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正山小种红茶史研究

一、红茶的发源地在武夷山

(一)武夷正山小种红茶在明末出现是中国最早出现的红茶。

关于正山小种红茶起源的确切时间是没有记载的，无从考证，但把它定为明末出现却是有充分依据的。这些依据就是：明末(16世纪中后期)武夷山出现茶叶发酵技术;当地原住民关于正山小种红茶起源的说法;红茶是高度海外贸易化的商品;国内国外关于武夷红茶出现时间的记载，都说明正山小种红茶应是出现在16世纪中后期至17世纪初之间。

1.明以前没有红茶的记载

在明朝之前，所有现存的史料中都没有关于红茶的记载。

最早提及红茶这一名称的是成书于明朝初期的《多能鄙事》，作者刘基(1311-1375年)，书中饮食类《茶汤法》中“酥签茶”载：“好酥于银石器内熔化，倾入红茶未搅匀。旋旋添汤，搅成稀膏。散在盏内，却以沸汤浇供之。茶于酥相客多少，用桓酥多为茶为佳。四时皆用汤造，冬月造在风炉上”。(1)但这段话中关于红茶的真实性值得怀疑。明宋诩(松江华亭人。字久未，生卒年月不详)著的《竹屿山房杂部》卷22内有与这段话完全一致的记载，但红茶末记为“江茶末”。宋诩的《酥合茶》中是这样记载的：“将好酥于银石器内熔化，倾入江茶末搅匀，旋旋添汤，搅成稀膏子，散在盏内，但酥多于茶，此为佳，此法至简至易，尤珍美，四季皆用汤造，冬间造在风炉子上”;(2)还有刘基著的《茶汤法》中的脑子茶，薰花茶与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22中的脑子茶，薰花茶从内容到文字都完全一致。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在《茶经述评》中说：“明.刘基的《多能鄙事》提及红茶，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该书系伪托，故不拟引以为据”。

2.明末在武夷山出现茶叶发酵技术

(1)明洪武年“罢造团茶”促进了散茶的大发展，催生了茶叶发酵技术的产生。明洪武廿四年(1391年)刚取得天下不久的明朝皇帝朱元璋，为减轻民间负担下诏罢造团茶改贡芽茶。

罢造团茶使一些著名茶叶产区以生产贡茶为主的官办体制解体，促使一向未被重视的散茶在解除了因饼茶传统的束缚后得到空前的大发展。散茶经过明朝二个世纪的发展，至明后期，一些新技术，新工艺及发酵技术先后出现，从而推动了除绿茶外，黑茶、花茶、红茶和青茶等其它茶类的产生和发展。全发酵的红茶和半发酵的乌龙茶作为新技术，新工艺催生的产物，逐渐形成为二种新的茶类，使明朝处于我国古代茶叶制作技术的高峰时期。

(2)明前期是武夷茶的低潮时期。罢造团茶使一向以制龙团凤饼茶著称的武夷山贡茶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改制的芽茶由于制作技术落后，品质低劣。周亮工曾记说：前朝不贵闽茶，即贡者亦只备宫中浣濯瓯盏之需”。足见武夷山当时的茶叶地位受到重大的打击，相当一段时期武夷茶叶品质低劣国内众所周知。至明景泰间(1450-1456年)后才逐渐恢复。清前期武夷山著名的寺僧释超全(1627-1712年)在其《武夷茶歌》中写道：“景泰年间茶久荒，嗣后岩茶亦渐生”。武夷山茶叶低朝时期持续到明末崇安县令招黄山僧以松箩法制建茶”的十六世纪中后期时。

(3)明后期茶叶发酵技术在武夷山出现。明前期，武夷山在罢贡团茶改贡芽茶后，茶叶品质一度低劣，但在那茶叶技术推陈出新的时期，武夷山不断总结经验，引进新技术，结合自己的技术长处，形成了新的先进的制作技术。周亮工(1612-1672，年明崇祯进士，)在《闽小记》中记载了：“崇安县令招黄山僧以松箩法制建茶，堪并驾”。

周亮工记载了引进松箩茶制法后武夷茶的制法：“武夷 ，紫帽，笼山皆产茶。僧拙于焙，既来则先蒸而后焙，故色多紫赤，只堪供宫中浣濯用耳;近有以松箩法制之著，即试之色香亦足。经旬月，则紫赤如故”。众所周知红茶是全发酵茶，泡出的茶水汤色红赤，色多紫赤是发酵茶的特点。

周亮工的记载说明了一个重要的史实：在这一时期武夷山出现了发酵技术。虽说发酵技术的出现，不一定说明红茶就出现，但它的出现却是红茶出现的一个征兆。

“关于松萝茶的出现时间，明代冯时可[明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在其“茶录”总叙中记叙了松萝茶的出现：“徽郡向无茶，近出松萝茶，最为时尚。”又据《歙县志》写道：旧志载明隆庆间(公元1567-1572年)，僧大方住休之松萝山，制法精妙，郡邑师其法，因称茶曰松萝，……”，据此可认定松萝茶是出现于十六世纪中后期的一种炒青绿茶。那么松萝茶传到武夷山应是十六世纪中后期以后，但肯定在周亮工记载引进松萝茶制法之前，那么武夷山出现发酵技术应是在十六世纪中后期以后，十七世纪初之前的明末时期。

3.桐木村原住民关于正山小种红茶起源的说法

武夷山市(原崇安县)星村镇桐木村东北五公里处的江墩，庙湾自然村是历史上正山小种红茶的原产地和中心产区。当代茶叶泰斗张天福先生曾为庙湾题词“正山小种发源地”。

江墩因江姓而名，江姓自宋末定居江墩至今有廿四代五百多年，其家族世代经营茶叶，有《茶叶世家》(3)之称。其廿四代传人江元勋讲述其家族流传有红茶产生的说法：其先祖定居桐木关后世代种茶，约在明末某年时值采茶季节，北方军队路过庙湾时驻扎在茶厂，睡在茶青上，待军队开拨后，茶青发黑，老板心急如焚，把茶叶搓揉后，用当地盛产的马尾松柴块烘干，烘干的茶叶呈乌黑状，并带有一股松脂香味，烘好的茶当地没人要，便挑到距庙湾45公里外的星村茶行贱卖。没想到第二年茶行老板便给2-3倍的价钱定购该茶，并予付钱两，之后红茶便越做越兴旺。关于红茶起源的这一传说也记载在《中国茶经》上。

”正山小种红茶也称烟小种红茶，其外形乌黑，当地人先以地方口音称为“乌茶(音读wu da)，后因其汤色红赤才称红茶。但与庙湾相邻的光泽司前干坑一带至今仍称红茶为乌茶。正山小种红茶外销后，因其产地武夷山，所以英国人称其为武夷茶(BOHEA TEA)。

由于外国特别钟爱这新出现的红茶，且生产红茶的利高，销路好，当地生产的小种红茶(乌茶)供不应求，周边便开始仿制。著名的闽南藉武夷僧人释超全(名阮 锡，同安人)，在武夷山久为寺僧，对武夷茶极为推崇，曾写下著名的《武夷茶歌》，晚年还俗，返居厦门。他在1706年又写了《安溪茶歌》，歌词中讲到了武夷红茶外销西洋的盛况及被仿制的情形：“迩来武夷漳人制，紫白二毫粟粒芽。西洋番舶岁来买，王钱不论凭官牙”。“迩来武夷漳人制”讲的是近来的武夷茶是上漳泉人仿制的，主要的种有紫毫和白毫等茶，阮 锡对武夷茶十分熟悉，他这里的紫白二毫指的是武夷红茶紫毫和白毫(4)。在厦门的茶市场上购买了标有武夷商标的“紫白”二毫烹饮，饮后便知是“漳人制”的安溪茶。这首诗歌写于1706年，它记述了二个历史事实，一是自1684年清政府解除海禁后，英商等外国船只可以直接靠泊厦门港购买武夷红茶，茶叶贸易十分红火;二是在十七世纪初，在厦门附近的安溪便有仿制武夷紫白二毫红茶。说明在十八世纪初武夷红茶的海外需求急剧扩大，仅在武夷山生产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仿制的武夷红茶已经超出了武夷山的周边地区。释超全记载的武夷红茶被仿制的时间比武夷山现有留下的记载还要早些。清雍正年间(1732年)崇安县令刘靖在其《片刻余闲集》中记载了这种仿制的土名“江西乌”的红茶私售于崇安星村的市场上：“山之第九曲尽处有星村镇，为行家萃聚所，外有本省邵武，江西广信等处所产之茶，黑色红汤，土名江西鸟，皆私售于星村各行”。

”仿制的“江西乌”与桐木一带的“乌茶”在品质上还是有区别的，于是就有了“正山和“外山”之说。《中国茶经》称“产于福建崇安县星村乡桐木关的称'正山小种’”，所谓“正山小种”红茶之“正山”乃表明是“真正高山地区所产之意”，正山所涵盖的地区，以庙湾、江墩为中心，北到江西铅山石陇，南到武夷山曹墩百叶坪，东到武夷山大安村，西到光泽司前、干坑，西南到邵武观音坑，方圆约600平方公里，该地区大部分在现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外山小种”指政和、坦洋、屏南、古田、沙县及江西铅山等地所产的仿制正山小种品质的小种红茶，质地较差，统称“外山小种”或“人工小种”。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早在18世纪初，武夷红茶的海外贸易已经十分红火，被仿制的武夷红茶已经大量出现，而决不是有些人说的武夷红茶在清道光年间(十九世纪初)出现。

4.红茶是高度海外贸易化的商品，从而印证武夷红茶出现在海外贸易初起的明末时期。

高素焕，庄任先生在红茶产区调查时有一个奇特的发现：“产区农民生产红茶而又从不饮用红茶，这就引出一个推论---红茶应是为海外贸易发展而兴起的产物。”(5)红茶产区不饮红茶，原因可能是产区农民更“知底”，认为这种茶是变质茶叶制成的，是与传统的绿茶在色、香、味上都完全不同的“异类茶”、“劣质茶”而不堪饮用。红茶产区不饮红茶，也不在国内销售，这在中国所有的茶类中都是没有的现象，说明它在国内没有市场，它的市场在国外。是完全海外贸易化的商品，由此可以推论：武夷红茶的出现当在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海外贸易兴起，欧洲的葡萄牙人和随后而至的荷兰人到达中国的时期，只有这时才有可能发生红茶的海外贸易，那么红茶的出现不会早于这个时期。从而也印证了武夷红茶出现在海外贸易初起的16世纪末的明末时期。

5.国内关于武夷小种红茶最早的记载是1640年。吴觉农先生著的《茶经述评》曾查阅了全国2000多州县志中有关茶叶的记载，在提到红茶产生的年代时写道：“在现产红茶的各省各县地方志中，可以查到的最早记述红茶的有下列各县：

1)湖南《巴陵县志》(清同治十一年)载：“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与外洋通商后，广人每挟重金来制红茶，土人颇享其利，日晒者色微红，故名红茶。

2)湖南《安化县志》(清同治十年)载：咸丰七年(1857年)戊辰九月，知县陶燮厘定红茶章程。

3)湖北《崇阳县志》(清同治五年)载：道光季年(约1850年)，粤商买茶，其制，采细叶暴日中揉之，不用火炮(同炒)，雨天用炭烘干。往外洋卖之，名红茶。

4)江西《义宁州志》(清同治十年义宁州治所在今江西修水)载：道光间(1821-1850年)，宁茶名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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