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贡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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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茶起源于西周,迄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了,晋《华阳国志之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蜀作战有功,册封为诸侯,作为封候国向周王朝纳贡的有“土植五谷……茶……”,但这仅仅是贡茶的萌芽而已,既未形成制度,更未历代相沿袭。
唐代是我国茶叶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唐时期,社会安定,民富国强,儒释道三教鼎立,从外在修养(指修身处世的行为规范、律仪要求)转向内在修养(指对道德意识和思想目的的实质追求)己成为他们共识。茶性高洁情雅,是他们内在修养最理想的饮料,因而三教都爱、颂茶,“田闾之问,嗜好犹切”。
安禄山反唐,硝烟弥漫,饿夫遍野,百姓背井离乡,田园荒芜,生产下降:有识之士,把全国经济重心由北方移到南方。继六朝之后,继续从广度和深度开发江南土地,“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给衣食,供赋役,悉恃祁之茗”。茶叶种植业迅速发展,家庭手工制茶作坊相继出现、茶叶商品化成为农产物中唯一典型,初步形成了区域化、专业化,为贡茶制度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上贡制度的理论依据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指农产品),谁非君臣”。同时在上古时代,农业是国家兴哀决定性生产部门,但科学技术不发达,生产力低下,只有依靠投入更多的劳力去从事生产,而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需要劳力,彼此互相争套。封建统治阶级为了使劳力向农业倾斜,制定了重衣抑商政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派生出贡茶、榷茶制度,成为抑商政策的重要支柱。
贡茶从李唐王朝开始形成制度,历代相传,延续几百年之久。唐代贡茶制度有两种形式:
朝廷选择茶叶品质优异的州定额纳贡。有常州阳羡茶,湖州顾渚紫笋茶;睦州鸠坑茶;舒州天柱茶;宣州雅山茶;饶州浮梁茶;溪州灵溪茶;岳州邕州含膏;峡州碧涧茶;荆州团黄茶;雅州蒙顶茶;福州方山露芽等20多州的名优茶。雅州蒙顶茶号称第一,名曰“仙茶”。常州阳羡茶,湖州紫笋茶同列第二。荆州团黄茶名列第三。
选择茶树生态环境得天独厚自然品质优异,产量集中:交通便捷的重点产品,由朝廷直接设立贡茶院(即贡焙制),专业制作贡茶。
湖州长兴顾渚山,与常山宜兴唐贡山接壤,东临太湖,西北依山,峰峦叠翠,云雾弥漫,土层深厚,土壤肥沃,茶树生态环境优越,水陆运输方便,所产“顾渚扑人鼻孔,齿颊都异,久而不忘”。广德年间与常州阳羡茶同列贡品。大历五年(770)在此建构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管理精细,制作精良的贡茶院,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国营茶叶加工厂。
贡茶院由“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是中央官工业的一个组成部份,除中央指派官吏负责管理外,当地州长官也有义不容辞的督造之责。这种官工业体制,对巩固封建经济结构,维护封建制度是极其有利的。
造茶要有一定的技能,贡茶院的劳力来源既不是官奴隶,也不是番户,而是由政府控制的一部份茶叶专业户,临时以“和雇匠”方式人院造茶的。“雇者,日为绢三尺”,依日纳资作为他们报酬。并有禁令防止官吏克扣他们的工资,反映了唐人生产关系的某些变化,有积极的一面。但他们对政府有依附关系,甚至没有人身自由,社会地位低下,是受压迫和受剥削者。
唐王朝不惜挥霍人民血汗,贡茶院“有房屋三十余间,役工三万人”,“工匠千余人”。每年春光明媚季节,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常州、湖州刺史率领百官先祭“碧泉涌出,灿若金星”的金沙泉(今尚存,已修茸一新,然后开山造茶。朝廷规定第一批贡茶要赶上清明祭祖大典,因此“阴岭芽未吐,使者碟已频”工人们“扪葛上欹壁,蓬头入荒榛”,“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艰辛疲困不堪,而官员则“有酒亦有歌”,纵情欢乐。
袁高、杜牧曾出任湖州刺史,亲自督造贡茶,对茶叶采制有切肤之痛,斗胆题呈《茶山诗》给德宗皇帝,既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罪恶行径,又减少了贡茶岁额。杜牧《题宜兴茶山》诗云:“山实东南秀,茶为瑞草魁……溪尽停蛮棹,旗张卓翠苔……拂天闻笑话,特地见楼台。”把当时宜兴贡茶区的秀丽风光,繁荣景象描述得十分精到,给我们留下了一段诗写的历史。张文规“牡丹花笑主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突出表述了贡茶在朝廷的显赫地位。
唐代贡焙制把私有茶园变为官茶园,茶农不能因种茶而谋生,反而带来了重重灾难,定额纳贡制,犹如苛捐杂税,加重了茶衣负担,使他们生活日益贫困,两者都是掠夺性的,是茶农双肩一付沉重枷琐,危害甚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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