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上有记载：秦汉时，蜀地和雅安地区的商者就与大渡河以西当时称为牦牛羌、牦牛夷等部族进行过骡马、牦牛等物交往;量少稀有还只为药用的茶叶，也是一项流通货物。从蜀地到达康定的新都桥、塔公草原和木雅藏族聚居区域等地方的道路，人们称这条最早的民间通商交往的路叫“牦牛道”或“马道”。

宋朝时，因北方边疆战事不断，辽、金、西夏等游牧政权的侵扰，战事和运输需要大量的马匹，宋王朝便把“茶马互市”的重点从西北转移到西南。从内地通往康藏地区交通要道就是四川的黎州(汉源)、雅州(雅安)，两地便成了“茶马互市”的重要市场。

到了元朝，由于军马是自给，不需要茶马交易，官方对茶叶的控制，完全在于以税收充实财政。明朝时，北方战乱又起，朝廷迫切需要军马，以茶易马的旧制恢复，施行以茶马司的“茶引制度”，严禁私人贩运到民族地区，也严禁把茶种引过二郎山，违者会处以凌迟。

从唐以来的“茶马互市”以及发展到后来的“茶土交流”都把内地汉族和边疆少数民族联系起来，促进了各民族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始于唐代的边茶业在客观上成为藏汉民族团结交往的重要纽带，对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雅安、名山、荥经、天全、泸定等地到藏汉商贸重镇康定，从康定又分南北两线到青海玉树、昌都，经西藏芒康、察丫、江达等地，直至拉萨，这就是历史上的茶马古道;这就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运输茶叶最多，汉藏民族文化、经济往来最为重要的通道;这个大通道的起始，中段和中心段均在康巴大地腹心——甘孜州。而甘孜州又处在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的特殊的生态、文化格局，使川藏茶马古道纵贯、网布甘孜藏族自治州。

历史在前进，今天的甘孜州早已不是历史上茶马古道那种贫穷落后，靠人背马驮作为运力的景况。汽车已成为主要运输工具，在四通八达的公路上往来飞驰，把藏族需要的茶叶、日用品运往各地;从成都到西藏拉萨有飞机可以直达，结束了千年茶马古道的辛酸历史。

到了清代，边茶是清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乾隆年间，以茶易马的政策完全终止。“引茶制”改为“引岸制”。岸，是指茶叶的固定采购地和销售范围，口岸和路线都是按官方指定的范围。由于清朝逐渐放宽了茶叶的控制政策，从而促进了茶叶的生产和藏汉茶土(土特产)交流为中心的贸易。到清朝中叶，因经营边茶而发家致富的不少，雅安、名山、荥经等县的茶商就发展到了七十多家，以边茶为中心的民族资本逐渐发展起来。康熙四十一年(1902年)清于打箭炉(康定)设官，监督茶叶等贸易，这时康定更加形成了藏汉贸易中心。清朝前中期位于藏汉交通要冲的康定，就必然成为汉藏贸易的重要集散地，边茶业的发展走向极盛时期。那时的炉城(康定)在清史书中说是“全市基础建于商业，市民十之八九为商贾”。

从雅安、名山、荥经、天全、泸定等地到藏汉商贸重镇康定，从康定又分南北两线到青海玉树、昌都，经西藏芒康、察丫、江达等地，直至拉萨，这就是历史上的茶马古道;这就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运输茶叶最多，汉藏民族文化、经济往来最为重要的通道;这个大通道的起始，中段和中心段均在康巴大地腹心——甘孜州。而甘孜州又处在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的特殊的生态、文化格局，使川藏茶马古道纵贯、网布甘孜藏族自治州。

历史在前进，今天的甘孜州早已不是历史上茶马古道那种贫穷落后，靠人背马驮作为运力的景况。汽车已成为主要运输工具，在四通八达的公路上往来飞驰，把藏族需要的茶叶、日用品运往各地;从成都到西藏拉萨有飞机可以直达，结束了千年茶马古道的辛酸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