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制度都有它的來龙去脉，早在北宋榷茶之前，禁榷制度在中国己经 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在唐代已经出现了对茶叶的专卖。然而，尽管宋代的榷茶有一个制度传承的历史因革，但是宋代榷茶制度的建立，更有其当时的社会背景。

首先，隋唐以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茶业成为一个新兴的重要产业，其社 会经济政治影响日益突出。商品经济的发展，其必要的推动力是商品增值，也就是买进与卖出之间存在差价。商人从事商品贸易，其目的是为了获取高额利润， 因此必然要贱买贵卖。在古代，与粮食产品不同，我国的产茶区主要集中在南方， 而茶叶的消费区，除了南方之外，还有广大的中原地区和北方、西北的少数民族 地区。由于这种产销之间存在的巨大空间距离，使得茶叶贸易多为远程贸易，形 成高额利润，从事贩卖茶叶是一个暴利的行业。

茶业既然如此暴利，但是在唐代之前，我们发现并没有多少关于茶的文献记 载，茶叶的消费也一般局限于产茶区及其附近和宫廷御用。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隋朝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使得南北之间的经济往來更加 便利，大大降低了商品的运输成本，也是茶业经济能够在唐代兴起的一个不可或 缺的条件。而茶叶对于古代不甚发达的交通来说，其便携性更为其在商品经济的 发展中崭露头角发挥了优势。

除了茶叶买卖容易形成高额利润，刺激茶叶贸易发展之外，茶叶巨大的市场 需求量也是茶叶交换市场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茶叶分为不同的品级，既可为生活日用，又可为点缀优裕生活的奢侈品，满足不同的市场需求。从唐代起，饮茶 逐渐成为普遍风气。正如时人李珏所说：“茶为食物，无异盐米，与人所资，远近 同俗。既祛渴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饮茶之风到了宋代更加盛行, 王安石曾说：“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不仅中原地区如此，少数民族也酷爱饮茶。早在唐代中叶，“时回鹘入朝，始驱马市茶。” 北宋熙宁七 年(1074年)，熙河经略使王韶建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其所嗜唯茶……”。

高额的利润，广大的需求，再加上便利的交通，使得茶叶贸易自唐代开始迅 速发展。茶业经济的兴起，引起了唐政府的重视。于是自唐德宗贞元九年(793 年)开始正式对茶叶征收茶税，介入茶叶的销售领域，把茶叶纳入政府管制之下， “是岁，得民四十一万”®,有力的解决了唐政府财政上的困境。榷茶的巨大利益， 是北宋政府重视榷茶的动因之一。

其次，宋朝自立国起，一直处于财政紧张的境地。宋代是历代土地兼并最激 烈的一个朝代，早在立国之初，宋太祖就指出：“不抑兼并，富室连我阡陌，为国 守财尔。”然而，富民买田而不受税额，谓之有产无税;贫民卖田而不推税额， 谓之产去税存。这样的封建赋税制度鼓励了兼并，同时使得田赋越来越少。而在 另一方面，宋代却是历代政府开支中最大的朝代，宋初为加强中央集权而采取的 一些列措施，逐渐造成了冗兵、冗员、冗费的局面。自雍熙用兵以后，更有了巨 额的边费，而此后对辽夏的岁币更是让宋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仁宗庆历以后， 每年入不敷出，差额在三百万以上，以后每况愈下。以至于从来做为“军国之资” 的两税正赋，己不能填补庞大的政府开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财政急需寻找出 路，而征榷的巨大利益，恰恰能够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再次，茶叶在宋代是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由于自唐末以來，中原混战，政 权更迭，使得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的势力趁机迅速扩张起來。契丹盘踞北方，从 后晋手中获得了幽云十六州;党项崛起于西北，控制河西。这种情势下，中原政 权丧失了牧马的场地和马匹的来源，在对抗以骑兵为主力的少数民族侵犯时，更 加被动。于是，买马成了宋政府面临的严峻问题。起初，茶叶在宋代政府买马的 交易中并不占有突出地位。“先是，以铜钱给诸蕃马值，……有司言戎人得钱，销 铸为器，乃以布帛茶及他物易之。” 由于少数民族政权，在用马匹换来铜钱后， 将其铸造为兵器，反过来威胁中原，所以后来以钱易马就渐渐被茶帛等实物代替。 于是，茶叶与军队装备挂钩，成为一项重要的战略资源。

以上是宋代榷茶制度产生和存在的背景所在。但是，北宋初年决定实行榷茶 还具有当时的特定原因。北宋榷茶开始于建隆三年(962年)，根据《续资治通鉴 长编》卷三建隆三年正月丁亥条，“以监察御史刘湛为膳部侍郎，湛奉诏榷茶于蕲 春，岁入倍增”。建隆三年，北宋刚刚承袭了后周，还没有结束五代十国割据的局 面，摆在北宋政府面前的是一个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不管是稳定新生的政权，还 是以战争来结束分裂，都需要强大的财政支持。榷茶对于财政的意义，前面己经 论述过，非常重大。而且，建隆三年的蕲春榷茶，成效也是很显著的。但是，财 政目的并不是宋初榷茶的最主要的目的，因为就当时来说，北宋境内产茶的淮南 四十州并没有榷茶，而榷茶于蕲春，以及《文献通考》卷十八《征榷五•榷茶》 所载的“乾德时东南六路闽浙归职方，余尚未平，太祖榷法盖禁南商擅有中州之 利，故置场以买主，自江以北皆为禁地”，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防止南方商人操纵 中原利权。对于这一点，亦可见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乾德二年(961年)七 月乙未条：“……江北置折博务，禁止商旅过江，诏谕唐主，恐其挟中国之势，有 所侵扰也。”这是由当时特定的时局环境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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