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窑也称汴京官窑。相传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在汴京附近设立窑场，由官府直接经营，专烧宫廷用瓷器，即北宋官窑。南宋顾文荐《负睻杂录》记载：“宋宣政间（宣和、政和即公元1111~1125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南宋叶寘在其《垣斋笔衡》中对北京官窑亦有记载：“政和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明代《事物绀珠》、《留留青》因袭此说。当时的京师即汴京(今河南开封)，因宋代汴京遗址已沉入地下，至今日为止，尚未发掘出北宋官窑遗址。对于北宋官窑遗址缺乏考古发掘地资料和充足的文献资料的支撑，因此，时至今日，关于北宋官窑遗址在何处，仍有不同说法，一般有三种说法：一说北宋官窑即为汝窑；二说否认北宋官窑的存在；三说为北宋官窑即为汴京官窑，它与南宋时的修内司官窑先后存在。支持第三种说法的人较多。

北宋官窑传世品很少，形质与工艺与汝窑有共同处。器多仿古，主要有碗、瓶、洗等。胎体显厚，胎骨深灰、紫色或黑色，釉色有淡青、粉青、月白等，釉质莹润温雅，尤以釉面开大裂纹片著称，不同于南宋官窑和汝窑及龙泉窑瓷器。底有文钉烧痕，有“紫口铁足”的特征。

北宋朝廷所设的官窑位于何处呢？根据宋人陆游关于北宋朝廷“惟用汝器”的记载，我最初认为：“朝廷先是在汝州民窑中搭烧宫廷用瓷，随着宫廷用瓷需求量的增加，朝廷终于将这些民窑改为官办窑场，专烧宫廷用瓷，并可能再增 一些窑场，于是形成了北宋官窑。”１９９６年，我在《宋代官窑探索》一文中指出：“朝廷‘命汝州造青窑器’时，承烧御用瓷器的窑为民窑，生产性质属官搭民烧，由汝州地方官监管，后来朝廷‘自置窑烧造’，这个窑就是北宋官窑，地点在汝州。”从宝丰清凉寺窑址的发掘情况看，天青釉瓷器的年代确有早晚之分，而瓷器质量也存在明显的由粗到精的提高过程，这些都印证了我早年对汝窑和北宋官窑所作的判断。

也有人根据窑址出土的“元丰通宝”和“元符通宝”铜钱而判断御用汝瓷始烧于宋神宗元丰年间，停烧于宋徽宗前期。 其实，这些观点均因证据不足而缺乏说服力。

首先，朝廷命汝州烧造青瓷的时间古籍没有交代清楚，所能作出推断的依据只是定窑“芒口”瓷器出现的年代和越窑走向衰落的时间，但这却是大致的、不甚确切的时段。其次，朝廷开始掌窑烧瓷的时间是“政和间”，即政和年间，一说为“宣政间”，就是政和至宣和年间，不知所谓的“政和元年”以何为据？再者，在“元丰通宝”出现前，窑场可能已经设立，而铜钱从铸造到进入流通存在时间上的滞后，并且使用的时间较长，故难以作为判定窑址年代上下限的可靠尺度。必须指出，汝窑这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实际上是对汝州辖区内的烧造御用青瓷的窑口的统称，它包括汝州府监管的和朝廷掌控的两类窑场，后者就是狭义的北宋官窑。

２０００年，正当人们因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的庐山真面目基本显露而踌躇满志时，汝州张公巷又发现了类似的窑址，于是激起了汝窑研究的新的浪花。张公巷窑址经过三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瓷片和窑具，实物资料表明，该窑的青瓷精品质量不亚于清凉寺汝窑的同类产品，而淡青绿釉、白胎等特征则使它别具一格。人们在对此窑究竟是否北宋官窑的判断上游移不定的同时，提出了其为金元时期仿“汝”或仿“官”的可能性。还有人因窑址未发现青瓷祭器而否定它的官窑属性。然而，在亲眼看到张公巷窑址的极品青瓷碎片后，我坚定地认为这处窑场就是“政和间”或“宣政间”朝廷设立的官窑，理由有四个：

1、北宋统治者喜好青瓷，是由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审美意识和文化传统决定的，女真族建立金和游牧民族建立元以后，中原地区的人文出现了时代性的巨变，所以此时仿“汝”或仿“官”，缺少风俗和理念的支撑；

2、金元时期北方制瓷业江河日下，器物质量多显粗陋，在汝窑故地突兀地冒出产品用“芝麻花细小挣钉”支烧、做工极精的青瓷窑场，那它的技术从何而来？服务对象又是谁？毫无疑问，只有才艺绝世、穷奢极侈的宋徽宗才会设窑烧制这类青瓷；

3、宋仁宗在祭神时已“器必全玉”了，到北宋晚期，极度奢靡的宋徽宗又怎么会用大量的次于金玉的瓷器去祭神呢？所以此窑即便不产青瓷祭器亦是符合情理的，这与疆土半丧、偏安江南、财力窘迫的南宋统治者不可同日而语；

4、北宋人徐兢于宣和六年（１１２４年）奉命出使高丽时，看到高丽窑在仿烧“汝州新窑器”，这类瓷器传世较多，除了支烧方法与汝窑相似外，其釉色不类以往所见的汝瓷的天青色，反而与张公巷窑址所出上品的淡雅的青绿色相仿，这有力地证明张公巷窑就是“汝州新窑”——北宋官窑。