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天台山的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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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天台山区分布。唐·陆羽《茶经》称:“茶……生赤城者与歙同。”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风土门》载:桑庄《茹芝续谱》:“天台茶有三品:紫凝为上,魏岭次之,小溪又次之。” 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日本僧人成寻《参天台山五台山记》载:五月十八日“至天台山最高之峰,号曰华顶……苦竹黤黮,茶树成林。” 宋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日本荣西禅师,两度登天台山,师事万年寺虚庵怀敞,潜心钻研禅学,并亲身体验万年寺种茶、制茶技术和煮茶、泡茶方法、饮茶文化及其功效,回国后于公元1241年着述《吃茶养生记》。 2005年发现位于婺(金华)、越(绍兴)、台三州交汇之地始建于宋的玉山古茶场,即宋时茶叶贸易场所。

综上,宋时,天台山已形成华顶、万年、石梁、国清、天封、紫凝、玉山等几个茶区。沿天台山脉海拔400~700米的台地上已遍布茶园。

宋代天台山制茶工艺。据宋代的《北苑贡茶录》、《东溪试茶录》、《品茶要录》和《大观茶论》等书所述,中国制茶工艺在宋时主要是由唐时的蒸青饼茶演变为“名冠天下”的龙凤团茶,制作十分讲究,基本工艺分:采、拣、洗、蒸、榨、研、造、过黄等几道工序。

天台山在宋时,至少在南宋时期,制茶工艺不是团茶制法,而是蒸青散茶制法,在工艺上要比团茶制法简单得多。其基本工艺是:采、蒸、搓揉、烘焙几道工序。上午采回来的鲜茶叶立即进行蒸焙,蒸好的茶叶用手往复进行搓揉,边搓边焙,使其成为细紧的条形,称“紧手”,然后慢火烘焙至干,入瓶存贮。这种制茶方法,《吃茶养生记》有载:“见宋朝焙茶样,朝采即蒸即焙,懈倦怠慢之者,不为事也,其调火也,焙棚敷纸,纸不焦样,工夫焙之,不缓不急,竟夜不眠,夜内焙毕,即盛好瓶,以竹叶坚封瓶口,不令风入内,则经年岁而不损矣。”

宋代天台山禅茶文化。宋代是天台山历史上茶与茶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禅茶文化为其主要特征,尤其是石梁“罗汉供茶”更是其特出代表。

唐宋以来,修持于天台山诸寺庙的僧人遵循智者大师“以茶参禅”、“以茶供佛”的法诲,寺庙周边必种茶树,开辟茶园,并设“茶头”专管茶事,设“茶堂”专供招待客人喝茶。种茶、制茶、饮茶、以茶待客已是当时天台山诸寺庙不可缺少的茶事活动,“以茶供佛”更是寺僧每日必做的功课。

日本僧人成寻的《参天台山五台山记》详细记录了“以茶供佛”的经过:“先入敕罗汉院:十六罗汉等身木像、五百罗汉三尺像,每前有茶器。以寺主为引导人,一一烧香礼拜,感泪无极。”。明《天台山方外志·灵异考》记载:景定中贾丞相似道,命僧妙弘建昙华亭,既成,供五百圣僧茶,瓯中一一现异花,犹夫常也。中现四字曰“大士应供”,聚观者神之。这就是天台山石梁方广寺在宋时名扬中外的“罗汉供茶”。该茶最早详细记载于《参天台山五台山记》。书中记下了罗汉显灵的灵异奇迹:十九日辰时,参石桥以茶供罗汉。五百一十六杯以铃、杵、真言供养。知事僧惊来告:“茶,八叶莲花纹,五百余杯有花纹。”知事僧合掌礼拜。小僧实知罗汉出现,受大师茶供,现灵瑞也者。即自见,如知事告。随喜之泪与合掌俱下。

其后,宋林表民在《天台续集》中补叙道:台州知州葛闳闻此灵异,带着众多地方官员来天台山石梁罗汉阁,煎茶供奉罗汉,俄顷见“有茶花数百瓯,或六出、或五出,而金丝徘徊处及苏盘金富无碍。三尊尽干,皆有饮痕”。灵瑞再现,葛闳欣喜不已,于是写下一首《罗汉阁煎茶》:

山泉飞出白云寒,来献灵芽秉烛看。俄顷有花过数百,三瓯如吸玉腴干。

天台山石梁“罗汉供茶”仪式后来传到了日本。宋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日本僧人道元登天台山求法,回国时将“罗汉供茶”仪式移植到日本永平寺,后扩展至日本其他寺院。日本宝治三年(公元1249年)正月一日,道元在永平寺以茶供奉十六罗汉,茶杯中均现罗汉瑞华,举国轰动、名噪一时。为此,道元亲撰《罗汉供养式文》一文,文中写道:“现瑞华之例仅大宋国台州天台山石梁而已,今日本山数现瑞华,实是大吉祥也。”并记载荣西在天台山万年寺研习佛法期间,曾两次目睹“罗汉供茶”灵瑞事迹,写有“登天台山,见青龙于石桥,拜罗汉于饼峰,供茶汤而现感异花于茶盏中”的记录。

经成寻、葛闳等人宣扬,石梁“罗汉供茶”名扬中外,苏轼、罗适、贺允中、王亚夫、宋之瑞等均有诗题咏,地方官也曾多次上表朝廷。宋仁宗在闻悉罗汉显灵诸事后,大喜不已,专遣内使张履信持《供施石梁桥五百应真敕》至天台山,诏曰:“闻天台山石桥应真之灵迹俨存,慨想名山载形梦寐,今遣内使赏沉香山子一座,龙茶五百斛,银五百两,御衣一袭,表朕崇重之意。”皇帝为佛茶奇迹颁诏重赏,史所罕见。

实际上,石梁“罗汉供茶”,是天台山寺庙僧人以茶供佛与宋代流行的“点茶法”的巧妙结合。

宋代饮茶已从唐代煮(煎)茶过渡到点茶,即将碾细的茶末直接投入茶碗(盏)之中,然后冲入沸水,再用茶筅在碗(盏)中加以调和,最后分茶饮用。

宋代诗人陶谷在《舛茗录》中说:“茶至唐渐盛,近世有下汤运匕(匙),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就散灭,时人谓之‘茶百戏’”。石梁“罗汉供茶”正是这种“下汤运匕(匙),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的“茶百戏”点茶艺术在以茶供佛中的巧妙运用。当时国清寺僧人处谦还把这种“茶百戏”点茶艺术带到杭州表演,苏轼观后,赞叹不已,在《送南屏谦师》一诗中写道:

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怒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风腋今安有?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可见,天台山寺僧们为以茶供罗汉而练就的“分茶”艺术的确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佛教天台宗对“茶禅一味”的诠释。有一篇《供祖茶会法语》,可以说是佛教天台宗对“茶禅一味”的最好诠释。其文如下:

采灵芽于华顶峰头,汲净水于石梁瀑下,依马明龙树制造之方,按慧思慧文烹煎之旨;焙之以法华三昧火,碾之以实相解脱轮;煮之以大悲方便锅,盛之以般若清净碗。碧毫落处,空湛澈;茶云起时,国土飘香。凝神汤色,空观、色观、中道观,三观圆于一念;定心服味,业障、报障、烦恼障、诸障消于无形。法界即茶,茶即法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

色、香、味是我们在评定茶叶品质和品茶时常用的术语,然而,《供祖茶会法语》中却说:“凝神汤色,空观、色观、中道观,三观圆于一念;定心服味,业障、报障、烦恼障、诸障消于无形。法界即茶,茶即法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更是把评茶、品茶与天台宗的“一念三千、三谛圆融”的“性具实相说”和“圆顿止观说”紧紧结合在一起,从天台宗佛学理论角度诠译了“茶禅一味”的真谛。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深谙佛教天台宗的唐朝诗僧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窥见到“茶禅一味”的真谛所在:

一饮涤昏昧,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崔侯一啜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皎然在诗中不但首次提出中国“茶道”的概念,而且阐述了茶与天台宗修持理论的互为作用,一饮养身,二饮养心,三饮便可达到体悟大道的境界,而且指出天台山是唯一体会其中之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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