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茶的历史茶文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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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时期(479~502),品饮武夷茶开始形成一种带有文化色彩的艺术(即茶艺)。当代著名茶叶专家陈椽论证:“武夷岩茶约在距今1500年前的南朝时,就以‘晚甘侯’之名而闻名。”文人为武夷茶“赐封”了“晚甘侯”这带有雅号的爵位,说明茶艺自此时起即具萌芽状态。“晚甘”,蕴含着甘香浓郁,美味无穷(俗称为“先苦后甜”)之意,此雅号的文化色彩与茶味一样,是异常浓郁的。
唐朝元和年间(806~820),文人孙樵馈赠15饼武夷腊面茶给刑部尚书焦某。随礼的信札中写道:“……晚甘侯十五人,遣侍斋阁。此徒皆乘雷而摘,拜水而和,盖建阳丹山碧水(指武夷山)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慎勿贱用之!”函文用拟人化的笔法赞颂武夷茶,诚请焦尚书尽享武夷茶(晚甘侯)的侍侯,“慎勿贱用之”,即要高层次的细品慢饮,切勿牛饮解渴。
此时,民间的品饮也开始讲究茶具、炊器等,并在火候、配水等方面下功夫。把茶叶、饮用和文化气氛联系起来,初步体现了茶文化的艺术内涵,为宋代兴起的茶艺奠定了基础。
宋代是武夷茶生产兴盛时期,饮茶方式日益讲究,从煮饮改为品饮。当时对于名茶泡饮,主要目的不在于解渴,而在于鉴赏。宋徽宗《大观茶论》称,武夷等地之茶“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名山、名水、名茶、加上名人赞扬渲染,武夷岩茶身价更是不凡。
品饮名茶的习俗是随着茶事之兴而趋雅致。宋代武夷山人讲究品茗艺术。文人羽士把饮茶看成是一种精神享受,具有高尚的意境,时称斗茶。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中的“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溪过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就是当时斗茶盛况的写照。斗茶时比味、比香、比色,评比时众目注视,争议时手舞足蹈,胜者趾高气扬,输者垂头丧气。斗茶者的神态,刻划得栩栩如生。斗茶为文人学士所崇尚,其内容有点茶、试茶,以品评茶质之高低而分输赢。
斗茶讲究水质、茶具。当时推崇建窑出品的“兔毫盏”。这种盏底小壁斜,下狭上宽,使茶汤易干而不留渣,使茶的香味散发益显,越宿不馊。建盏在盏口沿下1.5~2厘米处有一条明显折痕的“注汤线”,它是为“斗茶”观察“水痕”而设计制作的。建窑生产的瓷器为宋时全国八大名瓷之一,产地为崇安相邻的建阳县。崇安星村镇的遇林亭窑也生产“兔毫盏”和其它高级茶具。遗址尚存。
宋代“斗茶”,是将“龙凤团茶”碾为细末入盏,注水搅动,以比试茶的汤色和在盏中的水痕来决定品种的优劣胜负。茶之汤色以纯白为上,青白次之,灰白又次之,黄白再次之;盏中水痕,以盏无水痕为绝佳。武夷岩茶斗试,以水痕先出现者为负。
宋代斗茶很重视操作技艺。斗茶时,按茶盏的大小,用银勺挑上一定量的茶末,搁入涤烫过的茶盏中,向盏内注入沸水,调成膏状。在点注时,要准确而有节制,不然,“茶少汤多则云脚散,汤水少则粥面紧”。注茶时还需一手注水,一手执茶筅,旋转拂动茶盏中的茶汤,使之泛成汤花。运筅轻重缓急要得当,与“点注”配合默契,才能达到斗茶的最佳效果。
宋代的斗茶,既是斗色,亦是斗品。宋黄儒《品茶要录》:“茶之精绝者曰斗,曰亚斗,其次拣芽。”斗品最为上。武夷岩茶就是通过斗茶、评品,精选为贡茶的。从而促进了武夷茶的生产,提高茶叶的质量,扩大了武夷茶的影响。
在宋代除了斗茶,朝野上下还流行“分茶”,即以沸水冲茶末,使茶乳变幻成图形字迹的一种游艺,又称“茶百戏”。宋初陶谷在《荈茗录》中载:“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就散灭,此茶之变也。”诗人杨万里《澹庵座上观显上人分茶》诗,生动地描绘了分茶的情景:“分茶何似煮茶好,煮茶不似分茶巧,蒸水老禅弄泉手,隆兴元春新玉爪。二者相遭兔瓯面,怪怪奇奇真善幻。纷如擘絮行太空,影落寒空能万变,银瓶首下仍尻高,注汤作势字嫖姚。”茶水交融,呈现奇妙的变幻,有如悠远美丽的景色,又似劲疾潇洒的书法。
宋代朝廷饮茶的茶品,多是武夷茶。苏轼、范仲淹的诗文为武夷茶增辉添誉,影响到宫廷官宦时常参加斗茶活动。宋徽宗赵佶即酷爱斗茶、分茶之艺。蔡京在《廷福宫曲宴记》中记述了这样一件逸事:北宋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巳,有“通百艺”之称的宋徽宗,召请宰执、亲王等近臣,宴会于延福宫。酒后茶余,兴致勃勃的皇帝,命侍臣取来茶具,亲自注汤表演分茶之艺。不一会儿,“白乳浮盏面,如疏星朗月。”可见“分茶”流行之广,影响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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