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茶道的四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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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茶的祖国,是茶文化的发源地,起源于中国的茶文化在向世界各地传播时较早地传入日本列岛。中日茶文化交流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一千多年来绵延不断。汉魏两晋南北朝以迄隋,饮茶风俗从巴蜀地区向中原广大地区传播,茶文化由萌芽进而逐渐发展,作为中日文化交流关系的纽带,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下面分四个时期来叙述日本茶道的形成和发展。
一 奈良、平安时代
据日本文献《奥仪抄》记载,日本天平元年(唐玄宗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四月,朝廷召集百僧到禁廷讲《大般若经》时,曾有赐茶之事,则日本人饮茶始于奈良时代(公元710-794)初期。据《日吉神道密记》记载,公元805年,从中国留学归来的最澄带回了茶籽,种在了日吉神社的旁边,成为日本最古老的茶园。至今在京都比睿山的东麓还立有《日吉茶园之碑》,其周围仍生长着一些茶树。
与传教大师最澄从中国同船回国的弘法大师空海,在日本弘仁五年(公元814)闰七月二十八日上献《梵字悉昙子母并释义》等书所撰的《空海奉献表》中,有“茶汤坐来”等字样。
《日本后记》弘仁六年(公元815)夏四月癸卯记事中,记有嵯峨天皇巡幸近江国,过崇福寺,大僧都永忠亲自煎茶供奉的事。永忠在宝龟初(公元770年左右)入唐,到延历二十四年(公元805年)才回国的,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嵯峨天皇又令在畿内、近江、丹波、播磨各国种植茶树,每年都要上贡。《拾芥抄》中更近一步说,在当时的首都,一条、正亲町、猪熊和大宫的万一町等地也设有官营的茶园,种植茶树以供朝廷之用。
日本当时是如何饮茶的?从与永忠同时代的几部汉诗集中可以发现,日本当时的饮茶法与中国唐代流行的饼茶煎饮法完全一样。《经国集》有一首题为《和出云巨太守茶歌》描写了将茶饼放在火上炙烤干燥(独对金炉炙令燥),然后碾成末,汲取清流,点燃兽炭(兽炭须臾炎气盛),待水沸腾起来(盆浮沸浪花),加入茶末,放点吴盐,味道就更美了(吴盐和味味更美)。煎好的茶,芳香四溢(煎罢余香处处薰)。这是典型的饼茶煎饮法。
这一时期的茶文化,是以嵯峨天皇、永忠、最澄、空海为主体,以弘仁年间(公元810-824)为中心而展开的,这一段时间构成了日本古代茶文化的黄金时代,学术界称之为“弘仁茶风”。嵯峨天皇爱好文学,特别崇尚唐朝的文化。在其影响下,弘仁年间成为唐文化盛行的时代,茶文化时其中最高雅的文化。嵯峨天皇经常与空海在一起饮茶,他们之间留下了许多茶诗,如《与海公饮茶送归山》。嵯峨天皇也有茶诗送最澄,如《答澄公奉献诗》等。
弘仁茶风随嵯峨天皇的退位而衰退,特别诗由于宇多天皇在宽平六年(894),永久停止谴唐使的派遣,加上僧界领袖天台座主良源禁止在六月和十一月的法会中调钵煎茶,于是中日茶文化交流一度中断。但在十世纪初的《延喜式》中,有献濑户烧、备前烧和长门烧茶碗等事的记载,这说明饮茶的风气开始在日本流传。
总之,奈良、平安时期,日本接受、输入中国的茶文化,开始了本国茶文化的发展。饮茶首先在宫廷贵族、僧侣和上层社会中传播并流行,也开始种茶、制茶、在饮茶方法上则仿效唐代的煎茶法。日本虽于九世纪初形成“弘仁茶风”,但以后一度衰退。日本平安时代的茶文化,无论从形式上还是精神上,可以说是完全照搬《茶经》。
二 镰仓、室町、安土、桃山时代
(一) 镰仓时代
镰仓时代(公元1192—1333年)初期,处于历史转折点的划时代人物荣西撰写了日本第一部茶书——《吃茶养身记》。荣西两度入宋,第二次入宋,在宋四年零四个月,1191年回国。荣西得禅宗临济宗黄龙派单传心印,他不仅潜心钻研禅学,而且亲身体验了宋朝的饮茶文化及其功效。荣西回国时,在他登陆的第一站——九州平户岛上的富春院,撒下茶籽。荣西在九州的背振山也种了茶,不久繁衍了一山,出现了名为“石上苑”的茶园。他还在九州的圣福寺种了茶。荣西还送给京都拇尾高山寺明惠上人5粒茶籽,明惠将其种植在寺旁。那里的自然条件十分有利于茶的生长,所产茶的味道纯正,由此被后人珍重,人们将拇尾高山茶称作“本茶”,将这之外的茶称为“非茶”。
荣西回国的第二年,日本第一个幕府政权——镰仓幕府成立。掌握最高权力的不再是天皇,而是武士集团首领——源氏。政治的中心,也由京都转移到镰仓。建保二年(公元1214年),幕府将军源实朝醉酒,荣西为之献茶一盏,并另献一本誉茶德之书《吃茶养生记》。《吃茶养生记》分上下两卷,用汉文写成,开篇便写道:“茶也,末代养生之仙药,人伦延龄之妙术也”。荣西根据自己在中国的体验和见闻,记叙了当时的末茶点饮法。由于此书的问世,日本的饮茶文化不断普及扩大,导致三百年后日本茶道的成立。荣西既是日本的禅宗之祖,也是日本的“茶祖”。自荣西渡宋回国再次输入中国茶、茶具和点茶法,茶又风靡了僧界、贵族、武士阶级而及于平民。茶园不断扩充,名产地不断增加。
荣西之后,日本茶文化的普及分为两大系统,一是禅宗系流,一是律宗系流。禅宗系统包括荣西及其后的拇尾高山寺的明惠上人,律宗系统则有西大寺的叡尊、极乐寺的忍性。饮茶活动以寺院位中心,并且是由寺院普及到民间,这是镰仓时代茶文化的主流。
日本文永四年(公元1267年),筑前崇福寺开山者南浦绍明禅师,自宋归国,获赠径山寺茶道具“台子”(茶具架)一式并茶典七部。“台子”后传入大德寺,梦窗疏石国师率先在茶事中使用了台子,开点茶礼仪之先河。此后,台子茶式在日本普及起来。
镰仓时代末期,上层武家社会的新趣味、新娱乐“斗茶”开始流行,通过品茶区分茶的产地的斗茶会后来成为室町茶的主流。
(二) 室町时代
室町时代(公元1333—1573,受宋元点茶道的影响,模仿宋朝的“斗茶”,出现具有游艺性的斗茶热潮。特别是在室町时代前期,豪华的“斗茶”成为日本茶文化的主流。但是,与宋代文人们高雅的斗茶不同,日本斗茶的主角是武士阶层,斗茶是扩大交际、炫耀从中国进口货物、大吃大喝的聚会。到了室町时代的中后期,斗茶内容是更复杂、奖品种类也更多,据记载有茶碗、陶器、扇子、砚台、檀香、蜡烛、鸟器、刀、钱等。比起中国宋代的斗茶来,室町时代的斗茶更富有游艺性,这是由日本文化具有游艺性的的特点决定的。摆弄进口货,模仿宋朝人饮茶,是一件风雅之事。当然,在室町时代的斗茶会里,也有一些高雅的茶会。室町时代的斗茶经过形成、鼎盛之后,逐渐向高级化发展,为东山时代的书院茶准备了条件。
公元1396年,38岁的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让位于儿子义持。次年,他在在京都的北边兴建了金阁寺。以此为中心,展开了“北山文化”。在他的指令、支持下,小笠原长秀、今川氏赖、伊势满忠协主持完成了武家礼法的古典著述《三义一统大双纸》,这一武家礼法是后来日本茶道礼法的基础,而观阿弥、世阿弥父子草创了能乐。公元1489年,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隐居京都的东山,在此修建了银阁寺,以此为中心,展开了东山文化。东山文化是继北山文化之后室町文化的又一个繁荣期,是日本中世文化的代表。由娱乐型的斗茶会发展为宗教性的茶道,是在东山时代初步形成的。在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建造的东山殿建筑群中,除代表性的银阁寺外,还有一个著名的同仁斋。同仁斋的地面是用塌塌米铺满的,一共用了四张半。这个四张半塌塌米的面积,成为后来日本茶室的标准面积。全室塌塌米的建筑设计,为日本茶道的茶礼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日本把这种建筑设计称作“书院式建筑”,把在这样的“书院式建筑”里进行的茶文化活动称作“书院茶”。书院茶是在书院式建筑里进行、主客都跪坐,主人在客人前庄重地为客人点茶的茶会。没有品茶比赛的内容,也没有奖品,茶室里绝对安静,主客问茶简明扼要,一扫室町斗茶的杂乱、拜物的风气。日本茶道的点茶程序在“书院茶”时代基本确定下来。书院式建筑的产生使进口的唐宋艺术品与日本式房室融合在一起,并且使立式的禅院茶礼变成了日本式的跪坐茶礼。书院茶将外来的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结合在一起,在日本茶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以东山文化为中心的室町书院茶文化里,起主导作用的是足利义政的文化侍从能阿弥(1397—1471年),他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通晓书、画、茶。 在能阿弥的指导下,当时所进行的点茶法是一种“极真台子”的茶法。点茶时要穿武士的礼服——狩衣,点茶用具放在极真台子上面,茶具的位置、拿发,动作的顺序,移动的路线,进出茶室的步数都有严格的规定,现行的日本茶道的点茶程序基本上在那时就已经形成了。能阿弥不愧是室町时代的一位划时代的大艺术家,他一生侍奉将军义教、义胜、义政三代,一扫斗茶会的奢靡嘈杂,创造了“书院饰”“台子饰”的新茶风,对茶道的形成有重大影响。他推荐村田珠光作足利义政的茶道老师,使得后者得以有机会接触“东山名物”等高水准的艺术品,达成了民间茶风与贵族文化接触的契机,使日本茶道正式成立之前的书院贵族茶和奈良的庶民茶得到了融会、交流,为村田珠光成为日本茶道的开山之祖提供了前提。如果说村田珠光是日本茶道的鼻祖,那么能阿弥就是日本茶道的先驱。
应永二十四年(1417年)六月五日,一种由一般百姓主办参加“云脚茶会”诞生,云脚茶会使用粗茶、伴随酒宴活动,是日本民间茶活动的肇始。云脚茶会自由、开放、轻松、愉快,受到欢迎,在室町时代后期,逐渐取代了烦琐的斗茶会。
在饮茶文化大众化的潮流中,奈良的“淋汗茶”引人注目。文明元年(1469年)五月二十三日,奈良兴福寺信徒古市播磨澄胤在其馆邸举办大型“淋汗茶会”,邀请安位寺经觉大僧正为首席客人。淋汗茶会是云脚茶会的典型,古市播磨本人后来成为珠光的高徒。淋汗茶的茶室建筑采用了草庵风格,这种古朴的乡村建筑风格,成为后来日本茶室的风格。
日本茶道的鼻祖村田珠光(1423—1502),珠光11岁时进了属于净土宗的奈良称名寺做了沙弥,由于怠慢了寺役,被赶出了称名寺。之后,他来到京都,19岁时进了大德寺酬恩庵(今称一休庵),大德寺是著名的临济禅宗的寺院。珠光跟一体宗纯(1394—1481年)参禅,获得一休的印可。他将禅宗思想引入茶道,形成了独特的草庵茶风。珠光通过禅的思想,把茶道由一种饮茶娱乐形式提高为一种艺术、一种哲学、一种宗教。珠光完成了茶与禅、民间茶与贵族茶的结合,为日本茶文化注入了内核、夯实了基础、完善了形式,从而将日本茶文化真正上升到了“道”的地位。
日本茶道宗师武野绍鸥(1502—1555年)承先启后。大永五年(1525年),武野绍鸥从界町来到京都,师从当时第一的古典学者、和歌界最高权威、朝臣三条西实隆学习和歌道。同时,师从下京的藤田宗理、十四屋宗悟、十四屋宗陈(三人皆珠光门徒)修习茶道。他将日本的歌道理论中表现日本民族特有的素淡、纯净、典雅的思想导入茶道,对珠光的茶道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为日本茶道的进一步民族化、正规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武野绍鸥的另一个功绩是对弟子千利休的教育和影响。
室町时代末期,茶道在日本获得了异常迅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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