着茶包歇息时，水滴石穿般地杵出来的痕迹。而天全至二郎山隧道之间的甘溪坡、碉门、水獭坪、新沟一带，被川藏公路所截断的古道仍一段段残留在山间，古道上的一个个驿站（村寨）仍保留着古朴的面貌,村寨里你仍可以发现一个个两寸多深的小石窝。这些茶马古道上背夫们留下的拐子窝永远留在了荒废的古道上。它们见证了背夫坎坷的一生，见证了一条人类历史上历史最悠久、海拔最高、地险最险、路程最长的古商贸通道所有的辉煌与沧桑。正是这些现在长满了苔藓的小石坑坑与创造它们的主人一起，完全以人力的方式，在数千年前，使茶叶成为中华传入西方的第一物种，使茶文化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物质与精神财富。

在第二天对老人的采访中，老人为我一一详解了当年背夫全套的行头，这也使我拥有了更为专业的眼光去解读方苏雅那张名为《顶草帽的背夫》的著名照片中的细节：“茶马贸易中，因路途遥远，骡马难行,运价太高，茶叶主要靠人力背运。在天全,人力背夫人又称‘背二哥’或‘背子’。这是最苦最苦的谋生方式。这样的苦力活儿，要有人组织，有人担保，防止背夫们中途撂包子。背夫们一般是农闲时间，背‘背子’以谋生。我们八个一群或十个一伙,每人手持一根丁字形拐杖，俗称‘拐筢子’、‘墩拐子’，拐尖镶有铁杵,用来撑着茶包歇气。因为负荷重，背子只有这种方法才能在路上休息。一块圆形的篾条挂在胸前，这是用来刮汗的。随身自备沿途的食物很简单，就是一点玉米面、馍馍和一小袋盐。另外，女背子的茶包上还要挂上几匹笋壳，以便歇下背子，站着小便时作‘水槽’之用。有的女背子还要把吃奶的孩子挂在胸前。”

老人为我介绍“背二哥”的行头时，一只放在大腿上的手下意识不停抖动着,在他的那只手上仿佛有一根无形的拐杖，老人用它不停敲响着大地的肤皮。而那条坎坷崎岖的古道，古道上背夫们源源不断地从内地为西藏驮去茶叶和食盐，又为内地换回稀缺马匹和皮毛的——平凡而又伟大的劳作者的身影，朦胧的灯光下,愈发鲜亮的浮现在我眼前。“采茶采茶再采茶，炉城一去远离家，姑嫂房中齐叹嗟,哥哥背茶未回家”，老人一首当年的民谣，沙哑的嗓音与混沌的歌唱，完全代表出当年古道背夫所有的艰辛与挣扎,似乎成了此时此刻对于古道与“背二哥”诠释最佳的“绝唱”。

云端的跋山涉水

1939年年初的雅安，凌晨时分，雾气朦胧，四处漆黑一团，城市犹如进入冬眠的庞然大物。为了防冻，居民们照例起得很晚，城中的商铺大多也在上午才开店接客。但对于历史悠久的茶马古道贸易而言，这个季节，却是雅安各茶号发茶最繁忙的日子,每天出发的背夫都在500人以上。

冬月的“雨城”，清晨寒气袭人,在孚和、永昌恒等茶庄前,却已是人声鼎沸，一片繁忙。昏暗的油灯前,李忠全和同队的天全背夫们排着队，等待领取沉重坚实的茶包。茶包用篾条包装,20斤一包。在当时，中等力气者，每次领取10包到20包，而年轻力壮者，一次能背十五、十六包，重量达到300多斤，相当于两三匹骡马的负重。背夫的行列中也有妇女儿童。最小的“背童”年仅 10岁,可背 30多斤两条茶；“背妇”们则背10多条。

背夫们把领到手的茶包层叠摞好，用竹签串连固定，再以篾条编成背篼，套上双肩。茶包一旦上背，便意味着沿途不管翻山越岭还是爬山涉水，地势陡险,他们一般不得卸下歇息,待有平缓处，才能扎下拐子，找地方歇息一会。

在背行大背师的一声吆喝下，这群向着死亡与人类身体极限挑战的运输者们，头也不回走上了雄关漫道。今后的一切，对于他们都是未知数：“从雅安去康定，向南过荥经翻越大相岭到清溪，经泸定、摩西到达康定的路，较为宽缓易行，也是朝廷向藏区输入军饷物资的官道，我们称作‘大路’。向西经天全翻越海拔2987米的二郎山，经泸定到康定的路，主要是背夫往来的羊肠小道，称作‘小路’。小路险但近。当年，我们天全的背夫一般走小路。二郎山的艰险是出名的，跌落山崖送命是常有的事情，冬天如果跌进雪槽，要到第二年二三月雪化了才能取出尸体。如果遇到土匪,命是自己的，但财物就保不住了。背这个茶包子,死了好多人喔！”当年和李大爷一起出外闯荡的背夫,活着回来的只有五人了。

大背师，又叫拐子师，是背夫的领头，他们不仅要背负同样多的茶包，一路上，还负责审视路段和背夫负力情形。当年,大背师一般由背夫中出道最久、胆识过人的强者担当，漫漫征途中，大背师见同伴们已疲惫不堪需要歇一歇了，便长‘嘘’一声，示意大家落拐休息。这时，丁字拐杖就是支架，背夫们将茶包垫在拐子上，拐子扎在石头上，背夫们便都挺直腰背歇脚片刻。日久天长，古道上便留下了铁杵扎下的无数痕迹。

背夫们一般日行三四十里路，出发时干粮是自带的，中午简单地吃点玉米粑。“走到‘幺店子’，我们烤热自带的玉米馍，弄一碗盐水，就是路上的伙食。如果能够买上一碗‘豆泡子’（豆浆、豆渣和着素菜煮成的一种食物），那就是一顿奢侈的伙食了。至于住宿，一般的客店、脚店里，备有‘哨凳’，用来歇茶背子。每晚店钱 1角 5分，当晚若吃一碗豆腐另加 5分，第二天清晨一碗豆花又是　5分,撒上自家带的盐。好在店家免费提供柴禾，背夫们可于当晚蒸好玉米粑供第二天路上吃。地下铺一些草帘子、玉米叶子、干谷草，就是我们的床铺。”劳累一天的背夫在入睡之前,每天还有一个固定的日程安排：为同伴疗伤治病。谁的肩背红肿了，就烧烫拐筢子的金属杵尖压往红肿处；肩背磨烂的，敷上盐巴以疗伤痛。

当疲惫的背夫们终于可以横七竖八躺一屋子时，疲惫与睡意立刻征服了这一群肌肉发达的劳作者。在汗臭和体味弥漫的寒屋里，地上的臭虫、空中的蚊子,肆无忌惮吸取着他们新鲜而健康的血液。但这一切，对于酣睡梦沉的背夫们早已无所谓了。待翌日天麻麻亮，他们又要踏上漫漫长途。那里,有更高的山峰,有更为崎岖、险窄的山道。

康藏高原,崇山密林，道路艰险,半年以上都是积雪期，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解放前夕，背夫要把茶包从雅安运到集散市场的康定，即使起早贪黑，每天最多也只能走30多里路，虽然只有450里路，但至少要走十多天。如果走“大路”就要翻越大相岭，走“小路”则要过二郎山。清末民初，古道上还时常有土匪出没,运送的茶包经常被劫。无论隆冬炎夏,千年茶马古道上脚穿草鞋、衣衫褴褛的“背二哥”川流不息。翻山越岭，吊桥栈道，日晒雨淋，风霜严寒。英国人福格森对岷江地区道路的一段文字,几乎完全可以移植过来,作为古道天险的旁注：“有些地方的悬崖非常陡峭,耸立在江河两岸,有些地方的悬崖高耸入云,拦住去路，修路人不得不从它那坚硬的岩石中间开出一条路来。在一些地段，道路是用砖铺的；遇到水流、沟渠或裂口,则架起木桥。有时，木桥就悬挂在浪花飞溅的激流几百英尺之上。……脚夫常常不得不在只有几英寸宽的悬崖上跋行。在这种悬崖路上，担子和悬崖岩石之间的空间不过2英寸，一旦发生事故，就会直直地摔下几百英尺，落在水中或摔在岩石上，其结局难以想象。”今天的人们实在已经无法想象,在如此恶劣的生存条件下,超负荷的“背二哥”们，是如何用双腿，一步一个脚印，厚重而又坚实地在“世界屋脊”上书写出人类最为悲壮与雄伟的史诗。“我们在路上边走边‘摆龙门阵’，以减轻压力。有时，摆着摆着，后面半天没人答话,回头一看,人没了，掉到崖下去了。”这样凄惨的回忆，在李大爷心中，留下了一片终生挥之不去的阴影。据老人讲，在临近康定的大风湾里，当年甚至有同伴被大风吹死、冻僵。旧时，在那里有个“万人坑”，沿途死于非命者皆被拖进洞中，经年累月，洞内新骨覆旧骨。有人在此处写下“白骨塔”三字，并留下一副让人感伤唏嘘的对联：满眼蓬蒿游子泪，一盂麦饭故乡情。

康定，这座茶马古道上的中心城镇，便是背夫们爬山涉水的终点站。原英国驻打箭炉（康定）领事的孔贝在《藏人论藏》一书中，也真实记载了上世纪20年代，“背二哥”对于当地的贡献：“茶叶是主要贸易商品。把茶叶做成一块块‘茶砖’，用筐子包装好，叫苦工背驮着从内地运送过来。一般的载重量为9包,每包17斤重。从打箭炉分两路再把茶叶发送到西藏。”而据有关资料记载：康定仅茶叶一项,在康熙年间每年交易量就达80余万包，而嘉庆年间竟高达一百多万包，也就是一千多万斤。如此巨大的茶叶吞吐量，在茶马古道四川一线，完全是依靠“背子”们肩挑背驮，用汗水和鲜血，一点点人工累积完成的。

遥想当年，背夫只是茶包的载体,他们背负的茶包竟比人还高。艰巨的劳作，使古道上的背夫炼就了一身强健的身子骨。老人回忆说：他们村李光荣有位侄媳，背上13包茶跟男人一样的出苦力，茶包遮住头部，路人只看到她挽起的裤脚和粗壮的小腿，脱口称呼她为“伙计”。

这是一个闷热的午后，坐在李大爷的家中，老人高卷起裤角，他结实得棱角分明的小腿上，一条条凸出的青筋让人触目惊心,粗大的血管仿佛随时要从单薄的皮肤中“崩裂而出”。那些青筋与血管，高高低低，凸凸凹凹,犹如老人双脚曾经一次次“亲吻”的那些纵横的沟壑与山岭。我知道，那是人的腿部长年超负荷承重留下的“后遗症”，这一双烙印着时光与传奇的腿脚，对于茶马古道四川一线而言，也许就是一张最好的“活地图”，就是一块最为真实的“活化石”。

大连茶叶沟金钥匙茶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